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史略

全書共二十八篇，書後附有《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是作者1924年7月在西安講學時的講稿。《中國小說史略》對中國小說的發生和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探索。它從遠古的神話與傳說起溯，其後依序論述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各個階段，從漢代小說、六朝小說至唐宋傳奇，從宋代話本及擬話本、元明的講史小說、明代的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至清代的擬晉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直至清末的譴責小說。魯迅運用唯物主義觀點和科學的比較方法，對小說的產生、發展和變遷，對歷代小說興衰變化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原因，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評價，以及各類小說的思想藝術特色，都做出了概括和總結。

中國小說歷來不為文人所重視，不登大雅之堂。作者將上古神話傳說視作魏晉志怪小說的本源，認為小說至唐代有一個較大的變化，到宋代又有一個變化，志怪多欲取信於人，文辭也變得平實，傳奇則擬古而無獨創。宋以後白話小說蔚為大觀，文言的擬晉唐志怪傳奇，也有續作，同時也論述了各類題材小說在近代的發展。具體地說，該書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徵引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說明小說之名的起源及歷代對小說的分類與態度，闡述歷來輕視甚至敵視小說的“史家成見”的由來，極力鼓吹小說的重要地位。其餘27篇對中國小說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了初步勾勒，先是追溯遠古神話與傳說，其後論述漢代小說、六朝小說、唐宋傳奇、宋人話本、宋元擬話本、元明講史、明代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擬話本、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及清末譴責小說。其中第二至四篇考述從上古神話傳說至魏晉問假託漢人所撰各種神仙傳記的小說成型史。第五至七篇研究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說及《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第八至十篇論述唐人傳奇與彙輯各種故事逸聞的“雜俎”。第十一至十三篇考論宋人志怪小說、傳奇、話本與擬話本。第十四至二十一篇評述元、明講史，明代神魔小說與人情小說，附論明代擬宋代市人小說及清人選本與續作。第二十二至二十八篇論析清代擬晉唐傳奇志怪、諷刺、人情、以小說見才學、狹邪、狹義與公案、譴責等七大類型小說。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地位卑微，歷來被視為小道末流、“街談巷語之說”，不登大雅之堂，搞學術的人也不屑於去碰小說。17世紀的金聖嘆說《水滸》的文學價值不下於《史記》、《戰國策》，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一眼光堪稱卓然，但在他那一時代，像他那樣的怪傑絕無僅有。小說的巨大影響力與它在學者心目中的地位絕不相符，反差漸漸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步。於是近世梁啟超倡“小說界革命”，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從而把小說抬到一個高得不能再高的地位。即便當時寫小說的人多了，人們也開始重視小說了，但對中國歷代小說的梳理、評述和研究情況卻微乎見微，更遑論專門的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寫作。基於這樣的原因，前此無人對中國小說史進行系統研究，該書《序言》開宗明義地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作者卻自幼喜歡小說，受梁啟超等人重視小說功用觀的影響，大力翻譯、研究域外小說，致力於古代小說的輯佚與整理，決心改變小說無史的現狀，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作者魯迅就開始了對古代小說的辨偽、輯佚及書目的整理，“正訛辨偽，正本清源”，先後輯校完成了《古小說鉤沉》、《小說舊聞鈔》及《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略》中所用的資料，就是從以上著作中採擷而來的。《古小說鉤沉》輯校唐以前殘存古小說凡36種，涵蓋了《中國小說史略》從第3至第7篇的主要材料，工作耗時3年，魯迅閱讀了大量古籍，抄錄了大小6000張卡片。《小說舊聞鈔》輯錄宋以後小說41種，參考了明清時的93種書籍凡1570卷。《唐宋傳奇集》從輯錄到出版歷時15年，內收唐宋小說45篇。作者魯迅耗費了大量時間系統地整理古小說資料，作者曾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自中央圖書館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而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

1920年，作者魯迅應邀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中國小說史，他把講義油印出來散發給學生，是為《小說史大略》。《中國小說史略》便是在《小說史大略》的基礎上修補增訂而成，在一兩年的時間裡，從最初的17篇擴大到26篇，題目也改為《中國小說史大略》。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分為上下兩卷共28篇，題目也正式定為《中國小說史略》。

⑴作者沒有將小說創作置於社會文化環境之外，而視作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現實與思想文化的產物，故《史略》沒有孤立地觀察、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而是較早地關注小說與社會政治背景、思想文化潮流及社會風俗習慣的關係，對中國小說史的發展作了社會學與文化學的闡釋。如第七篇作者從“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發展為魏晉“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的社會風氣，從當時佛教、老莊思想盛行，終於在文人中形成清談的時尚，來說明魏晉志人小說賴以產生的社會思想背景。如第八篇論唐傳奇的繁榮原因時，能指出當時考試重“行卷”，以至有舉子將小說放人行卷，以顯示其史才、詩筆與議論等多種才能的社會風習。如第十二篇論宋話本的興起時，強調聯繫“民物康阜”的城市經濟，“遊樂之事甚多”的市民文藝的發展來加以剖析。又如第十六篇論述明代中葉神魔小說的盛行與當時社會普遍尊崇道教的風氣密切相關。凡此等等，皆可洞見作者學術視野之開闊，理論修養之高超。

