白話文

白話文

白徠話文又稱語體文、俗語,指的是以現代漢語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它是相對於文言文而說的。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

簡介


白話文
白話文
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即用白話寫成的文章,也稱語體文。那麼白話文也就比口語更加書面化。
古代的正統文體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視秦漢經典著作為範式,並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面文體。古代在東漢以前,使用竹簡、絲帛等作為文書載體,必然要求文字簡潔。東漢改進了造紙術,使用紙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后,這些都為白話文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在古代,文言文形式規範,並且用詞用字較為統一。而由於方言的差異,白話文在各地差別較大,因此交流呈現出地域差異的特性。
吳語白話文(上海話)
吳語白話文(上海話)
漢語主要白話文主要有四種,他們分別是 官話白話文(京白)、吳語白話文(蘇白,如右圖)、粵語白話文(廣白)以及 韻白(明代官話——中州韻白話文)。除了以下四種,還有很多白話。未能識別屬於何種方言大類的,統稱為“土白”。我們生活中所常說的白話文,是指官話白話文。

歷史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清末的“新文體”是夾用口語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象小腳放大的“語錄體”。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文體改革趨於成熟。
言文脫節、格式束縛,早在唐宋時代就有人出來反對。唐代韓愈徠(768-824)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史稱“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駢體起源於漢魏,成熟於南北朝,講究對仗和聲律,四字六字相間,稱“四六文”。韓愈反對這種注重形式、束縛思想的文體,提倡接近口語、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體恢復到未受駢體束縛以前的時代,所以稱為“古文運動”。“古文”其名,“革新”其實。
唐代寺廟,宣傳佛教,用講故事的方法吸引群眾。一邊展示圖畫,一邊說唱故事。圖畫稱為“變相”,說唱底本稱為“變文”。有散文韻文相間的,有全部散文的。後世發展成為鼓詞彈詞。這是早期的白話文學。
宋代的“語錄”是又一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一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
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說書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說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
明清的章回小說,例如《金瓶梅》、《紅樓夢》和《水滸傳》等作品,是用當時的白話書寫,使白話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但是,當時的文學正宗依然是文言文。
清末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反對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寫的新詩,是文體解放的開路先鋒:“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話、廢文言”。他說:白話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時間)、免枉讀(誤解)、便幼學、煉心力(思想)、便貧民”等項是先進思想。陳榮袞是提倡報紙改用白話的第一人。王照制訂官話字母,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這時候,各地出版了多種白話的小型報刊。白話原來是一種民間文學,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體,不是文學正宗,沒有法定地位。
白話文學史
白話文學史
五四前後,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舊文學不是指舊時期的文學,而是指舊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文言的,內容是陳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學不是指新時期的文學,而是指新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白話的,內容是新穎的,思想是革命的。

運動


對於“白話文”的淵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認變文是一種(白話)文學,認同變文是通俗(白話)小說的肇始”。
胡適稱“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的佐證。”為確立“白話文”正宗的書面語地位,他極力尋找“歷史的依據”。因此,在他那裡“白話文”是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指與“官方文學”、“廟堂文學”相對的歌謠、語錄、彈唱等形式的“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作書;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一言蔽之,在胡適看來,每個朝代都有“白話文”的存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白話史”。周作人則認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
胡適
胡適
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中,許多學者認為“公安派推崇白話文學可視為‘五四‘新文學之前驅’”一般地,我們認為從北宋到清末是“白話文”潛伏、蓄勢、發展的重要階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話本、明代的話本和擬話本、明清的小說如《水滸傳》、《金瓶梅》等等。“白話文”作為一個“口號”與“術語”的出現與晚清白話文運動有緊密聯繫。“新詩派”的先行者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力主“詩界革命”;南社主將柳亞子主持《自治白話報》,文章以白話文為主。這期間“有裘廷梁等呼籲提倡白話文”。1887年出現了近代最早的 白話報——《申報》的副刊。“根據現今能找到的資料,清末最後約十年間,出現過140份白話報和雜誌。”
晚清白話文運動開啟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但其性質是不同於“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它仍屬古代白話文的範疇。白話文學,只是因為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些字,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了一點,所以認為用白話文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現代白話文是‘話怎麼說就怎麼寫’。“白話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語體範疇,是不同於用“白話”寫文章的文學現象,其最終取代文言文成為主要的書面表達方式,是“五四”的白話文運動。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倡導“活文學”,是整個白話文運動的濫觴。同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與之呼應。隨後,胡適又有《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提出“作詩如作文”,“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等主張。這期間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紛紛撰文闡明自己對“文學革命”的觀點。
胡適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係,“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於傳統觀念的漫長歷史及客觀條件的複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一面,不遺餘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白話文學工具’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一年多的新發明。”⑿較之胡適的激進、偏執、決絕的姿態,周作人略為冷靜,他在強調文字改革的同時,更重視思想的改革與轉換,否則雖用了白話“思想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古文與白話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劉半農也認為文言、白話“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之處”。“1920年1月,依當時的教育部頒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也統一運用語體文(白話)。”
這標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是“白話文”內部也面臨著嚴重問題:美學意蘊的缺乏;思想內容與文字表達的脫離。對此胡適早就有所意識,“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五四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詩集《嘗試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體”小說無不具有開創或奠基的意義。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白話書面語創作在各種體裁一一展開,並在實踐中接受了檢驗。其中爭論最大的是白話詩歌(新詩)。胡適的創作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格律,卻帶來了“非詩化”的傾向;郭沫若女神》則能較重視詩歌本身的規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創作是前二者的反撥,使詩歌走向“規範化”,並在“新”、“舊”的聯繫中,確立了白話詩的現代美學原則。
在中國的教材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

特點


白話文,淺顯通俗,在語言上,生動、潑辣、粗獷、生活氣息濃厚,富有表現力。綜觀“五四”白話文運動,它廣泛吸收了西方的辭彙資源、語法結構,在語言、文字、思想等多層面展開,這場運動不只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同整個思維觀念的革新及國家現代化運動緊密聯繫。“白話”與“文言”的較量,很大層面上也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撞擊。

評價


白話文
白話文
“白話文”與大眾口語有緊密關係,“大眾語不是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大眾化’,即是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懂得的本領。”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就是要做‘更淺顯的白話文’”。一些論者認為白話文運動是大眾化運動的前奏;其實這二者的概念內涵 是有區別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話文運動”等同於“大眾化”。此外,白話文運動也是30年代左聯時期“大眾文藝”,40年代解放區“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理論起點,後者是對前者的延伸與凸現,同時隨之即來的是概念內涵的窄化。“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的一個範疇確立之後,時至今日,仍有一些爭論與闡釋,主要集中在“反思”層面,如錢穀融《反思白話文》等等。
白話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達人們說話時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難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腦筋,經過反覆思考才知道所表達的意思,白話文呢,很容易表達自己所認為的東西,方便易懂。
白話文是中國發展的需要,它簡練,通俗易懂。以白話文運動為發端的文學革命,對傳播新思想,繁榮文學創作,推廣國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現代書面白話文語言仍然有著各種不同的層次,一個人要參與哲學界的學術討論必須掌握現代哲學的一整套基本話語體系,一個人要參與經濟學的學術討論必須掌握一整套現代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參與社會書面對話的人都必須掌握像文言文那樣與自己現實日常口頭語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獨立的話語體系,因為現代各種不同專業的話語體系都是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基礎上逐漸豐富發展起來的,這種種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言也能具體運用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交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