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義

分為傳統共和主義和新共和主義。

傳統共和主義：

政體形式：與君主制相對而言的共和制，共和國的國家元首是由憲法確定並定期任命的，而非世襲的；其政府職能是法定的、有限的。

自由主義的制度內涵：與混合政體、分權制衡、法治、代議制等憲政原則結合在一起，是對純粹民主原則的一種節制或限制。

新共和主義：

巴伯認為，新共和主義就是一種強調平等、政治參與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它區別於以個人取向為特徵的自由主義和包含著威權政策的社會主義。

在人類政治史上，共和作為一種政體，“是與君主制相對而言的”。它的起源不僅來自古希臘的民主理論與實踐，而且更多的來自亞里士多德對希臘民主的批判。

古典共和政體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它是由公民美德維繫的政體，也就是一種基於道德力量的政體；公民美德是共和國健康的重要標誌。“古典共和主義所鼓勵讚許的賢德是指公共美德。……公共美德是指為了社會利益犧牲自己的私慾和利益的那種品德，全心全意為公共福利服務的品德。”

與古典共和強調公民的美德與公益心以及公民的義務相比，現代共和主義則強調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強調對公共權力的制約與平衡。現代共和主義突出強調依靠制度的同時，並不放棄美德。與古典共和的美德觀相比，其內容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傑出思想家用自然法思想熱情地申張個人自由和權利，深入追問國家的起源與目的，明確提出人們組織政府、結成政治社會的目的是保障自己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自由及權利，並從此目的出發討論、設計政府的形式，為防止統治者援引公共利益踐踏人的尊嚴、背離公共利益做出了迄今仍無人超越的貢獻” 。

現代共和所鍾情的美德是：自我控制、自我負責、自我實現、自我反思、尊重不同意見、理性、獨立、平和。可見，古典共和的美德是集體本位的美德，現代共和的美德則是個人本位的美德，前一種美德並不比后一種美德更先進、更可取。現代共和主義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共和”、“共和主義”有些不同，從總體上來說，現代共和主義與混合政體、分權制衡、法治、代議制等憲政原則結合在一起，它是對純粹民主原則的一種節制或限制。

共和思想的精髓、不足及其規避 國內學者劉軍寧把共和思想的原則準繩概括為“公”、“共”、“和”：

公：共和的根本原則是天下為公。共和政體是公平、公正的政體，能夠實現正義的政體。

共：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

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參與和處理政治事務和政治糾紛。

但是，回顧西方共和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但歷史上的共和政體有時並不比其它政體形式優越，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也注意到，“據歐洲的一些人說，共和並非像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樣是多數的統治，而是依靠多數得勢的幾個人的統治；在這種統治中起領導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這些人經過自己的獨特判斷，可以不與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義行事，把人民踩在腳下，反而要求人們對他們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認它有權任意行事，敢於蔑視人們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從最高的道德規範到初淺的公認準則都一概敢於蔑視的政府，以致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義來實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為合法的、不公也能變為神聖的”。

漢密爾頓也通過縱觀政治史分析了共和制的弊端，他指出：“在閱讀希臘和義大利一些小共和國的歷史時，對於一直使它們不安的騷動，以及使他們永遠搖擺於暴政與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連續不斷的革命，沒有恐怖和厭惡的感覺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弊病會使這些光輝的才能和崇高的天賦走上邪路，黯然失色。”

可以看出，共和並不必然帶來民主，共和政體必須要注意的兩點是，不僅要保護社會、防止統治者的壓迫，而且要防止一部分社會成員對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不公平。而這兩點在以往的共和政體里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麥迪遜也認為，“古典的共和是敗壞的共和，不論它是依賴直接民主還是依賴貴族寡頭都必然要以奴役和專製為前提，奉行黷武的帝國主義和軍事擴張。”在缺少民主、憲政、制衡等制度制約的前提下，共和主義所追求的“共治”、“共享”、“和平”等理想必然不能實現的。民主與憲政應當成為共和中的主導因素，只有在憲政基礎上的民主共和國，才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國。

共和主義思想傳統在15世紀至19世紀的400年間，經歷了從地中海岸到英倫三島再到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陸的演變過程。

共和主義的價值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重新彰顯，目的是抵制君主及教會所宣稱的“天生統治權利”。因此，“自治”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共和主義的第一重要主張，接著先是在17世紀英國政治的變革時代與英國自身的憲法傳統相結合，轉變成了18世紀輝格黨當權派的對手——“國民反對派”的思想體系，后又在北美革命和制憲時代演變成美國式的共和主義。到美國建國初期，共和思想被當時的聯邦黨人所吸收併發揚，這種共和思想對北美的革命和制憲產生過直接的推動。

托克維爾也看到，“在美國，人們把共和理解為社會對自身進行的緩慢而和平的活動，它是一種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願之上的合理狀態。在這種管理體制之下，一項決定都要經過長期醞釀，審慎討論，待至成熟，方付諸實施。”

