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谷溫

鹽谷溫，出身於漢學世家，曾祖父曾經是醫生，可是後來成為研究漢學的學者。鹽谷溫是鹽谷家的第四代漢學研究者。他先後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大學漢文科和東京大學大學院（相當於研究生院）學習，190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留校在大學院工作，1905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講師，1906年成為東大中國文學科副教授，同年秋天由文部省派遣赴德國留學，1910年從歐洲留學歸來，按預訂計劃又前往中國留學，到中國長沙投入葉德輝門下學習元曲，1912年結束留學生活回到日本。1920年以《元曲研究》論文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教授。他在中國學方面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對中國小說史和中國戲曲的研究上。鹽谷溫是文學博士，東京大學教授，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專家。

中國人知道鹽谷溫，很多是因為20世紀20年代的那場“剽竊”紛爭。1925年11月，陳源（西瀅）在《現代評論》的“閑話”欄目中撰文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由此引發了一場辯論。直至80多年後的今天，仍時有餘波泛起。這場辯論使更多的國人聽到了鹽谷溫這個名字，而魯迅對事實的澄清，也在無意間令許多學人驚詫於東洋島國這位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卓著成績。

鹽谷溫在中國小說史研究方面的成績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現代“三言”及話本研究史上他具有開山之功。但是最有代表意義的，無疑還是他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是他在1917年夏的講稿基礎上，又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主要修正、增補了戲曲、小說的內容之後，於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完稿、1919年出版的。這部著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第六章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鹽谷溫在中國小說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建構中國小說史的框架

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略》可以說是正式出版而有較大影響的一部早期的中國小說史著作。他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別具一格。他在《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序言中說：“中國文學史是縱地講述文學底發達變遷，中國文學概論是橫地說明文字底性質種類的。”以文體分類橫向勾勒中國文學的風貌，鹽谷溫的此書為開山之作。正如內田泉之助在孫譯本《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的序言中所說的，鹽谷溫在撰寫中國文學分體史、特別戲曲、小說史方面功不可沒：“在當時的學界，敘述文學底發達變遷的文學史出版的雖不少，然說明文學底種類與特質的這種的述作還未曾得見，因此舉世推稱，尤其是其論到戲曲小說，多前人未到之境，篳路襤褸，負擔著開拓之功不少。”這種“開拓之功”，首先表現在對於中國小說史框架的建構上。鹽谷溫將中國古代小說史分成四個階段，也可以理解成將中國古代小說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

2、東西方學術觀的兼容

鹽谷溫幼承家學，具有紮實的漢學功底；長游西方，接受了近代科學的方法。他沐浴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期東西方學術交融的思潮中，其《中國小說史略》也滲透著這種新的時代的精神。

鹽谷溫在其《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的序言中說：“中國是文學底古國。有四千年的歷史，跨四百餘州底土地，人口之多實號稱四萬萬。泰華巍巍聳千秋，江河洋洋流萬古，天地的正氣鍾於此。三代底文化夙開，漢唐之世，尊崇儒道，獎勵文教，濟濟多士，翱翔翰苑，吟詠風月，發揮詩賦文章底英華。及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對於國民文學產生了不朽的傑作，實際作家之數，篇什之量，在年代底久遠和種類底豐富這點上，世界底文學不見其比。”其字裡行間，對中國文學、東文文明充滿著真誠的敬意。這正是他編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和一生做學問的出發點。然而，他在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並沒有完全依據中國傳統的小說觀和治學的方法，而是折衷了當時東西方不同的小說史觀和方法論進行工作。

鹽谷溫留學回國后的鹽谷溫對元明戲曲很有興趣，並對這方面開始進行研究。在“大學院”(大學研究生院)的講課，也馬上選擇了《元曲選》 。當時他不只是在課堂上講授元曲，還動員研究生作《元人雜劇百種曲》的譯註。後來，在內閣文庫又發現了明版的“三言二拍”，他就開始著手研究和翻譯。他的這方面的研究後來結集成為《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戲曲小說為內容的中國文學史。這本書中的講詩文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其餘的三分之二是對戲曲小說的解說。從這種破格的寫法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時候致力於新的領域的意向。

鹽谷溫在大學授課的時期，是日本在維新以後各方面都正在邁向現代化的時期。即使在文學領域，也是傾向於西化的時代。“文學”首先是指小說、戲曲，所謂“文學研究”首先就是小說、戲曲的研究，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這個看法用於中國文學研究，那麼中國文學中優秀的小說、戲曲就理所當然成為研究對象，這種認識逐漸為更多的人所接受。

當時的日本漢學界中，關心日本國內現代的文學運動，做翻譯、寫評論、也搞些創作的文學青年很多，對於戲曲小說這個中國文學中尚未開拓的領域持有興趣的人也不止一兩個。

在日本的大學中，鹽谷溫並不是講授“元曲”的第一個人。在京都大學，狩野直喜早已經在講授元曲了。鹽谷出國留學前，曾從狩野直喜那兒得到過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議。狩野直喜作為京都文科大學(京都大學前身)的創始者之一，擔當支那哲學史教授。兩年後，學校開設了文學科，他兼任中國語言學和中國文學的教授，東京帝國大學的後輩、學生中，敬仰他的人很多。

鹽谷溫的中國戲曲小說研究，特別是他的元曲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首先表現在，他對戲曲小說的藝術價值和文學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辯會出版了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戲曲和小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著。該書分為上下兩編，與一般以時代劃分章節的斷代文學史不同，上編由“音韻”、“文體”、“詩式”和“樂府及填詩”四章組成，下編包括“戲曲”和“小說”兩章。從章節數目來看似乎上編多於下編，但實際上上編只是為下編所做的知識鋪墊，下編才是真正論述的主體內容。全書的整體結構，詩文部分只佔三分之一，而其餘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對戲曲小說的評論，這種結構比例是打破傳統的。日本直到19世紀末，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詩歌散文方面，戲曲小說始終是屬於邊緣地帶的“俗文學”。然而在鹽谷溫的研究視野中，被文人雅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卻堂而皇之地佔據了重要位置，與傳統的所謂“古典”文學相抗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日本放送大學教授傳田章把鹽谷溫在大學講授“俗文學”的做法稱作“一種革命行為”。（《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史》）

