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清

劉尚清（1868—1946），字海泉，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於鐵嶺縣鎮西堡果子園村一個農家。

劉尚清幼入私塾啟蒙，稍長誦讀四書五經。劉勤奮好學，年二十已博學多聞，學識優異居全縣數十名附生(秀才)之首。遂就外傅設帳授徒，“藉求教學相長。”1907年5月，清廷改奉、吉、黑為行省，設東三省總督取代盛京將軍，徐世昌充其首任。1909年1月，徐世昌內調郵傳部尚書，以錫良繼其後任。1911年3月，趙爾巽再次出關赴任東三省總督。督署設承宣，咨議兩廳及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蒙務等七局，選用地方賢能充任幹部，更改仕學館為“奉天法政學堂”，儲備訓練人材。劉尚清在改制之初，入選派度支部任職。年內升遷科長，併入奉天法政學堂甲班深造。1913年任奉天財政司科長。劉尚清於法政學堂學成畢業，在1914年春，被派赴東三省官銀號工作，不久升任總辦。東三省官銀號總辦1916年4月，張作霖驅逐鎮安上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的段芝貴，受封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代巡按使，執掌奉天軍政人權。就任之初，張作霖即以整頓奉天混亂金融為急務，委王樹翰為財政廳長，劉尚清繼續留任東三省官銀號總辦。當時東三省金融紊亂，紙幣複雜，特別受歐戰影響，奉天小洋票就釀成擠兌形勢。張作霖一面指示印發紙幣，一面沒收私帖，但收效不大，到10月間，奉天小洋票擠兌日益嚴重。張作霖為穩定金融物價，鞏固其統治地位，多次與王樹翰、劉尚清研究對策，欲使用一種驚人的非常手段，遂“召來官銀號總辦劉尚清，告以欲斃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等五人。”劉尚清正以擠兌風潮無法平息而苦惱，聞得此舉極表贊同，內心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劉尚清退出帥府徑直去作新印刷局，隔窗召喚王瑞之(時王任高等審判廳推事)，向其透露張作霖擬鎮壓不法錢商之事。王說，此事按理應該歸法院審訊處理。劉尚清聽后不以為然說，法官拘守律條，程序繁瑣恐涉寬縱，即使判以死刑，也不如肆諸市朝以儆效尤，莫如採取非常手段，壓下擠兌風潮。“奉票擠兌風潮愈演愈烈，張作霖將勾結日人進行擠兌活動的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瑞桓昌’金店執事黃獻廷等五人”，在大西邊門處決，以示鎮壓。時在11月10日。這是張作霖主政以來為維持錢法所採取的第一次非常手段。槍斃幾個人，只能鎮壓一時，並不是救治擠兌之風的根本辦法，事隔不久，擠兌風潮又颳了起來。

1917年11月，東三省官銀號總辦劉尚清，日夜籌劃解救擠兌辦法，還是被奉票擠兌風潮困擾得一籌莫展。劉尚清想到以往錢商求兌，多借口調撥匯款由，今若用開匯票的方式，把款匯出備錢商購貨使用，他們便無詞在奉天索兌了。劉尚清又一想這辦法雖好只是給特定人使用的，不能普遍流通，用途甚是狹窄，對解決擠兌風潮作用不大。劉尚清經過冥思苦想，驟然間想到山西號票的匯票，時有持票人以信用關係，彼此周轉，這不也類似紙幣嗎？遂與號內經理們-再研究，想發行這樣的匯兌票，但又感到向外埠匯款，統論大洋，不適合在奉天使用小洋的習慣。經反覆磋商，仍是不得要領，旋又作罷。一天，劉尚清去作新印刷局，先在客廳小憩，忽又敲門喚王瑞之，見面就說，我有一事找你商量。於是，劉尚清詳細談出他的意見。王瑞之只回答說：“票字不如券字”。至於對大、小洋的問題，王並未表示任何意見。這時作新印刷局經理劉仲三從旁插話說：“大洋一元抵七角二分，若小洋十二角，能不能抵得上?”劉尚清恍然大悟說，“仲三，此話正合吾意”。翌日，劉尚清到號里，將此議說成是他的靈機，做為錦囊妙計拿出來的，得到經理們的贊成。遂決定以小洋為基礎，規定十二角作大洋一元，名之曰“一二大洋匯兌券”。其具體辦法是儲置現銀於上海，以為匯本，另發新券，每元摺合現銀七角二分，任憑商民在上海購貨，就地劃撥現銀，但不得在奉天索兌。官銀號的小洋票，不準在奉天市面通用，因此這種匯兌券，也就代替了小洋票，在東北三省境內通用了。至於奉天興業銀行發行的小洋票，則改稱債券，一年付利息兩次，仍舊流通於市面，不匯兌也不兌現。“一二大洋匯兌券”，於1917年計劃呈准，到1918年7月始發行，它對平抑奉票擠兌風潮，緩和金融危機，起到不小作用。張作霖主政奉天以來，維持奉票和中、交票的穩定採取了諸多措施，不容其毛荒，物價基本保持穩定。這其中劉尚清則是花過心血和出過力的，因此，深得張作霖的信任，同時也為他宦海平步青雲鋪平了道路。

