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彪

張彪從小喪父，家境十分貧寒，以推車運煤掙錢糊口。母親亡故后，於光緒六年（1880年）投補太原撫標兵額。后因武功超群，又應童子試。山西巡撫張之洞發現其身體健壯，人才出眾，辦 事踏實可靠，甚是喜愛，提拔為隨身侍衛，視為心腹，連連擢拔。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升任湖廣總督，時值漢口水患成災，張彪受委督修湖西大堤。其間，精心設計，嚴格施工監督，工程順利完成，水患根除。當地稱大堤為“張公堤”。隨後，負責監修武泰、武豐兩閘，工程同樣科學堅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張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軍政、營陣以及槍炮諸事，軍事才能大有增長。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后，在湖創練鄂軍，被清政府授予“壯勇巴圖魯”稱號，同時受命負責管理將校學堂，精心為學員“改編製，易章服，選擇器械”，升授湖廣督標中軍副將。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鎮總兵。是年秋，南北兩師在河南彰德府會操，任南軍總統制官。加提督銜任督練公所總參議，總辦湖北的制皮、制氈、制呢諸廠事宜。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南北兩師在安徽太湖縣會操后，賞“奇穆欽巴圖魯”稱號，補授湖北提督，總辦湖北講武學堂。宣統三年（1911年），張彪任第八鎮統制併兼統巡防營。農曆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發，率部下三千人堅守總督衙門，與變軍巷戰二日。之後，率隊先行奪得龜山炮台，重新佔領漢陽。山西榆次張彪與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重大關係：南北議和后，卸職東渡日本。民國元年（1912年）回國，被政府聘為高等顧問，授予陸軍中將銜。從此居住天津，並在日租界地置田二十畝，修建花園住宅，取名“張園”。民國13年（1924年）孫中山北上和談，偕夫人宋慶齡曾住張園。翌年2月，被逐出北京的末代皇帝溥儀及皇后婉蓉等也住在張園。每日清晨，親自灑掃庭院，以盡所謂“事君”之道。

1927年9月13日，張彪病危，在臨終前十來分鐘，迴光返照，顯得格外清醒。清遜帝溥儀聞訊急忙趕來看望，使他垂死的身軀激動起來。他雖然口不能言，並且已經無力舉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見，只能微微作一下告別狀的姿態；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著這位昔日的皇上，死死地盯著他終身維護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斷氣。溥儀為痛念這位清朝的忠臣遺老，揮淚不已。成殮之際，溥儀親書“心如金石”匾額，又賜陀羅經被，為他送行。黎元洪雖然未見到他最後一面，但在祭奠時也嚎啕大哭，表現得異常地悲哀、異常地人情世故。經張彪家眷苦苦相勸，才依依不捨地含淚登車而去。

張彪祠堂位於榆次烏金山腳下的西左付村。系張彪晚年歸鄉修祖塋時所建，清代末年開工，民國年間完工。祠堂為二進院布局，坐北朝南，建有祠門、過廳、正廳及耳房等建築共計24間，佔地面積約19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600平方米。祠門五間三門，進深四椽，單檐歇山頂，五檁前廊式結構，方形抹棱石柱，柱礎雙層，下層為如意花變體，上層為寶裝舌狀花瓣，整體建築保存完整。張氏宗祠為典型的民國時期建築，集南北建築風格於一體，布局嚴謹，結構中規中矩，用材考究，裝飾構件精美，體現了民國時期建築的風貌和山西的地方特色。張彪祠堂於1981年公布為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傳奇張彪及其張園

在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有一處被工天津市政府列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孫中山北上在津期間居住遺址》的宅院，這就是聞名海內外的張園。

張彪及其張園為後人留下了述說不盡的傳奇。

1860年(清咸豐九年)12月，張彪出生於山西省榆次縣西佐輔村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因練就一身好武藝，18歲考中武舉人。張彪長大成人後，身材魁梧，膂力過人，因家中無力供他讀書，只好拜在一名劉姓拳師的門下，學習武藝，準備日後投考武舉，用以養家口。1881年張之洞由四川學政升任山西巡撫，到太原上任之日，忽有一大漢攔轎喊冤，隨從人等竟阻擋不住。恰巧這天，張彪借得馬匹來太原辦事，見狀立即下馬，將攔轎之人抓到一旁。張之洞在轎內問道：“你是何人?”張彪應聲答道：“我是張彪。”張之洞來到衙署后，詢問左右從人是否認識張彪，左右皆回答說不相識。於是張之洞貼出布告，尋找張彪。這時張彪已回到家中，鄉鄰中有見到布告的，遂轉告張彪說：“新任巡撫以你那天抓莽漢攔轎有功，要召見你給賞。”第二天張彪即前往巡撫衙門見張之洞。張之洞見張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問他做何生計？張彪回答說：“現賦閑在榆次家中，準備日後投考武舉。”張之洞聞言大喜，遂將他留在身旁，擔任侍衛。從此張彪就在張之洞身邊幹了大半生。1889年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張彪一直不離左右，先後被提拔為總督衙門護衛親軍的都司、統領。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張之洞在湖北編練自強軍，並選派一批軍官赴日本學習陸軍，張彪亦在其中。回國后，張彪被任命為第八鎮的統制。1906年張之洞內調為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湖廣總督一職由瑞署理，張彪即留在湖北，擢為湖北提督，兼第八鎮統制，駐防武昌。武昌起義爆發后，張彪攜眷逃上了一艘日本軍艦，流亡到日本的長崎。迨至中華民國成立，張彪回國，蟄居於天津日租界壽街（今興安路），並且投資工商業，以所得利潤購買了日租界宮島街的一塊地皮，又傾其積蓄蓋起了一座洋樓，初名“露香園”，后更名“張園”（今鞍山道59號）。張彪生性率直、仗義行俠，在一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中，無意間搭救了到山西接任巡撫的張之洞，因而深得張之洞賞識，由隨從侍衛、武官把總、湖北陸軍第八鎮統制，升任湖北省提督，成為官居一品的清廷“封疆大吏”。張彪是張之洞“洋務運動”的得力幹將，辦工業、興教育、練新軍屢建功績。張之洞奏請清廷組練“新軍”，由張彪任統率，使他成為“中國近代陸軍第一人”。張彪既是晚清王朝的舊臣，又是中華民國的“建威將軍”。他既有濃厚的“保皇”思想，對朝廷和皇上感恩戴德，又有革新、改良傾向，同情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他曾竭力保全朝廷，可他組練的新軍中卻有許多人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辛亥革命后，他的部下黎元洪曾7次請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均遭拒絕。他激流勇退，隱居津門，建張園、辦實業，自得其樂。

