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

前身為奉系軍閥張作霖所統率的軍隊，稱為“奉軍“”。辛亥革命之後由東北地區的保安部隊和新軍組成。1920年聯合直系擊敗皖系，勢力擴張到山海關以內。1922年與直系衝突，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退回東北。1924年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慘敗，奉軍重新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區，勢力直逼上海。

1925年秋吳佩孚發動反奉戰爭，馮玉祥也策動奉軍郭松齡反叛，奉軍擊敗馮玉祥，郭松齡亦被討死。1926年春，張作霖入主北京。

1927年張作霖自命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攝行大總統職責，成為北洋政府的末代統治者。1928年，奉軍被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的聯軍打敗，退回東北。1928年6月4日，因一直未回應日本方面政治和經濟的訴求，張作霖乘火車，被日本關東軍行刺，炸成重傷，當日送回奉天官邸后死去，是為“皇姑屯事件”。其子張學良繼任奉軍統帥，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管轄，史稱東北易幟。

1929年，奉軍被蔣介石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簡稱“東北軍”，約30萬人，由張學良統轄。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東北軍支持蔣介石，主力再次入關，控制京津地區，並收編馮玉祥軍宋哲元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暴發，張學良為保存實力，命東北軍退入關內，在關內的廣大將士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一些未入關的愛國官兵自發奮起抵抗，著名的江橋抗戰、雙城阻擊戰、哈爾濱保衛戰等，打擊了侵略軍的囂張氣焰，並推動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迅速崛起。流亡入關的東北各界名流和愛國人士奔走呼籲，於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大力開展支援義勇軍工作。

1933年旗下宋哲元部參加抗日長城戰役。1934年3月張學良就任鄂豫皖“剿總”副司令，駐武昌，部分東北軍南下。1935年夏張學良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總司令是蔣介石），16萬東北軍主力被蔣介石調至陝甘一帶圍剿紅軍，經歷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損失近三個師。南滿官兵久厭內戰，張學良秘密至上海會見杜重遠、李杜等人士，中共秘密黨員劉鼎赴張學良處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

1934年1月張學良返國，3月就任鄂豫皖“剿總”副司令，部分東北軍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總”，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東北軍此時兵力十六萬左右，五分之四被驅入陝甘參加“剿共”。然而，蔣介石對東北軍不但不給補充，還將東北軍削減番號，減發軍餉。東北軍一方面被蔣介石掣肘，另一方面將士們思念故鄉、厭倦內戰，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張學良也感到再繼續下去將使全軍覆滅、永無回鄉之望。12月，張學良赴南京開會，秘密轉上海會見杜重遠、李杜等愛國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張學良進言：停止內戰，聯合一切愛國力量抗日是東北軍最好的出路。後來，又輾轉介紹中共秘密黨員劉鼎赴張學良處工作。

與此同時，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根據東北軍的情況，中共中央把對該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舉行了聯合抗日救國會談。東北軍確立聯共抗日方向，為在西北地區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委員有葉劍英等人。20日，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陝甘根據地廣大軍民在此方針指導下，積極開展了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

延安會談后，張學良全力以赴進行抗日準備，不僅與紅軍停戰，還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駐防陝甘）友好相處。6月，張學良命人創辦《西京民報》，向官兵和民眾宣傳抗日。同月15日，張楊聯合在王曲鎮開辦“長安軍官訓練團”，向中高級軍官灌輸抗日思想。22日，張在該團發表題為《中國出路唯有抗日》的講話，指出“抗日是東北軍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陣線上去長期抗戰”為己任，號召全軍將士“寧肯鬥爭致死，決不束手待斃！”張學良的抗日決心與信心，對全軍提高思想、統一認識起了很大作用。

9月初，為向部隊補充新鮮血液，張學良接受共產黨建議，從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進步青年和學生（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民先隊員），開辦學兵隊。同月，東北軍內秘密建立以張學良為領袖的抗日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在此期間，張學良還陸續派代表分赴晉、綏、冀、兩廣、新疆等地，聯絡各地方實力派，醞釀聯合抗日；同時利用各種機會向蔣介石勸諫，要求他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

東北軍入陝甘地區后，許多共產黨員秘密進入該軍，為幫助其走上抗日戰線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東北軍內的地下黨員成立了東北軍內工作委員會。此後地下黨在東北軍的工作更加活躍，無論總部、各部隊、軍官訓練團和學兵隊，以及報社、通訊大隊等，都有共產黨員在裡面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團結教育廣大官兵。8月30日至10月初，朱理治、葉劍英相繼至西安，與張學良磋商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三方聯合抗日大計，進一步加強推動東北軍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指引下，東北軍內和西北地區的地下黨組織互相配合，不斷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報》、《東望》和《西北文化日報》等進步報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東北民眾救亡會”等救國團體紛紛成立，並聯合舉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會、追悼魯迅和援綏抗日募捐等活動。