劉尚清一生官運亨通，當“西安事變”善後，“得愈古稀之年，出主安徽省政”。其間同鄉劉偉來投，劉尚清安排他主管傷兵之事，即皖省“榮譽軍人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劉尚清任主任，實為劉偉主持日常工作。11月，皖省主席易人，劉尚清辭職。1941年12月，劉尚清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職，同時免兼國民政府委員。1943年再次當選國民政府委員，仍任監察院副院長職。1944年1月，獲一等景星勳章。1945年10月獲勝利勳章。抗戰末期，劉尚清患喉癌，由其子致祥侍疾赴美就醫。時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劉尚清在美國參加紐約時報廣場先後舉行對德、意及對日本兩戰勝利的狂歡慶典。當時劉尚清的身體漸佳，又受抗戰勝利的鼓舞，急欲返國，不料飛返重慶未久病況反覆，再度抵美，不治而逝，終年七十八歲。1947年，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劉尚清。

開辦純益繅絲公司

1918年9月10日，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政治勢力不斷擴大。金融自“一二大洋券”發行后，擠兌之風也稍有緩和。是年11月，劉尚清以奉票25萬元在奉天大北關開辦“純益繅絲公司，生產花素綢和純絲。”1919年6月，張作霖的親信孫烈臣被北京政府任命為黑龍江省督軍兼省長。孫烈臣於赴任前在奉天同張作霖商定黑龍江省重要文武官員的人選問題：起用丁超為督軍署參謀長，袁金凱為秘書長，宋文郁為全省警務處長，劉尚清署理財政廳長，網羅奉系文武官員，組成黑龍江省新班底。8月，劉尚清辭去東三省官銀號總辦，彭賢暫代其職。9月24日，劉尚清被派往黑龍江省署理財政廳長。1920年兼鶴崗煤礦公司總辦。6月5日任黑龍江省財政廳長兼任吉林永濟官銀號總辦。1921年5月免去黑龍江省財政廳長職。

復出任東二省官銀號總辦

張作霖隨著政治權勢延伸到東三省全境，愈感到財政金融混亂造成的危害再不能繼續下去了。為進一步鞏固其統治，擴大地盤，有必要改變原有錢法各自為政的局面，遂設立一聯合金融機構，使金融靈活變通。故於1922年1月籌建東三省銀行，行址設在哈爾濱。11月委任劉尚清兼該行總辦。1924年初，劉尚清提議再次發行“一二大洋匯兌券”，卻遭到東三省官銀號總辦於沖漢的反對，遂之於又提出辭職申請。7月，為統一東三省幣制，東三省官銀號又將東三省銀行、興業銀行合併，增資奉大洋兩千萬元。劉尚清復出任東二省官銀號總辦。

在第二次直奉戰前，“潘復在經濟上同直系關係相當深，在直奉掌握財政時，安插一些人勢力，暗中左右一切。直系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敗北后，潘復又幫助直系拉攏奉系權要人物，如介紹劉尚清等奉系得力人物參加德興鹽務公司，以保全直系經濟力量。”1925年劉尚清任奉天商埠局局長，9月兼任中東路督辦。

奉天省長兼領財政廳長職

1926年3月10日，張作霖准奉天省長王永江辭職，派莫德惠接任財政廳廳長，暫任代理奉天省長。9月23日，劉尚清辭去中東路督辦職，於沖漢繼其後任。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成為北洋政府末代最高統治者。潘復受命組閣，劉尚清出任潘內閣農工商總長。同年10月3日，張作霖特任劉尚清署理奉天省長，與莫德惠的職務對調。至此奉天才有正式省長。劉尚清以奉天省長兼領財政廳長職，遂即返奉走馬上任。

