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馬辛

胡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中“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后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後轉文學院哲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

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二年多；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是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去美國，後去台灣。1954年，任台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后，“他們負背著保存入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孔教不能適應時勢需要”，“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等。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參加“庚款”留學考試時改名胡適，字適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世為安徽績溪人。其父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歲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有著作《台灣紀事兩種》傳世。先生一生領盡風騷，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逝世，享年72歲。

五四時期，胡適連續撰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理論倡導的同時，胡適還進行了一些文學創作的“嘗試”。其小說、劇本均未見成功，獨有出版於1902年的《嘗試集》，乃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頗有開拓之功。

文學創作非其所長，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另一主要貢獻是輸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當年都是振聾發聵之作。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人權論集》，再到主辦《獨立評論》，胡適始終堅持獨立姿態和批判精神。抗戰軍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后又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其始終保持書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義知識分子。

胡適稱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並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於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並推廣其“科學方法”。

胡適治學有兩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國哲學史，一是中國文學史。儘管《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版了上卷，《白話文學史》也沒有下編，可這兩部書都是建立規範並奠定學科基礎的經典性著作。後人可以讚賞，也可以批評，卻無法漠視其存在。前者的平視諸子以及歷史的眼光，後者的雙線文學觀念，都是對本世紀學術發展影響甚深的“大膽假設”。另外，他首創新紅學，重修禪宗史，以及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中國章回小說，都是開一代新風，功不可沒。

抗戰以後，因奔走國事，再加上自身學術路數的內在限制，胡適學術上未能更上一層樓。晚年沉醉於《水經注》疑案，目的在為戴震辯白，下力甚大，據專家說，至今無人在《水經注》的研究上超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