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

1927年4月，日本田中義一上台後，向張作霖強索鐵路權，逼張解決所 謂“滿蒙懸案”，從而激起了東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瀋陽兩萬人示威遊行，高呼“打倒田中內閣”。在全國反帝浪潮的衝擊下，以及張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識，奉系政府未能滿足日本在“滿蒙”築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並有所抵制，這為日本內閣所不能容忍，日本關東軍則斷定東北人民的反日遊行系張作霖煽動所致，對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蔣介石為了擴大自己的地盤在徐州誓師，對以張作霖為首的北方舊軍閥舉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團軍發起全線進攻。4月30日，各路國民軍對濟南發起總攻。這天夜晚，張宗昌率殘部棄城北逃。5月下旬，國民軍已逼近京津地區。盤踞北京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在6月2日發出“出關通電”，宣布退出北京回東北。

這次張作霖回東北，日本提出了最後通牒，脅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張作霖卻仗著自己手裡還有幾十萬軍隊，不肯鬆口。於是，日本關東軍決定在張作霖回東北的路上除掉這個眼中釘。

當國民軍迫近京、津之時，日本“唯恐戰亂波及滿洲”，一面增兵青島，威脅南軍北進；一面按其“東方會議”的決策，對張作霖施加壓力，迫張及早離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對交戰雙方發出警告，聲稱：“動亂行將波及京、津地方，而滿洲地方亦有蒙其影響之虞。夫滿蒙之治安維持，為帝國之所最重視，苟有紊亂該地之治安，......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計，不得不取適宜且有效之措置。”在這“警告”發出的前後，日本加緊了逼張的活動：既催張退回東北，又乘機向張勒索“滿蒙”的權益。

19 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進尺，要他“解決滿蒙諸懸案”。據《時事新報》揭露：當時日本曾向張“提出條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憶：芳澤曾屢次逼張，要他履行所謂的“密約”。為逼張作霖退回東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澤會見張作霖，與張談至深夜。芳澤說：“大勢已經如此，為使戰亂不波及京、津，收拾軍隊撤回滿洲以維持滿洲治安，我想無論對中國國民還是對奉天派都是萬全之策。”張作霖聽后不悅，嚴詞拒絕。芳澤繼續追問說：“你們能打過北伐軍嗎？！”張作霖說：“若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回關外。”芳澤說：“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有什麼不行呢？！”

芳澤見張作霖不上其圈套，就進一步採取威脅手段，從懷裡掏出日本政府關於滿洲問題警告南北雙方的覺書。並向張作霖提出“滿蒙權益”的要求，逼張作霖答應。不僅如此，他又向張作霖威脅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你對此應負一切責任。”這一連串的威逼，使張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來，把手裡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沖著芳澤說：“此事（指張宗昌殺日僑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叫我負責，豈有此理！......”他說完之後，就扔下芳澤，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客廳。三個多小時的會談就這樣結束了。

那時，張作霖本想“留在關內”，他對日本的逼迫行徑“非常不滿”。因而不但口頭上拒絕了芳澤的“勸告”，而且於1928年5月25日發表書面聲明，反對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見張作霖不聽擺布，對他繼續施加壓力，警告他：如果不聽勸告，失敗后想回東北，“日軍當解除其武裝”。同時，日本關東軍也“開赴瀋陽、錦州、山海關等地，並將關東軍司令部由旅順遷至瀋陽，在瀋陽滿鐵借用地分設六大警備區，日僑也組織日勇千餘，劍拔弩張”。在內外交迫下，張作霖不得不表示離京。在日本迫使張作霖退回東北的時候，奉系內部的“新派”，為便於和蔣、閻妥協，也勸張作霖離京。張作霖在答覆中表示“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反對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當時報刊報道說張作霖“有不得不出關的苦衷”：（一）張不離京，一切妥協和其他事均無從說起；（二）奉軍新派人物，均極盼張速去，以望與黨方合作“。同時，奉軍在軍事上節節失利，軍心早已動搖。