抗日救國事業把東北軍、十七路軍和各階層民眾緊緊聯結在一起，在愛國熱情激勵下，將士們決心為抗日而獻身。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懇切地請纓援綏。蔣嚴詞拒絕，同時下令加緊鎮壓救亡運動，又策劃調集其嫡系部隊約三十個師進入陝甘，圖謀全殲紅軍並迫張、楊就範。12月4日蔣介石坐鎮西安威逼張、楊“剿共”，否則即將兩軍趕出陝甘。蔣的倒行逆施，使張、楊忍無可忍，終於激起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並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十七路軍廣大官兵為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後張學良被蔣軟禁，東北軍被縮編並調往豫、皖、蘇各地。張學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書東北軍將領，勉勵部下：“吾等必須將吾們的血及此一點武裝（東北軍），供（貢）獻與東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戰場上，顯我身手。”

七七事變爆發后，東北軍與全國軍隊一起迅速開往各抗日戰場，其中四十九軍、五十七軍和六十七軍在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中浴血奮戰，犧牲慘重，五名將軍戰死前線；五十一軍參加保衛淮河及徐州大會戰（包括台兒庄戰役），后與五十七軍一起挺進魯南；五十三軍轉戰冀、豫、鄂、湘，后入緬甸、越南對日作戰。在激戰中，吳克仁、朱鴻勛、吳桐崗、劉桂五、方叔洪、黃德興、劉啟文、扈先梅等將領及無數官兵陣亡。張學良被扣后，東北軍在蔣介石消滅異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損失並被分化瓦解。

廣大官兵紛紛覺悟，在共產黨幫助下，陸續脫離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獨立自主開展游擊戰爭的道路。1937年10月，五十三軍六九一團團長呂正操在冀中舉起抗日大旗，經小樵改編，部隊迅速發展，后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並建立冀中軍區。1942年8月，五十七軍一百十一師師長常恩多和蘇魯戰區秘書主任兼政務處長郭維城率該師舉行“八三”起義。中共山東分局聞訊，立即派從該師撤出的秘密黨員萬毅（該師三三三旅旅長）和王振乾急返部隊。新一百十一師推選萬毅任師長（常恩多病逝），后編為八路軍濱海支隊。1945年8月，奉朱德總司令命令，呂正操、萬毅、張學思等率部挺進東北，實現了張學良將軍和東北人民湔雪國恥光復故土的宿願。東北軍走向抗日戰場，經過了苦難而曲折的道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著名的東北軍將領有于學忠、繆澄流、何柱國、湯玉麟、吳克仁、萬福麟、王以哲、崔連山、劉多荃等。

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

“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民眾；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奮起殺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起來！起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戰鬥！戰鬥！戰鬥！戰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前身，歌詞創作取材於一首遼寧義勇軍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

“918”后，東北抗戰風起雲湧，義勇軍達30萬至50萬，1936年1月28日，東北民眾抗日聯合會軍政擴大會議在黑龍江省湯原縣舉村。這個日子被史學家當做東北抗聯正式成立的日子，這也是我黨正式開始在東北領導抗戰鬥爭。會議決定建立抗聯分編為第一、二、三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為楊靖宇；第二路軍總指揮為周保中；第三路軍總指揮為李兆麟。在抗聯成立之前，東北抗戰風起雲湧，由前東北軍官兵、農民、城市市民、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甚至土匪馬鬍子等組成的義勇軍揭竿而起。

《泰晤士報》曾報道說，“滿洲今日對日本人來說，沒有一條街道是安全的”。

日本關東軍自己公布的資料表明，僅1931年——1934年兩年半時間裡，關東軍在東北戰死2萬7000餘人。

遼寧義勇軍發展到58路、幾十個支隊約25萬人。彭振國、王化一、唐聚五、劉振東、高文彬等前東北軍軍官在60餘縣開展抗敵鬥爭。各路義勇軍頻繁出擊，破鐵路，炸橋樑，先後攻克錦西（今葫蘆島市）、通遼（今屬內蒙古）、岫岩、新賓、撫順等數十座縣城，控制了廣大地區。8月下旬，第21、第24路義勇軍多次襲擊奉天（今瀋陽）城，一度佔領東塔機場。