鹽谷溫致力於推進日本中國學界的俗文學研究時，對元曲顯示出了尤為特殊的關注。1912年9月，剛剛留學歸國的鹽谷溫開始在東大講授“中國文學概論”，同時講授的還有以元曲為中心的“中國戲曲講讀”，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也首先確定為“元曲選”，此外，還有“《西廂記》講習”等元曲專題課。而他自己的博士論文正是《元曲研究》 。鹽谷溫先後著有《元曲概說》 、《關於元雜劇》等元曲專論，編譯過《元曲梧桐雨》 、《元曲選》、 《歌譯西廂記》等元曲作品。他指出：“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於國民文學中成就不朽之傑作。就中推漢文、唐詩、宋詞、元曲，為空前絕後之作。”（《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序言》）可見，他不僅把元曲視作元代文學的代表，而且將其與“漢文、唐詩、宋詞”並列為整個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鹽谷溫的元曲研究，已經從以往零星的對元曲作品和作家的個案研究，發展為對元曲發展軌跡做歷史勾勒的整體研究，擺脫了針對單個作品加以註釋、鑒賞的研究狀態，以更加宏觀的視角，提升出具有理論價值的認識，從而更具學理性和科學性。

鹽谷溫元曲研究的開創性還體現在，他採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視角。這使他的研究脫離了江戶時代和明治前期的傳統“漢學”，進入了近代“中國學”的層面。這種近代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將元曲純粹地作為一種外國文學來對待，擺脫了對中國文化的膜拜意識，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客體對象。19世紀以前的日本漢學，不僅把中國文化作為研究對象，而且更作為吸收對象，因而漢學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組成部分，所謂“中國學問”也是衡量學者們自身修養的重要標準。而元曲由於其偏離正統文學的邊緣身份，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學問”。另一方面，鹽谷溫擔綱中國文學課，正值東大完成從“和漢文學科”經“漢學科”到“文、史、哲三學科”的改制，從“漢學科”中分離出來的“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急需擺脫“經學”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鹽谷溫不同於傳統漢學的研究態度，也可說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將元曲置於世界文學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方法。這與鹽谷溫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有關，同時也與他的留學經歷密不可分。日本自明治維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開端是向西方敞開門戶、悉心學習。在這一過程中，學術界的近代化也呈現出模仿歐洲的趨勢。近代日本中國學的形成，即與歐洲近代社會科學，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歐洲中國學（Sinology）密切相關。鹽谷溫雖然出身於漢學世家，自身又成長為中國學家，但他在學生時代卻沒有學習漢語，而是學習英語（中學）和德語（高等學校和大學），他的第一個留學國家也並非中國而是德國。正是在德國留學期間，鹽谷溫較為深入地了解了歐洲的元曲翻譯和研究成果，並受到很大啟發。他曾在歸國后的彙報演講中說：“意想不到的是，法國學者中巴贊、儒蓮、多尼等人已有詩曲小說翻譯，令人十分驚異。……《西廂記》、《琵琶記》等連合適的日語翻譯都尚未得見，卻已有了法文譯本，這一事實實在令人汗顏。”（《遊學漫言》）巴贊在其編著的《中國戲劇選》的長篇導言中，首次向法國介紹了中國戲曲的歷史演變和特點，為西方提供了一個中國古代戲曲發展的總體輪廓。這種思路也給鹽谷溫的元曲研究帶來了啟示。

鹽谷溫不僅注意到了元曲在歐洲引起的反響，而且將其納入了自己的研究。他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就介紹了《西廂記》、 《琵琶記》等作品在19、20世紀法國的傳播和影響，揭示了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此外，鹽谷溫還撰寫了大量探討文學、文化關係的具有比較文學性質的論文，如《由文學上所看的中日的關係》（《斯文》1928年7月）、《中國的文化與日本的文化》（《斯文》1936年7月）、 《中國文學與國文學的交涉》 （《國語與國文學》1938年4月）等。

第三，鹽谷溫對於研究對象國的語言、文化以及研究對象本身都有過切身的體驗。在全面展開元曲研究之前，鹽谷溫曾親自到元曲誕生的故鄉———中國留學三年。1909年秋，他先到北京學習了一年漢語。1910年冬，他又到湖南長沙投入葉德輝（1864-1927）門下專門學習元曲，至1912年8月才歸國。這種語言、文化方面的實地經驗，在近代以前日本傳統漢學階段是不曾有過的。“江戶時代的漢學家，沒有任何人在中國進行過實地考察，更沒有任何人體驗過中國文化的生活特點。”（嚴紹璗）而且，在日本“學中國文史哲的學生在高等學校根本沒接觸過中文。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日本的戰敗”。（傳田章）語言文化的實際經驗，使鹽谷溫的元曲研究不僅借鑒了西方的觀念方法，還汲取了中國的研究成果。鹽谷溫本人明確地表示過，中國國內特別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等一系列元曲研究著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礎。

鹽谷溫的東西方留學經歷，使他獲得了超越國別文化研究的相對寬闊和深厚的知識結構，同時具有本國的、特定對象國的乃至其他國家的文化素養。這種文化素養既包括多種語文的能力，也包括多種文學、歷史和哲學的素養。這對於研究者以客觀的態度得出科學的結論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