張學良、楊宇霆等亦“力勸老將回奉”。5月30日，張作霖召集張作相、孫傳芳、楊宇霆、張學良舉行會議，決定下總退卻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團入府”，在懷仁堂與外交團告別。他在致詞中，以極悲痛的語句，向各國使團表示他的“討赤”立場。他說：“余為中國計世界計，始終矢志討赤，至保護外僑生命財產，即余在滿洲時......亦未嘗一日忘懷，今後仍然請各位放心。”6月2日，張作霖發表了“出關通電”，說明自己到北京“本為救國而來，今救國志願未償，決不忍窮兵黷武。爰整飭所部退出京師。”張作霖雖通電“退出京師”，但決不甘心放棄既得的統治地位。在離京前（6月1日），他命許蘭州將“安國軍大元帥”的印、旗、國務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檔案全部運往關外，並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須由大元帥蓋印發表”，夢想“在關外龐然自大，一過其大元帥之癮”，企圖有朝一日捲土重來。

張作霖離京回東北，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已經為他布下“必死之陣”，在距瀋陽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車站附近的橋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藥及一隊衝鋒隊。儘管張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報，說“老道口日軍近來不許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備，張作霖也三次變更啟程時間，以迷惑外界，但他並未料到會有此殺身之禍。

1928年6月3日晚6時，張作霖離開北京大元帥府，乘坐由奉天迫擊炮廠廠長沙頓駕駛的在英國制的黃色大型鋼板防彈汽車，奔往火車站。隨行的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惠德、於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兒子張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人。張作霖的專車22節，是清朝慈禧太後用過的“花車”，裝飾非常華麗，他乘坐的80號包車在中間，包車廂后是餐車，前邊是兩節藍鋼車，裡頭坐著潘復、劉哲、莫德惠、於國翰等人。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作前衛。晚上8時，專車從北京車站開出。深夜，列車風馳電掣地開到山海關車站，黑龍江督軍吳俊升專程在這裡迎候。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頂用望遠鏡朝三洞橋瞭望。5時23分，當張作霖乘坐的專車鑽進京奉（北京至瀋陽）鐵路和南滿（吉林至大連）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日本關東軍大尉東宮鐵男按下電鈕，一聲巨響，三洞橋中間一座花崗岩的橋墩被炸開，橋上的鋼軌、橋樑炸得彎彎曲曲，拋上天空，張作霖的專用車廂炸得只剩一個底盤。吳俊升炸得血肉模糊，頭頂穿入一個大鐵釘，腦漿外溢，當即死亡；張作霖被炸出三丈多遠，咽喉破裂；日籍顧問儀我滿面是血，抱頭大叫；校尉處長溫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腳趾頭；莫德惠也受了傷。

奉天省長劉尚清聞訊趕到現場組織救護。張作霖被送到瀋陽“大帥府”時已奄奄一息，軍醫官搶救無效，於上午9時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張作霖對盧夫人說：“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干吧！我這個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瀋陽。”說完就死去了，時年54歲。

炸車后不久，日本人先後製造了奉軍軍車脫軌事件和瀋陽炸彈案，企圖引起混亂。6月16日，1萬8千餘名日軍士兵又在瀋陽城南演習，竟然唱著“南滿是我們家鄉”的歌曲，暴露其佔領東北的圖謀。

為防止日軍乘機舉動，奉天當局決定對張作霖的死密不發喪，發表通電稱：主座“身受微傷，精神尚好”，“省城安謐如常”。大帥府邸依然燈火輝煌，煙霞陣陣。杜醫官每日仍按時到府上班，填寫病案。廚房每日三餐仍按時送飯進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問求見”，都被“婉言謝絕”。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濃妝艷抹，與前來窺探虛實的日本太太們從容周旋。同時，奉天當局下令全城戒嚴以穩定局勢。由於日軍不知道張作霖是否斃命，未敢貿然行動。直至張學良潛回瀋陽，才於6月21日公布張作霖死訊。

身在蘭州的張學良得知關東軍已開始秘密調動，打算渾水摸魚，趁亂佔領瀋陽。為防不測，他化裝成一個伙夫，跟隨部隊秘密趕回了當時稱為“奉天”的瀋陽。回到瀋陽后，張學良才得知父親的死訊。為保國家大業，張學良強忍悲痛，模仿父親的筆跡簽發命令。等到把一切相關事宜都安排好了，東北地方政府才對外宣布張作霖的死訊。從此以後，為了懷念死去的父親，銘記殺父之仇，張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張學良的“生日”。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后，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很失望。關東軍既然殺死了張作霖，等於逼迫整個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強佔東北外，已無他路可走。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前後拖了一年多，卻屈於少壯軍人的恐嚇，最後以“張案經過周密的調查，發現關東軍並未牽涉在內”的含糊語句結案。政府對軍隊控制的失敗，反而使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

