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俄國拉脫維亞的里加（當時屬於沙皇俄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哲學課程，並轉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1966年至1975年擔任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概念與範疇》(1958)、《自由四論》(1969)、《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國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現實感》(1997)等。

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後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於牛津。他甚至成為牛津大學的一個學術象徵，聖約翰學院的哈克博士回憶起60年代的牛津生活時，說“伯林論政治思想史的演講現在看起來簡直是傳奇。他在牛津大學最大的一個講堂做演講，那裡總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學生擠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談，不用筆記，向我們妙趣橫生地介紹歐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聲音響徹講堂，一出偉大的思想戲劇呈現在我們眼前，並不時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態、熱情而充滿活力的語言所加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寫大部頭專著來闡發他的想法，他寫的更多的是一些長篇文章，這些文章也非直接闡述理論，而是旁徵博引地評論哲學史、觀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

伯林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論述影響深遠，他在1958年的演說“兩種自由概念”中，區分了積極和消極自由，對以後的關於自由和平等的關係討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所謂消極自由，是指在沒有人或群體干涉我的行動程度之內，我是自由的，用伯林的話來講，是回答了“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的那個領域是什麼？”的問題；所謂積極自由是指源於個人要成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於任何外界的力量，是回答了“什麼東西或什麼人，是決定某人做這個、成為這樣而不是做那個、成為這樣的那種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不同的，儘管有時回答有可能重疊。

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最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1998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後，紐約人文研究院組織了一場關於伯林思想遺產的研討會。會議邀請了為數不多的一群對伯林思 想頗有研究的學者，以向公開的批評和審視開放的方式集中討論伯林的思想遺產。多元主義是與會學者一個核心關注點：伯林的多元主義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與哲學論述的核心，他也將多元主義視為自由價值的關鍵所在。

在會議上提交並編入此書的論文著眼於伯林作品的三個方面。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關於“刺蝟”和“狐狸”之區別的理論的發展和結果。伯林以“刺蝟”指稱那些對人類行為和歷史持有整體的、統一的理論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稱那些信奉多樣性的思想家，他們拒絕那種將人性服從於普遍野的衝動。羅納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對伯林的洞見——同等合法的價值，如自由與平等，可能走向無法調和的相互衝突——自由主義如何可能繼續下去。羅伯特·西爾維斯等探討了伯林對以色列國的辯護，以及他對以色列所寄託的希望：使其成為能使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種經常對立的價值和諧共存的地方。本書不僅包括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而且還收入了他們之間現場交流討論的文本記錄。這些探索與討論顯示了以賽亞·伯林的思想在當今社會與政治辯論中依然持續的活力和相關性。

“伯林以充滿睿智的明晰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闡明了那些半被遺忘的思想家的觀念……讀來振奮人心。”

——基斯·托馬斯

“以賽亞·伯林擁有超凡的理解力。他是歐洲最熱切的自由主義心靈之一。”

——V.S.普里切特

“作為觀念史家，他無與倫比；他以特別明晰和優雅的文風表達了他想要說的一切。”

——安東尼·斯托爾

對民族主義的觀點

有一個控制了19世紀歐洲的思想和社會運動，它無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們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個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誠的信徒，也有自己勢不兩立的敵人，有民主的、貴族的、君主的各派之分，它給實幹家、藝術家、知識精英和群眾以靈感；然而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個重要的思想家曾預料它會在未來扮演遠為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當今世界現有各種思想社會運動中最強大的運動之一，在有的地方則是唯一強大的運動；而那些沒有預見到這一運動的人則為此付出了代價，失去了他們的自由，事實上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這個運動就是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