劉尚清既到任，政務廳長王鏡寰乃辭，易以關定保協助劉尚清治理金融財政。關乃遼陽人，舊時為王永江所賞識。劉尚清還派張之漢、李友蘭、孫祖昌、吳恩培為省公署參議，皆一時奉天省所謂名流，多為東北金融界劉之舊部，參與謀划要政與決策，駕馭起來得心應手，左右逢源。劉尚清任省長兼財政廳長，可謂受命於張作霖統治走向沒落、財政金融危難之際，遂施行其金融之熟練手法。首先整頓金融，“以不兌現紙幣大量收購土產換現。”並下令，限制私立銀行錢號不能大宗收購糧食，以便集中於官府經營。同時劉尚清還在稅目上增設附加，其最不得人心的要算籌濟局的設立，但未能起作用。金融一度平穩，奉票比現洋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

任東大校長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於金州老家，依例劉尚清應兼領東北大學校長，成為東北大學第二任校長。劉尚清接任東大校長后，即以同鄉馮廣民代替吳家象為東北大學總務長。並將文、法、理、工四科改為四個分院，以省公署第四科主任、留美文學學士周守一(又名周天放)為文學院院長；以商務印書館奉天分館經理、留美法學碩士藏啟芳為法學院院長；以留美工學博士孫國封為理學院院長；高惜冰為工學院院長；楊王楨仍任工廠廠長。劉尚清的治校方法與王永江大相徑庭，曾引起許多師生的不滿。

劉尚清主政東北金融有年，可謂行家裡手，長奉天省之初，財政金融一度出現平穩趨勢，奉票比現洋換算已差十餘元乃至二十餘元，因此進一步採取措施，先禁各私立銀行錢號倒空買糧，並嚴令各機關存款一律送存官銀號，一面下令官銀號酌情兌現。劉尚清深知，凡此種種皆治標之策，欲求金融根本穩定，勢必籌治治本之良方，其良策在於裁軍息爭縮減軍費也!

籌劃安排軍費開支

張作霖窮兵黷武，軍費向無定數，更不受預算限制，舉兵十餘載，向無預算可言。劉尚清當政省長以來，月軍費約需現洋七百五十萬元，年軍費需現洋九千萬元。此款政府並無著落，幣制很難維持，金融緊迫萬分。為渡過財政危難燃眉之急，劉尚清遂於1928年3月7日，“下令增加地畝稅，上等地每畝由現洋一元四角增至三元六角；中等地每畝由-元增至二元四角；下等地每畝由六角增至一元四角。”劉尚清以理財家之理想認為，軍費必須有定數，並納入財政預算，方可求得財政根本解決，軍費現需數目過大亦必縮減。於是，3月中旬，劉尚清偕官銀號總辦彭賢赴北京謁見張作霖，力陳應裁減軍費，並將其納入政府預算；還張羅借款三千萬元為金融之急救。張作霖對劉尚清此舉非常不滿。為此劉尚清在北京守候了四十六天之久，經過激烈爭執，張作霖始將軍費壓到每年現大洋五千萬元。爾後劉尚清又與北京政府磋商救濟奉票辦法，“決定以二千五百萬元為基金‘整理’奉票。其中東三省自籌二千萬，向中、交兩行借五百萬。”劉尚清方帶著張作霖手簽呈文回奉交科辦理，大家為之高興，認為財政總算有了辦法。劉尚清由京返省之日，各界知道軍費已定，借款也有成議，奉票兌現洋一元兌換奉票二十六、七元提價到十九元，鑽營投機者因此倒閉甚多。

劉尚清籌劃安排每年五千萬元大洋的軍費開支，首先由奉天省庫撥款一千五百萬元；其次由東三省鹽運使鹽款項目下撥二千五百萬元；再次由吉林省撥六百萬元，黑龍江省出四萬百元，湊成此數。措施雖行，然軍費終不能節減，且戰事頻繁有增無已，公文定案於紙上，空談終不能約束張作霖。由於軍需不能節減，乃別籌抵補，遂設東三省臨時籌運局，以張志良為督辦籌款濟軍。籌濟之道多端，甚至種鴉片、爭彩票。經過劉尚清的努力，金融稍有好轉，奉票與現洋比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但由於時局日趨惡化，再加上日本人提出鐵路問題，日本僑民與中國居民雜居問題，威逼太甚，仍不能挽救整個頹勢。