吉林義勇軍發展到15萬人。其中，以李杜為總司令的吉林自衛軍，3月份在夾信子、桶子溝（今均屬黑龍江）等地抗擊敵軍。4月初，該部5萬餘人從依蘭（今屬黑龍江）出發，分兵三路反攻哈爾濱，戰鬥月余。因依蘭失守，部隊減員到2萬人，遂轉至梨樹（今屬雞西市）一帶開展游擊戰。此時，馮占海部改稱吉林救國軍，在反攻吉林、攻佔拉林等戰鬥中，部隊發展到7萬餘人。以王德林為總司令的國民救國軍於3月在鏡泊湖地區連續組織四次伏擊戰，並取得寧安、敦化等戰鬥的勝利，部隊擴展到6萬餘人。

黑龍江民眾抗日救國義勇軍總司令部於5月在海倫成立，馬占山任總司令，共8萬餘人。該部於呼海鐵路（呼蘭—海倫）、齊克鐵路（齊齊哈爾—克山）沿線頻頻出擊，在松浦鎮、安達、海倫等戰鬥中取得很大勝利。9月，海（拉爾）滿（洲里）護路軍總司令蘇炳文宣布**，建立東北民眾救國軍，所部3萬餘人在富拉爾基一帶抗擊敵軍。10月，馬占山率部反攻齊齊哈爾，使日偽軍驚恐不安。在此期間，三省義勇軍在103個縣的廣大地區進行數千次戰鬥，給敵軍以沉重打擊。

早在江西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已關注東北地區的抗敵鬥爭。在1934年舉行的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東三省幾十萬義勇軍的奮鬥”是“全國民眾的反帝運動”，“極端猛烈的發展起來的標誌”。他還以大會主席名義致電慰問東北人民抗日軍和義勇軍。長徵到達陝北后，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毛再次以東北人民抗敵鬥爭的事實作為有力來收復失地，並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的最好證明”，指出“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全面抗戰爆發后，毛高度評價東北抗聯在全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5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同志精闢地論述了東北抗聯的鬥爭對於全國抗戰的價值：“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同志指出，要全面客觀地評價東北抗聯的歷史地位。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中共東北局關於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時，毛澤東同志刪去了原稿中“我們在東北人民中的影響還很小很淺”一語及相關闡述，（參見田酉如：《彭*真主持中共東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指出“我黨在東北，從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領導東北人民組織**義勇軍，反對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長期英勇鬥爭”

1949年5月14日，毛澤東同志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東北局等的電報中，對抗聯工作從總體上進行了高度評價：抗聯幹部領導抗聯鬥爭及參加東北的鬥爭是光榮的。此種光榮鬥爭歷史應當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

東北易幟后，東北軍編成步兵25個旅、騎兵6個旅、炮兵10個團。1930年9月，張學良支援蔣介石參加中原大戰，以其9個精銳旅共10萬人編成兩軍，由於學忠、王樹常統領入關。中原大戰結束后，入關的9個旅及配屬（騎兵3個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駐在平津一帶。1931年7月，為討伐石友三的反蔣反張戰爭，又將東北的步兵3個旅、炮兵2個團共8萬人調進關內。再加上駐山海關的何柱國旅，這時東北軍步兵精銳和大部炮兵分佈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一帶。留駐東北的步兵12個旅、騎兵3個旅和省防旅，裝備都較關內部隊差。由於東北軍政當局歷來是反共反蘇的，特別是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來對付蘇聯。“九一八”事變前夕，在東北的正規軍40萬人（保守估計）。

經過張學良的精兵簡政，東北軍還有40萬左右的主力，但戰鬥力還是不錯的，裝備方面無法統計（因為東北兵工廠生產力太高了，在東亞都可以排的上號的，每天的產量就可以武裝一個營），步槍型號為六五、七九，迫擊炮是16年式；衝鋒槍是伯格曼、重機槍是馬克沁重機槍、勃朗寧三十節式重機槍、仿日式三八式重機槍；迫擊炮150mm迫擊炮、80毫米迫擊炮（正常情況下，每月可製造迫擊炮80門，炮彈4萬發。）；仿日38式105毫米野戰加農炮；榴彈炮是21倍口徑100毫米輕型榴彈炮、輕便榴彈炮、38式150毫米榴彈炮；野戰炮是遼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M1903 75毫米29倍徑野戰炮，M1905 75毫米30倍徑野戰炮，M1908 75毫米30倍徑野戰炮。關於東北軍當時的坦克數量不祥，有記載的是張蔣大戰時張作霖曾派出1隊坦克，總共36輛“雷諾”FT-17型坦克，由於東北兵工廠仿製、生產設計能力非常強，所以在當時東北軍是實力最為強勁，軍種最全，裝備最好的軍隊。