張學良主政東北之初，日本人並沒有把張學良放在眼裡。當時，擔任張學良軍事顧問的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起草了一份計劃，想讓張學良在東北稱帝，擔當日本人統治東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當他把這份精心策劃的文件送到張學良面前時，張學良當面質問他：“你讓我當什麼滿洲皇帝，你這是什麼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說不出一句話，只好夾起皮包，悻悻而去。隨後，張學良要求日軍參謀本部將土肥原調走，得到的回答卻是：“這個顧問是日本政府派來的，我們沒權調動。”心頭滿是怒火的張學良將軍對來人說：“好，你們沒權，我沒法子。那麼我有這個權吧———我不見土肥原！我不跟他談話！以後土肥原顧問來，我任何時候都不見。”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領導。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當時，在東北有不少日本間諜，但事先對此事卻毫無察覺。

從1929到1931年夏，關東軍參謀部先後四次以“參謀旅行團”的名義在東北各地系統搜集情報，擬定各種計劃方案。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也積極為侵略東北做準備。1931年4月，原駐日本寒冷地區仙台的第二師團輪駐遼陽；為對付瀋陽城堅固的城牆，日本又從東京調運兩門24厘米榴彈炮，配屬日軍駐瀋陽第二十九聯隊兵營，炮口預先瞄準北大營和飛機場；7月，又從本土增派一個師到朝鮮，準備隨時渡過鴨綠江參戰。同時，日本還將熟悉中國情況，擔任張作霖顧問多年的本庄繁調任關東軍司令官；將一直從事於策劃進攻東北，主持制定過多份解決滿蒙問題大綱的參謀本部情報部長建川美次少將調任作戰部長；另將“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之一、綽號“日本之腦”的石原莞爾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調至關東軍參謀部任職。

此外，日本還施展調虎離山計，策動閻錫山與漢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對張學良的戰爭，將介入1930年中原大戰的東北軍主力繼續吸引在關內，致使東北兵力空虛。至此，日軍在東北的準備基本就緒，只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尋找借口發動侵略戰爭了。

現存檔案以及關東軍密信認為，張作霖未能滿足日本提出在中國東北享有的種種特權，因此非常的不滿。因為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拒絕批准關東軍對東北軍進行繳械，關東軍決定私自策劃乘機謀殺張作霖，以此打亂東北軍的指揮系統，使東北陷入混亂，以便出兵佔領。由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具體制定了謀殺的詳細計劃，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土肥原賢二參與了策劃，下命令的是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村岡長太郎中將。後來因皇姑屯事件，村岡長太郎、河本大作被編入預備役。據《小磯回憶錄》記載，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從中國東北回到日本東京，對小磯國昭私下吐露了自己是謀殺張作霖的真兇。在河本大作死後出版的回憶錄《我殺死了張作霖》中承認殺死了張作霖。

張作霖死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地區的陰謀並沒有馬上得逞，日本政府為了掩蓋事實真相，謊稱皇姑屯事件系“南方國民政府便衣隊員”所為。案發之後，日本陸軍省反對公布本案的真相，為了是不影響日本的國家形象。

在張學良東北易幟后，日本軍政各界紛紛要求追查暗殺張作霖的責任，終於導致田中內閣垮台。

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日本戰犯時，就是將皇姑屯事件視為日本侵華的起點。因為張作霖是當時中國的元首，謀殺一國的國家元首理應是違反國際法、是戰爭罪的行為。根據東京審判記錄，田中內閣時期的海相岡田啟介的證詞表明，張作霖一邊接受日軍的援助，其實已經在北京向英美示好，因此被日本陸軍剷除。原日本陸軍中將，原陸軍省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作證，“1928年6月3日，在南滿鐵路和京奉線交叉處，河本大佐帶領他的手下，爆破了北京開來的列車，張作霖就坐在那輛列車上。第二天，張作霖就死了。”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閻錫山，解放軍攻取太原之後，河本大作作為日本戰犯被捕。經審訊之後，他詳細交代了策劃炸死張作霖的全過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於太原日籍戰犯管理所。

當年的事發現場，現為瀋陽“三洞橋”，鐵路交叉處曾立有“張作霖被炸處”的標誌牌，后被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碑上鐫刻“皇姑屯事件發生地”。2004年，張作霖被炸處及石碑列入瀋陽市第一批不可移動文物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