張作霖於1928年5月9日通電求和無望，又於6月2日發出出關通電，表示撤軍息爭，退回東北閉關自保。奉天省長劉尚清於同日對鐵路沿線各縣發出密電，通知沿線各地，事先妥為警備，毋稍疏懈。6月3日晚，張作霖悄然離開北京，4日晨，回奉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劉尚清、張景惠等在那裡迎候，並說明其餘家人和文武官員，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張作霖同迎侯人員招手后，專車繼續前進，只有張景惠上車同行。晨5時45分，回奉專車行至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處的三洞橋遭日本關東軍暗算，張作霖被炸身負重傷，吳俊升當場身亡。張作霖經溫守善等人搶救抬上憲兵司令齊恩銘的汽車上，急馳帥府。參議長藏式毅、省長劉尚清在帥府二門迎接。張作霖終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而殞命。張作霖之死完全是日本人的預謀，其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殺害張作霖一個人”，更陰險的用心在於“乘列車爆炸和張作霖之死引起社會紊亂之機，立即出兵進而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然後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一舉佔領奉天后，建立傀儡政權。”因此，皇姑屯事件發生后，日本人在奉天及北寧路沿線製造了一系列尋釁事件。

皇姑屯炸車案發生后，東北各界都議論紛紛，憂慮將有戰事來臨。奉天當局已識破日本帝國主義陰謀詭計，留在奉天的頭面人物，省長劉尚清、參議長藏式毅，對這一突發事變，沒有驚惶失措，而是小心謹慎地應付逆來之橫事，使得日本軍警想尋隙也找不到借口。當時奉天並沒有一點混亂現象。省長劉尚清和參議長藏式毅商議決定派奉天兵工廠幾個俄國籍工程師會同地方軍政官員，前往出事地點進行調查。同時由劉尚清、藏式毅等作主一面佯稱張作霖受輕傷，嚴密封鎖消息，密不發喪；一面急促張學良返奉。儘管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町野顧問千方百計以探病為由，要親視張作霖的傷勢以探明虛實。劉尚清仍固示鎮靜，回答：“大帥精神很好；飲食喝牛奶。”日本的松井、本庄繁、荒木等人也頻頻前來探視，劉尚清也都如此回答。“劉尚清在省署宴請日本要人，參加午餐會的如林總領事、內田領事、河野副領事及守備隊長，地方事務長，上井原顧問等互相聯歡盛極一時。”劉尚清並在宴會上發表演說：“願中日兩國繼續‘親善’，勿因無根之言，致生疑慮”以此來穩住日本人勿起歹意。同月，“劉尚清致電南京政府，表示願改懸青天白日旗，服從國民政府，望勿對東三省用兵”，在電文中申明大義，避免此時發生兄弟鬩於牆之不快事情，讓日本人得利。劉尚清等人在千鈞一髮之時，不得不導演的一幕病榻喬裝的悲喜劇，居然瞞過日本人的耳目，使日本關東軍一直弄不清事情真象，因而不敢輕舉忘動。經此危疑震撼妥善安置之後，才宣布父死子繼，終於渡過了這一危難。

戰亂之中

劉尚清“言行有板有眼，待人彬彬有禮。處事最穩健，頗具‘孔明一生唯謹慎’之長處；更以精明著稱，洞悉獨善其身的哲理，有時則被視為過於持重，每置身於毀譽之間，亦或未始不是幾度出撫入閣的契緣。”劉尚清在皇姑屯事件后能折衝樽俎間，應付時局，就是一段頗具機智的得意之往事。

1928年6月17日，張學良返抵奉天，18日奉天宣布張作霖死耗。20日，張學良通電就任奉天督辦，劉尚清辭去省長職。7月4日，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7月19日成立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公推張學良為委員長，袁金凱副之，張作相、劉尚清為委員。東北保安委員會任命張學良為東北大學校長，劉尚清辭去東北大學校長職。

張學良主政東北后，決心息兵罷戰，集中全力建設東北。對各方面進行整頓。在整頓軍事的同時，積極進行理政建政工作。為加強統一領導，東北保安委員會於1929年1月9日改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其委員有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莫德惠，劉尚清則被聘為委員。劉尚清也是後來南京國民黨政府任命的東北政務委員會11名委員之一。

1928年12月29日，東北改旗易幟，劉尚清代表東北方面進入南京國民政府任委員。1929年1月10日，奉天發生驚人的內變，即所謂槍殺楊常事件，東北元老張作相對這椿既成事實的血案，自皆無言嘆息，終以“叛變”罪加諸死者，此舉亦不無殺雞警猴的鎮壓作用。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如“元老劉尚清已感不安，曾謂急去湯崗子數日避避鋒頭”實際並未多所株連。