張彪的多重性格也續寫了張園的傳奇。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北上 12月4日來天津，住進張園，27天後才趕赴北京。一時間，汪精衛、孫科、張作霖、馬千里、黎元洪等眾多風雲人物前來張園拜訪孫中山，使張園成為民國政治的“熱點”……1924年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將遜帝溥儀趕出紫禁城。1925年2月23日溥儀全家連同宮女、太監、遺老遺少來到天津，張園又成為溥儀的“行宮”。溥儀所選擇的住房(平遠樓東側房間)及新床的擺放位置，竟然與此前孫中山的居室和床位不差分毫！一個是民國的國父，一個是亡命的皇帝，不同命運、不同道路、水火不容的兩個歷史人物，在張園竟然選擇了同一棲身之處，這一戲劇性的巧合述說著張園的傳奇，也為歷史研究者津津樂道。無獨有偶，張彪第12個兒子張挺(張學毅)，因與溥儀年齡相仿，情趣相投，曾“伴駕”溥儀20年，由秘書、侍衛參謀至禁衛軍高參。蘇聯紅軍進駐長春，張挺奉命維持當地治安。國民黨接收長春，委任他為保安軍12團副團長。由於他全力支持國共合作，長春解放后，曾擔任解放軍某部軍官教導團研究室副主任和高級戰俘隊隊長……是享受離休待遇的老幹部。

中華漢易文化創始人何厚錫先生對張彪其人甚為關注，因為張彪本人具有歷史性的大能量。很多歷史的謎團是圍繞著這位被很多人忽視的人物的。何厚錫先生一直對家鄉的人文歷史給予熱情關注，尤其在了解了左付張彪先生在辛亥革命關鍵時刻反手為雲覆手為雨變相支持革命黨人的歷史性抉擇以及歷史對張彪先生不公的理解和記載一直感到非常不公，並且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重新書寫張彪先生在辛亥革命關鍵時刻的歷史性選擇。

張彪是榆次烏金山鎮（原鳴謙鄉）左付村人，是一位聰明仁厚守德之人，在武漢任湖北第八政統制時創辦了中國第一支新式陸軍，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左付張彪和中國第一支新式陸軍中部分官兵均讀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小冊子，對當時的資本主義革命是心存同情之心的，當左付張彪的手下發動辛亥革命暴動時，暴動的士兵從武器到人員均沒有多大力量，而左付張彪帶領的清兵力量是非常雄厚的，如果左付張彪要鎮壓起義士兵是不費吹灰之力，有人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純屬僥倖，也認為是清兵的軟弱無能，甚至於在描寫辛亥革命的書中把左付張彪描寫為逃跑。其實左付張彪當時是懷著很矛盾的心情，首先左付張彪是清朝的重臣對清朝是有感情的，是不願意背叛清朝的，但是作為漢人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也是充滿了同情之心，尤其作為自己的手下發動辛亥革命，左付張彪是不願意親手鎮壓自己的手下，在現實矛盾面前左付張彪權衡利害之後放棄了效忠朝廷和鎮壓起義士兵的道路，而避走日本實質上左付張彪形成了對辛亥革命起義士兵的縱容和支持，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人民從此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取得了資本主義革命的初步勝利。但是左付張彪在辛亥革命關鍵時刻歷史性的第三條道路的選擇從此不被人們了解，在歷史的記憶中被無辜忘懷，我們需要指出如果左付張彪不選擇避走縱容和支持辛亥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的歷史就得重寫。今天我們在緬懷辛亥革命的勝利時不應該忘記左付張彪。尤其作為榆次人應該為左付張彪而自豪。

作為張彪故里的何厚錫在對歷史名人名字沿革探索的同時，他熱心晉商名人文化研究，自費去張之洞研究會與對方取得聯繫，建立良好的交流平台，更與張彪後裔取得聯繫被張彪後裔託付給予開發保護張彪祠堂的權利，成為張彪後裔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