國內戰爭期間奉軍在中國最先使用坦克，最先進行了飛機坦克的空地配合作戰，最先使用氯氣彈，當時日軍在東北軍倉庫中發現的航空毒氣彈。根據史料記載，東北軍的確有儲存和使用毒氣彈這類化學武器的記錄。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晉軍第四師師長傅作義率軍輕取重鎮涿州，奉軍反攻，展開了三個月的圍城戰。或許出於對國際法的無知，奉軍竟然公然使用毒氣彈攻城，並請記者觀摩。由於對風向的掌握不足，這次攻擊偷雞不成蝕把米，沒能拿下涿州不說，反而給奉軍自己造成一定損失。九一八以後，未聞東北軍再有使用化學武器的消息，推測其全部儲備都在瀋陽陷落時為日軍所獲。

在1919年，法國曾經派出了一批FT-17到海參崴參加對蘇俄的作戰。後來，這批坦克由奉系軍閥張作霖獲得。後來，為準備與直系軍閥作戰，張作霖之後又向英國、法國、美國購買了一批坦克，其中就包括36輛自法國購買的雷諾FT-17。且是報廢的，是購入後由東北兵工廠再行整修配裝使用，這批FT-17坦克分為裝備機槍和37mm戰車炮的兩種型號。其中，第一批共10輛FT-17在1924年運抵大連。後用於其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勢力的戰鬥中。之後，在1928年，為對抗蔣介石所發起的二次北伐，這批FT-17坦克隨東北軍的戰車隊被派往河南，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有六輛FT-17坦克被擊毀報廢。在東北軍戰敗后，這批坦克又隨戰車隊回到了東北。在東北易幟之後，這批坦克隨東北軍一起併入了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中。在中東路事件中，它們還曾經被運往前線，但是在它們抵達之前，蘇軍就已得勝。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它們大部分均被拋棄在東北，大部分被日軍所擄獲，並被編入了滿洲國軍中。東北軍裝甲部隊的雷諾FT-17型坦克並未在九一八事變中完全覆滅，部分車輛被帶入關內。1933年春，張學良曾向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贈送了仿製法國雷諾FT17坦克兩輛和瀋陽兵工廠自行生產的國產民生牌裝甲汽車四輛，這些車輛後來成為中央裝甲兵學校的重要裝備。訓練出一批在抗戰中英勇無畏的裝甲兵學員，總算是為抗日戰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27年，國民革命軍中央軍在北伐戰爭中曾經擄獲東北軍的一輛FT-17坦克。在停於浦口車站時候，軍民均上前圍觀。在場的軍人稱其為“鐵牛”。

胡獻群將軍提到第五軍裝甲兵團入緬時，有裝備一種雷諾戰車裝備37mm炮與機槍一挺，依其描述應為FT-17。

在九一八事變前，駐防瀋陽的第七旅是東北軍精銳，根據記載，該部轄三個步兵團駐守北大營，是張學良的看家部隊。該部裝備有迫擊炮、平射炮、輕重機槍、車輛騾馬，甚至還配屬一批雷諾坦克，是東北軍中裝備最精良的一個旅。日軍這張照片證明了北大營守軍裝備坦克一事並非子虛烏有。

但是，在北大營被攻佔的過程中，卻只有日軍坦克進攻東北軍的記錄，而沒有東北軍用坦克迎戰的記載。根據東北軍老人的回憶，這批坦克共計12輛。在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時候，由於東北軍奉命不抵抗，坦克既沒有加油也沒有裝彈，以免構成日方指責東北軍「啟釁」的藉口。待局勢發展到無法控制，坦克已經既來不及投入作戰也來不及逃離了，只得放棄，導致這些坦克被日軍俘虜。這批坦克在北大營被俘後，有資料表明日軍將其用於進攻黑龍江馬占山部，後將一部分車輛運回國內研究，一部分車輛轉交偽滿洲國軍。