⑵作者特別重視藝術獨創性，並以是否有藝術創新作為衡估歷代小說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尺。他在《記蘇聯版畫展覽會》中說：“依傍和模仿，絕不能產生真藝術”，其實作者對小說的評價亦復如此，故《史略》對那些模仿因襲、毫無新意的各種續作”皆嚴厲批評，如對《世說新語》的一些續作進行批評：“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他對十餘部《紅樓夢》的續作亦有批評。但作者對藝術創作有新意的續作還是肯定的，如評《西遊記》的續作《西遊補》說，“惟其造事遣辭，則豐贍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在第十二篇《宋之話本》中，作者將宋代傳奇萎黃的原因歸結為缺乏藝術獨創，此所謂“宋一代文人之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 。

• 搜羅宏富，采輯審慎

作者為撰寫此書，事先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大凡版本異同存佚，作者生平經歷等無不摭取辨析。早在1912年，作者就輯錄了包括《幽明錄》、《冥祥記》在內的漢至隋的古小說三十六種，編成《古小說鉤沉》，這部分材料主要用於《史略》第三至七篇。在授課過程中，作者又編輯了《唐宋傳奇集》四十五篇，逐篇分辨真偽、校訂謬誤、考證源流，這部分資料主要用於史料的第八至十一篇。作者還編有《小說舊聞鈔》，收集宋至清末的小說四十一種，考訂作者事迹、作品源流，輯錄古人評語，這部分資料主要用於《史略》第十二到二十八篇。

• 文辭簡潔，品評精到

《中國小說史略》非唯史料豐富，而且所運用的語言亦簡潔而精妙。作者採用了典雅的文言，寥寥數語，入木三分。其《序言》交代使用文言的原因說，“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為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如第八篇論唐代傳奇文的藝術特色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凡此皆要言不煩，如老吏斷獄，雖用語不多，而入木三分。

• 對比評析

《中國小說史略》常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評析小說的藝術成就，如評《紅樓夢》說，“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 。這樣的觀點在後來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六講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作者辨別區分諷刺小說與譴責小說的異同，亦多創見，且至今沿襲其名。

⑴作者首次從文體演進的角度，勾勒了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對中國小說從醞釀、發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撰寫出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小說史，填補了小說史研究的學術空白，具有學術開拓性。

⑵首次對中國古代小說全面地進行了類型研究，從而開創了小說批評的新模式。《中國小說史略》對宋代及其以前小說的分類並無太多的新意，基本沿襲了古人的說法；他對小說類型的新設計主要體現在元明清時期各類小說的劃分與界定，如元明之講史，明代之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擬宋市人小說，清代之擬晉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等，這些名稱迄今沿用。

⑶對每類小說的淵源與流變進行了系統地考述。如第二十六篇關於狹邪小說的分類與源流、第二十八篇關於譴責小說的理論界定與例證闡釋，即為顯例。

正面

胡適：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別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郭沫若：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著百萬的後學。

蔡元培：著述最謹嚴，徒非中國小說史。

馮至：這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略》，實際上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

阿英：《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不但結束了過去長期零散評論小說的情況（一直到“五四”前夜的《古今小說評林》），否定了雲霧迷漫的“索隱”逆流（如《紅樓夢索隱》、《水滸傳索隱》，以及牽強附會的民族論派），也給涉及小說的當時一些文學史雜亂堆砌材料的現象進行了掃除（如《中國大文學史》）。最基本也最突出的，是以整體的、“演進”的觀念，披荊斬棘，辟草開荒，為中國歷代小說，創造性的構成了一幅色彩鮮明的畫圖。

陳平原：迄今（2000年）為止，小說家之撰寫小說史，仍以魯迅的成績最為突出。一部《中國小說史略》，乃無數後學的研究指南。

鄭振鐸：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中國小說研究的基礎。

蕭相愷：迄於今（2002年），還沒有一部真正從整體上全面超過《中國小說史略》的著作出現。

錢玄同：“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後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弟）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為一兩年中隨編隨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

（日）增田涉：受此書（《中國小說史略》）刺激或啟發，不斷出現中國小說史的新發現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國小說研究上可稱為是劃時代的。

不足

胡適：論斷太少。

劉文典：魯迅不懂佛學，更不懂印度學術，所以他把中國的小說源流說不清楚。

劉揚忠：“總的看來，魯迅對中國小說歷史變遷，偏重於從政治文化背景上去尋找原因，而忽視了藝術形式自身發展的原因和其他文化形態對小說藝術的影響。

王平：此書的確有應補闕拾遺及辨訛疏證之處，如說《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似乎並未辨明《聊齋志異》與六朝志怪的本質區別；再如對《水滸傳》繁本、簡本孰先孰后的辨析似乎也存有疑問等等。

魯迅（1881~1936），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為豫才，浙江紹興人。1918年5月，首次以“魯迅”作筆名，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他的著作以小說、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學論著《中國小說史略》；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熱風集》、《華蓋集》等18部。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稱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