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結束后，參與憲法制定的漢密爾頓、麥迪遜、傑伊三人，在紐約的報刊上，共同以“普布利烏斯”（Publius，意為“共和”）的筆名，發表了85篇闡明新憲法內容、目的、意義和批評駁斥反對派意見的論文，后編纂為《聯邦黨人文集》。《聯邦黨人文集》的主旨就是向美國人民說明聯邦政府對美國自由與繁榮的功用，使美國人民相信“這個憲法正是為了建立一個人民的政權”。

美國政治制度建構的一個基石

美國是一個缺乏封建傳統的國家，從17世紀初期英國在北美的弗吉尼亞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到18世紀中後期美國獨立前，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由於美國是移民社會，它的文化直接來自於歐洲，在北美13個殖民地內部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人民仍然保留了他們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徵和宗教信仰，於是形成了18世紀美國文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共和主義思想隨著大量移民也到達北美，與美國現實相結合，形成了北美人強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獨立的精神，同時也形成了美國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和”的原則就體現為各個民族、各種宗教和平共處、相互包容；體現為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聯邦黨人認為，共和國的特徵就是愛好和平。“公”的原則就體現為限任制、權力的分權制衡、定期選舉、自由秘密投票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追求獨立自治的精神，注重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理解現實的事務，也形成了“在美國，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務與政治事務完全分離。”

在中國政治上認為，社會主義發展到最高階層的時候就稱為“共和主義”。中共十三“三步走”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部署與這一思想是密切相關的。中國追求的共和主義是“共治”、“共享”、“和平”，人民的小康生活富裕，防止一部分社會成員對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不公平，各項制度完善；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理想。

自由主義參照下共和主義的展示。

伯林認為，把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區分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根本理由是，前者信奉古代人的自由或積極自由，而後者則以現代人的自由或消極自由為依歸。所謂“消極自由”，在伯林看來，它不僅僅是指綁架或監禁之類物質上的強制，而且還包括口頭威脅的強制。從消極的觀點看，我是自由的，即我享有不受阻礙和限制的選擇權；所謂“積極自由”要求的不僅僅是干涉的闕如，不僅僅是放任自流，它要求行動者採取積極的行動以實現自我控制或自主，我是自由的，就意味著我實現了“自我控制，它暗含著一個人與自己的分裂和對抗”。

佩迪特則認為，共和主義主張的是“第三種自由”，即“無支配的自由”，它不屬於現今流行的消極/積極二分法中的任何一種。這種自由觀既是消極的也是積極的：“說它是消極的，是因為它要求免於他人的支配，但並不必然要求實現自主，不管人們認為它（自主）的含義是什麼；說它是積極的，是因為至少從一個方面說，它要求免於干涉之外的其他東西，它要求防止干涉的保障，尤其是防止建立在專斷基礎上的干涉。”

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民主理路存在著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認為，現代以來，國家與社會已經分野，國家不能隨意侵入社會，政治不能隨意侵犯私人領地，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政治正當性的獲得主要是依託代議制以及圍繞代議制創設的普選制、政黨制等一系列制度形態。肇始於17世紀的自由主義理論傳統，經過洛克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們的進一步闡述，成為近代以來西方社會中一種佔主流的政治理論形態。現代自由主義認為，人應該是一個追求一己私利的個體，不是古代城邦中追求道德高尚的公民。“羅馬人如果願意蹲在牆角煮蘿蔔吃，這是他們的事——我們共和國的掌門人應該是快樂歡暢的伊壁鳩魯和臀部豐滿的維納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馬拉和沙里葉。”

共和主義認為，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對國家自由優先性的強調，充分肯定了個人自由與國家政體之間的邏輯聯繫，這就是說，離開自由的國家，自由的個人便無從說起。自由的國家是個人自由得以展現的公共空間。這與自由主義的立場截然不同。近代自由主義的先驅作家霍布斯認為，個人自由和國家問題乃是可以分離的兩個問題，在利維坦式的國家中，個人自由恰恰最有可能得到保障，公共自由和個人自由並無聯繫。霍布斯曾以嘲笑的口吻說，義大利獨立的路加城中的個人並不見得比君主統治的君士坦丁堡中的個人有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強調個人自由多少並不在於法律的來源，而是要看法律所允許的自由活動的範圍。哈靈頓對霍布斯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他指出，君士坦丁堡的個人自由當然比路加城的人的自由少，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個人的自由完全依賴於統治者的善良意志，那裡除君主之外，其他人的自由隨時隨地都有被剝奪的可能