其實，日軍在瀋陽投入的坦克，多為輪式裝甲車，從戰鬥力對比而言，雷諾NC-17坦克還要勝之一籌。因此，有戰鬥經驗的東北軍坦克部隊未經抵抗就束手被擒，實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1937年8月13日，中國軍隊在上海對日軍主動發起進攻，圍攻在租界中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幾乎全殲在滬日軍。在進攻楊樹浦的戰鬥中，中國坦克部隊出動三輛維克斯6噸坦克，拚死衝擊日軍陣地，但因為寡不敵眾，且中國步兵部隊缺乏配合坦克兵進攻的經驗，在戰鬥中三輛坦克先後被毀。在其中一輛坦克被摧毀後，日軍打開坦克的艙門，發現其車長和機槍手均死於日軍炮火，但仍保持著射擊的姿勢。「這是在此前作戰中罕有看到的，可見中國軍隊這一次的作戰決心不同反響。」他們在那名車長的口袋裡發現了他的證件，那名車長是中國裝甲兵團的一名軍官，姓錢，滿族。這名戰死上海的坦克車長，應該就是從東北撤出的裝甲兵之一吧。日本刊物上中國裝甲兵學校使用的FT-17型坦克，即為張學良東北軍所提供，可算是東北軍裝甲兵的最後血脈。

東北空軍全盛時期（即張作霖統治時期）裝備飛機300架，共5個航空兵隊。由於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瀰漫著武器至上的觀點，中國東北兵工廠有自己製造飛機的技術，飛機除了購買和西方列強贈送以及戰場上繳獲的之外，東北軍自己製造的戰鬥機很有特點，戰鬥機被稱為遼F1式．為雙翼型，它吸收了德國和法國戰鬥機的優點，當時算是比較先進的機型為雙翼型，裝備有兩挺劉易斯航空機槍。輕型轟炸機稱“遼FHl式”，可載4枚50千克的航空炸彈；中型轟炸機稱“遼H1式”，每架轟炸機有2名飛行員，2挺機槍，可載4枚100千克的航空炸彈，飛機航程比較遠，是東北自製飛機中技術含量最高、製造難度最大的飛機，價格比較昂貴，製造困難，因此僅有10架。當然．這些高端技術的應用，也提高了奉系軍閥的軍事地位。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張學良按照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指示“空軍官兵不得擅自行動”僅僅100餘名日本士兵如入無人之境，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就衝進東塔機場，東北空軍262餘架飛機落入敵手 其中有英制維梅型轟炸機．法制布萊蓋型、波太型、高德隆型轟炸機，德制容克型偵察轟炸機，日制甲式戰鬥機和八八式偵察機。還有剛剛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進口尚未啟封安裝的40架新飛機。經營10餘年的東北空軍，一夜之間成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犧牲品。

東北海軍擁有大小艦隻27艘，3.22萬噸，艦隊官兵3300人。主力艦“海圻”號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巡洋艦，其餘還有“海琛”、“鎮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戰艦。東北海軍全盛時期，“擁有大小艦隻27艘，約32200餘噸，當時全國軍艦隻有42000噸，東北就佔76．7%，東北海軍官兵有3300人，全國海軍約有54OO人，東北就佔61%”。

東北海軍的絕對優勢，一方面，使奉系軍閥在軍閥混戰中屢屢獲勝；另一方面，作為一支現代化的海軍，東北海軍的建立不僅填補了近代東北地區無海軍的空白，更促進了東北軍事的近代化。

“9.18”時東北軍與日本關東軍軍力對比為北大營8000人vs關東軍3000人，奉天省內軍力對比大約為東北軍6-9萬vs關東軍1萬人（1931年9月，日本關東軍兵力10500人，系日本陸軍第2師團），裝備方面中國軍隊佔優，東北軍佔據局部兵力優勢，且直隸、熱河以及山海關一帶有東北軍主力25萬也可迅速馳援，由於日軍資源較匱乏，打不起大規模持久戰，而且當時日本國內也分成了主戰主和兩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擊，日本國內主和派必能佔據上風，東北有很大可能不會淪喪。東北駐軍和日軍力量上對比，東北軍數量上占絕對優勢，而且在武器裝備上亦有相當的優勢。

日本關東軍在事變時不僅沒有空中武裝力量，甚至在輕武器方面也不曾裝備類似於東北軍的“捷克輕機槍”這樣的高技術含量武器。如果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當，日軍的侵略行動是幾乎不能得逞的。1928年，東北軍閥張學良將軍宣布歸附南京中央政府，中國實現了表面上的統一。張學良憤怒聲討紅白兩大帝國主義（俄、日）對中國東北進行瘋狂滲透，導致北患無休無止。