1930年4月，蔣、閻、馮，桂中原大戰爆發，手握重兵雄踞關外的張學良有舉足輕重之勢。各派代表雲集瀋陽，對張學良進行拉攏，張學良尚舉棋不定。6月間，東北軍政委員會在瀋陽舉行一次高級會議，專門研究如何應付時局的問題，當時分為三派；以張作相為首的一派人主張保境安民，不與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與蔣介石合作，劉尚清尤為贊成這派人的主張；以萬福麟為首的一派人主張靜聽張學良的主張，本人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

1930年12月，劉尚清就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是時任各部部長中唯一的東北人。1931年“6月兼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8月兼救濟委員會委員；9月兼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2月連任國民政府委員，免內政部長職。”

劉尚清是東北的要人，平素喜談礦利，又與張氏父子情投意合，張學良約其一同辦礦，東北礦務局自承辦復縣復州灣煤礦，劉尚清就參與其事，並擔任復州灣礦業公司挂名董事長 (劉系挂名，不曾投資)，之後便成為礦務局的重要成員之一。礦務局長王子文遇事經常就商於劉。若後來計劃籌建的東北礦務有限公司如能成立，劉尚清當居僅次於張學良的位置。“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知道河北金礦儲量甚是豐富，為大利所在，遂找劉尚清、王子文謀之創辦冀北金礦股份有限公司，開採金礦。張學良出任冀北金礦公司董事長，劉尚清副之。

1933年5月，劉尚清任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委員。1934年1月，張學良歸國后，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剿共”副總司令。張學良在武昌立即召見東北軍要員，先後來武昌會見的有李杜、魯穆庭、劉尚清、荊有岩等，談話的內容是東北軍的南調和訓練問題。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為整理關內邊業銀行業務，在天津另設總行。由於經營範圍縮小，取消了總裁製，改為經理制，派長蘆鹽使荊有岩兼任邊業銀行監理，韋錫九為經理，共負全責。斯時，邊業銀行資金所余無幾，力量很弱，韋錫九建議張學良應向住在關內的東北人士募集一些役金，遂在1936年成立了董監會。此時邊業銀行又以經理制改為董事長制，舉劉尚清為董事長，張學良、王樹玲、張作相，于學忠、馬占山、高紀毅等九人為董事。

1936年12月12日，張楊兩將軍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后，便失去了自由。蔣介石背信棄義扣押了張學良，使東北軍失去了重心和凝聚力。在營救張學良的方式上東北軍內又形成以少壯軍人為首的主戰派，以老一派軍人為首的主和派。兩派在營救張學良將軍的方式上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最後竟兵戎相見，釀成少壯軍人盲目狂熱的行動，槍殺王以哲將軍的“二二事件”的悲劇。事件發生后，東北軍被瓦解，三位一體遭到破壞。東北軍高級將領：于學忠、何柱國、繆激流、劉多荃等人對堅持三位一體的團結髮生了動搖，竟放棄甲案，接受乙案。于學忠按南京指示，曾電留平津的東北人士，徵詢意見並希望推代表，和西安代表何柱國軍長同赴溪口晤張以決定甲、乙兩案取捨問題。東北人士在天津王樹翰宅邸會商，參加者有張作相、萬福麟、劉尚清、劉哲、莫德惠，王樹常、湯玉麟、劉翼飛，胡毓坤、陳興亞、高紀毅等，這些人都被視為保守派。會上，首先由王樹翰報告于學忠電文，之後，萬福麟就甲、乙兩案搶先發言，力主接受乙案。大家都贊成萬的意見，並公推王卓然、田雨時為代表赴南京。繼而駐西北的東北軍六位代表去溪口謁見張學良后，又有東北元老劉尚清、王樹翰、劉哲、莫德惠，王樹常前往溪口晤張。

東北軍經過“二二事件”的內亂，一些高級將領對留駐西北維持原來商定的和平方案產生異議，互不信任，意見分歧。特別是"東北軍高級將領于學忠、何柱國、繆激流、劉多荃，根據自己的意願，符合蔣介石的陰謀，放棄甲案，接受乙案，部隊全部東調。"可東北軍撤出陝甘以後，由於蔣介石自食言肥，唆使某些安徽籍人士的反對，乙案亦未實現。致於所傳江蘇省主席、豫皖綏靖主任由東北軍將領出任，因劉峙致電蔣介石，不應獎勵叛變而罪有功，遂皆取消，改任於學忠為淮海警備司令。后經東北愛國人士高崇民的奔走呼籲，南京政府發表于學忠為江蘇綏靖主任，所統率的部隊只有他的51軍；王樹常為豫皖綏靖副主任協助劉峙工作；何柱國為西安行營副主任，幫助顧祝同工作；劉尚清為安徽省主席，以便妥善安置東北流亡關內人員以及東北軍政人員的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