共和主義者認為，混合均衡政體（mixed balanced constitution）是人類所能構建的政體中最好的政體。在介紹共和主義的政體觀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政體好壞的標準是什麼？政體作為公共生活展開之制度框架，作為人類秩序之前提，其好壞標準雖然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考察，但最為核心的一條標準就是政治共同體的持久性--即好的政治制度應當是能綿延既久的制度。事實上，西方思想史最早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波里比烏斯開始，便以此來考察各種政體，他們承認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各有其好處，然而問題在於它們自身皆不能持久，由此便會進入一個政體衰敗的過程，由王政到僭主政體，既而到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最後是民主政體、暴民政體，再到君主制，如此循環。他們認為，好的政體應當是能擺脫這一循環的宿命，而可能的形式則是同時兼具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者好處的混合均衡政體，即共和政體。混合均衡政體在羅馬共和國、近代英國和美國是典型的實際例證。羅馬共和政體包含了執政官、元老院、平民大會三者的混合，近代英國包含了君主、上院和下院三者，而美國則是總統、參議院、眾議院三者的混合，其根本精神在於把大眾民主、精英統治、領導決斷三者進行混合，從而兼顧國家各階層的利益，做到儘可能的公正。古代羅馬以及近代的英國、美國的強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們的共和政體。

在共和主義陣營中，除關注混合均衡政體的一方外，另一方更多地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提倡公共美德，如審慎、節制、勇氣、正義等，他們往往也被稱為公民人文主義者（civic humanism）。共和主義之所以把美德放在重要的位置，因為他們堅信"美德可以戰勝命運"，同時，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賴於制度設計外，還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與自由是相互支持的關係，美德敗壞之時，即為政治衰亡之始。他們認為："為了保證自由的價值得到維護，首先需要促進的與其說是有效的組織和法律結構，不如說是全體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愛國精神" 。文藝復興後期的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均如此主張。他們目睹了共和國體制的脆弱和腐化，以及連年的戰爭狀況。此時，對有美德的君主、有美德的公民的呼喚便順理成章。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和《論李維前十書》雖然重點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則是美德與自由的相容，他實際上向人們表明：一切保證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就、維繫自由的品質，都可稱為"美德"，其邏輯結論則是為了維護安全和自由，如果需要作惡，就應當毫不猶豫地去做。以斯金納之言，馬基雅維里論證了公共美德與基督教時代舊道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他"不過將美德這個觀念與在實踐中'拯救我們國家的生存和維護其自由'所需要的一切品質等同起來" 。古典共和主義主張的"美德（virtue）"，是政治領域中的"公德"，是一種公共精神。

共和主義與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區別，重要的一條在於前者是整體主義的，而後者是個人主義的。共和主義的整體主義，並不意味著否定個人價值，但終究突出整體的優先性，即離開共同體，便不再有自由的個人。柏拉圖的下面這句話可謂古典共和主義基本立場的高度概括："我們的立法不是為城邦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幸福，而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它運用說服或強制，使全體公民彼此協調和諧，使他們把各自能向集體提供的利益讓大家分享。"

當共和主義將自由從嚴格的政治角度來界定時，一種政治上的平等主義便是其必然結論了。政治平等主義意思是說政治身份的平等，即每個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其基本信條是"任何人都不能壓迫另外一個人" ，當然，在古代世界這是把奴隸排除在外面的。政治平等主義是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平等，而不涉及任何分配均等的問題。共和主義雖然有君王、貴族與民眾的區分，但他們是將這些等級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認為人天然有貴賤賢愚之分，而在政治共同體中，每個部分均應當發揮合適的作用，共同體要為每個等級提供福利而不是為某個等級服務。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分合

政治哲學界自以賽亞·伯林以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類型劃分堪稱經典，斯金納試圖以統一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方式，將伯林所做的劃分進行調和，但當斯金納說馬基雅維里等新羅馬作家也持一種消極自由觀時，未免有點勉強。斯金納的論證，並沒有使古典共和主義擺脫"積極公民"、"參與自由"等典型的伯林意義上的"積極"色彩。我們毋寧說，斯金納是補充了這樣一個道理，即古典共和主義同時包含了消極自由的觀念。並且，它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即當自由主義以底線自由--個人私人空間免受外界侵犯--為目標時，古典共和主義反覆表達了這樣一個道理：消極自由必須有積極自由做基礎。這樣，古典共和主義確實補充了自由主義未能重視之處。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辯證

古典共和主義由於以公共性、相互性為其基本原則，實際上將公共領域推到政治哲學的前台，這在當代自由主義所主導的西方政治哲學世界中尤其顯得引人注目。以筆者之見，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共享的一個理論前提就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只是自由主義致力於強調私人領域之首要價值，而共和主義則強調，公共領域才是實現自我的場所，人生的價值不在於滿足一己私人生活之安逸富足，而是要進入公共世界，去尋求榮耀，追求意義，展現風采。共和主義作家的思想提醒我們注意：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實際上有著更為複雜而微妙的聯繫。

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過程中，我們需要從各種文化中汲取資源，這其中不僅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實際更重要的一塊，就是西方古典共和主義傳統。事實上，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也包含了"天下為公"、"和為貴"等典型的古代共和理想，這為當代中國吸收西方共和主義政治文明之有價值的部分，提供了充分的本土資源。我們不妨說，共和理想是天下世人之普遍理想，它屬於全人類，而不僅僅屬於西方。探討西方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當代中國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