1929年7月，張學良的東北政府決心奪回失去的主權，並切斷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開始驅逐中東鐵路蘇聯職員，查封哈爾濱蘇聯商業機構，開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同年7月18日，斯大林掌握實權后的蘇聯政府宣布對華斷交，並命令蘇軍在中蘇邊境黑龍江吉林段準備武裝介入。戰鬥主要在中國的滿洲里和扎賚諾爾地區展開。從7月末開始直到11月，大小戰鬥進行了數十次。中蘇作戰，張學良戰敗，蘇聯從此長期侵佔黑龍江主航道附近的江心洲，包括黑瞎子島等。直到21世紀初才歸還中國一半。日本各種書刊記載的戰亡人數不統一，但是外務省公布的幾次有足夠依據。滿洲共陣亡26萬5000多士兵，中國陣亡46萬士兵，是最接近事實的。蘇聯宣布擊斃日軍8萬多，日軍自己記載諾門坎陣亡1萬多，東北人民組織的抗日武裝在東北14年裡，擊斃日軍達17萬5000日軍。

獨立第7旅王以哲部，駐瀋陽；

獨立第12旅張廷樞部，駐錦縣；

獨立第20旅常經武部，駐鄭家屯；

騎兵第3旅張樹森部，駐通遼；

獨立炮兵第6旅 王和華部，駐北鎮、錦縣；

獨立炮兵第7旅 劉翰東部，駐錦縣；

省防一旅於芷山部，駐山城鎮；

省防二旅張海鵬部，駐洮南；

公安總隊（由原第20師改編）黃顯聲部，駐瀋陽；

輜重教導隊牛元峰部，駐溝幫子；

鐵甲車隊 曹耀章部，駐溝幫子；

工兵第11團 杜維綱部，駐義縣；

東北空軍、海軍及憲兵司令部，均駐瀋陽；

獨立第21旅趙芷香（后張治邦繼任）部，駐寧安、德惠、綏芬河；

獨立第22旅蘇德臣（後趙毅繼任）部，駐雙城；

獨立第23旅李桂林部，駐長春；

獨立第24旅李杜部，駐依蘭、富錦、佳木斯；

獨立第25旅張作舟部，駐吉林；

獨立第26旅邢占清部，駐哈爾濱、一面坡、橫道河子；

獨立第27旅吉興部，駐吉林；

獨立第28旅丁超部，駐哈爾濱；

獨立第29旅王瑞華部，駐濱江；

騎兵第4旅常堯臣部，駐農安；

省防第1旅孫鶴喜部，駐方正；

省防第2旅王紹南部，駐蛟河；

炮兵第10團穆純昌部，駐長春；

工兵第11營 佟榮甫部，駐吉林；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馮占海部，駐吉林；

哈爾濱特區公安大隊 王之佑部，駐吉林；

山林警備隊趙維祥部，駐延壽；

省防步兵第1旅張殿九部，駐紮蘭屯、昂昂溪；

省防步兵第2旅蘇炳文部，駐海拉爾、滿洲里；

省防騎兵第1旅王南屏部，駐綏化；

省防騎兵第2旅吳松林部，駐克山、拜泉；

獨立騎兵第2旅程志遠部，駐滿洲里、小蒿子站（今泰康）；

省防步兵第3旅馬占山部，駐黑河、海倫；

獨立炮兵第9團朴炳珊部，駐泰安鎮；

工兵第12營 劉潤川部，駐齊齊哈爾；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徐寶珍（后張競渡接任）部，駐齊齊哈爾；

興安屯墾軍苑崇谷部，駐索倫；保安大隊竇聯芳部，駐齊齊哈爾。

近代中國東北軍事工業薄弱，上世紀20年代張氏父子主政東北期間，先後創辦了奉天軍械廠、東三省兵工廠、奉天糧秣廠、奉天被服廠、東北航空工廠、奉天迫擊炮廠等一系列軍工企業，東北軍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與國內其他地區軍工企業相比，東北的軍事工業雖然起步較晚，但起點高、發展速度快，很快便後來居上，成為同行業的佼佼者。其科學技術被用作軍轉民來施行東北新建設運動。

種類多、涵蓋廣、規模大，國內首屈一指

每一個企業又下設多家分支機構。生產產品除滿足戰爭需要的武器、彈藥外，還生產飛機發動機零部件、試驗架、機身、機翼、尾舵、螺旋槳、冷氣機、始動機、冷氣始動機、單力始動機、冷氣救火機、飛機架尾車、飛機鐵平車、通信鉤、信號槍、放煙筒、機關槍轉盤、炸藥架、炸彈懸吊機、炸彈上子、炸彈投置器、機關槍連動機、航空儀器、航空照相機零件、航空無線電零件，以及糧食、食品、服裝、鞋帽、帳篷、鍋灶、鐵桶、木器、印刷品等百餘種產品，涉及生產、生活各個領域。

設備優、技術新、重研發，產品精良國內領先

以東三省兵工廠為例，兵工廠鼎盛時期所屬各廠的機械設備約合萬台以上，可謂數量龐大、種類齊全、技術先進、國內領先。兵工廠所屬槍彈廠設備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廠引進，當時日產子彈一萬發；1922年從日本引進設備，日產子彈能力達到10萬發；1924年從德國購進七九尖彈機器，日產子彈10萬發以上。在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同時，加強技術革新，設備、工藝在生產過程中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產品性能日趨穩定，精密度也逐步提高。槍彈產量可達日產30萬發，1929年槍彈生產鼎盛時期，日產子彈40萬發。兵工廠所屬炮廠、炮彈廠、鑄造廠等引進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對於鋼材縱斷、切削、車光旋堂、裝配零件等操作過程，完全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炮廠引進有製造十生的五的口徑大炮的生產設備。鑄造廠添設鍊鋼熔爐，中級鋼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生產設備如車床、刨床、銑床、鑽盤、鉗台等均能製造，即使複雜的機器設備也能製造。小型工具如樣板樁模配件，各廠都有製造所，隨時可以製造，無需外購。鑄造廠對於槍筒鋼，初煉失敗后，改由電爐試煉，經過幾十次的反覆冶鍊，新產品的質量和化學物理性能，均合乎槍筒鋼的標準，冶鍊獲得成功。至此，槍筒鋼由國外進口改為廠內供應，節約大量成本。

在火藥和炸藥方面，東三省兵工廠擁有當時國內最為先進的工業技術。繼江南製造局龍華火藥廠開始生產最早的無煙火藥后，1920年10月奉天軍械廠開始生產無煙火藥，后併入東三省兵工廠。1924年東三省兵工廠無煙藥廠採用湯姆生置換硝化法。關於無煙葯的成型，各廠均採用水壓機成型。1924年東三省兵工廠向德國購買以甲苯為原料，用三段硝化法製造TNT和以苯酚為原料，經磺化、硝化製造苦味酸的機器設備。

這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具有生產規模的炸藥工廠，投入生產後，產量不斷增加，月產TNT從12噸增至120噸，苦味酸從三噸增至30噸。此外，東三省兵工廠還安裝有三噸電爐，能自行煉製普通工具鋼，能製造各種通用工具機，有月產工作母機10台，修理機動車三輛的記錄。為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廠成立了科學研究會，各廠廠長和技師、技士作為委員，每星期集會一、二次，對外稱為俱樂部。

自楊宇霆任督辦后，派藥廠廠長洪中為會長，各廠廠長、技師等為委員，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與兵工有關的科學技術，介紹各國學術上的新發明和尖端技術經驗，以增進會員研究興趣，提高和改進兵工廠的技術。研究會辦有《東三省兵工廠科學研究會》雜誌，介紹國內外兵器動態、兵器研發技術等相關內容。由於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重視產品的技術革新、更新換代，僅僅十餘年間，東三省兵工廠的生產能力（見表一）、綜合實力躍居全國領先地位。“不僅全國第一，即日本人亦為之側目”，日本人稱東三省兵工廠為“東方第一”。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一去不復返，於是轟轟烈烈的壯舉之後便揭開了千古遺恨的悲劇序幕。近20萬東北軍群龍無首，並在主戰主和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最後竟發展到內部殘殺。

1937年2月2日，不顧大局的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副處長宋學禮和交通處長蔣斌等人。血案發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師師長劉多荃為了替王以哲報仇，將部隊開進西安搜捕少壯派軍官，誘殺了對促成東北軍聯共抗日有功的旅長高福源，致使內部殘殺的悲劇愈演愈烈。危急關頭，中共代表周恩來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輕率地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東北軍東調的“乙案”，鑽入了各軍不相統屬、部隊分割使用的圈套。東北軍遂東調，分駐豫南、皖北、蘇北地區。4月到6月，南京政府對東北軍進行整訓、縮編，化大為小，化強為弱，由每軍四師的甲種軍縮編成每軍二師、每師二旅的乙種軍編製，僅騎兵第2軍保留三個師。

整編后的東北軍有6個軍：第49軍，軍長劉多荃，轄第105師（師長高鵬雲）和第109師（師長趙毅）；第51軍，軍長於學忠，轄第113師（師長周光烈）和第114師（師長牟中珩）；第53軍，軍長萬福麟，轄第116師（師長周福成）和第130師（師長朱鴻勛）；第57軍，軍長繆徵流，轄第111師（師長常恩多）和第112師（師長霍守義）；第67軍，軍長吳克仁，轄第107師（師長金奎壁）和第108師（師長張文清）；騎兵第2軍，軍長何柱國，轄騎兵第3師（師長徐良）、騎兵第4師（師長王奇峰）和騎兵第6師（師長劉桂五）。

西安兵諫后叛離東北軍的第106師（師長沈克）、騎兵第10師（師長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長黃永安）、炮兵第8旅（旅長喬方）均依附蔣軍另立門戶。原由東北義勇軍編成的馮占海的第63軍番號被撤銷，僅保留了第91師。另外，抗戰爆發后，馬占山還受命組建了一支新的部隊——東北挺進軍。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東北軍被蔣介石分割使用於各個戰場，逐步被削弱、肢解、消滅，也有一部分在戰場上起義，走向了新生。

1937年8月中下旬，日軍開始沿津浦路大舉南犯。劉多荃率第49軍進駐滄縣及靜海附近。8月21日，由日軍第10師團步兵第10聯隊主力組成的右側掩護隊，開始向靜海前進。49軍之一部立即加以阻擊，與敵發生激烈戰鬥。日軍以猛烈的炮火向靜海轟擊，49軍守軍奮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軍被調到淞滬戰場。105師在錢江弄、江橋一線堅守陣地，遭到日軍重火力猛攻，626團團長顧忠全陣亡，該團一營傷亡過半。109師在紀王廟、馬同橋一線與數倍日軍苦戰，四個團長中高睦姻、姜奎舉等三個團長相繼陣亡，營長傷亡了2/3。109師一個整師基本打光了。

儘管第49軍損失慘重，但蔣介石在戰後根本不理睬其整補的要求。萬般無奈之下，劉多荃帶著109師師長趙毅親自到武漢去活動，花了好大一筆錢才打通了門路，調來了全部徒手的預5師補充109師。預先講好條件，趙毅仍為109師師長，原預5師的團長以上主官全部留任。

劉多荃將張學良當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裝備該師。補充后的109師一式捷克式步槍，每連六挺捷克式輕機槍，每營配有重機槍連，團有迫擊炮，堪稱裝備精良的生力軍。然而劉多荃、趙毅高興得沒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讓109師開拔時，原預5師留任的四個黃埔生團長全部告長假，部隊一點也開不動。

事情反映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非但不處分故意搗蛋的團長，反而藉機將趙毅撤職，換上了嫡系李樹德，劉多荃任命的其他東北軍軍官也都被撤換掉，接著又將109師劃歸第1戰區劉峙指揮。49軍的一個整師就這樣被剝離。1939年大批日軍猛攻南昌，劉多荃率部守御松山、萬家埠一線。由於修水作戰失利，又被蔣介石借題發揮，揪住不放，對49軍大加撻伐，劉多荃由中將軍長降為上校軍長；105師師長王鐵漢撤職留任，責令戴罪立功；副軍長高鵬雲、參謀長秦靖宇相繼調離，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倉分別繼任。

1937年8月，第51軍被調往山東，負責海防守備，于學忠任第3集團軍副司令兼第51軍軍長。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團軍總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團軍總司令。

1938年1月，日軍調遣16個師團共計23萬兵力，沿津浦鐵路一南一北，分兩路夾擊戰略重地徐州。于學忠以51軍兩個師的兵力約2.5萬人，死守蚌埠，血戰臨淮關，頂住了日軍3個師團共計4萬人的瘋狂進攻。在連續8天的防守中，51軍傷亡七千餘人，但他們守住了淮河，日軍的傷亡達九千人以上。

淮河戰役后，于學忠率領疲勞之師增援台兒庄，任中央兵團副總指揮，在率部智取韓庄、爭奪賈家埠、血戰禹王山的戰鬥中再立戰功。徐州撤退時，于學忠率部墊后，該部被敵人分割包圍，切成數段，但他指揮部隊浴血奮戰，終於殺出重圍，勝利完成了掩護任務，受到第5戰區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傳諭嘉獎，並晉陞為一級上將。

1938年6月，51軍奉命參加武漢會戰，于學忠任第3兵團副總司令兼第5集團軍總司令，在大別山麓與日軍激戰。武漢失陷后，于學忠率部開往大別山打游擊，襲擊敵人後方，並在金家寨一帶進行休補。

1939年2月，于學忠被任命為魯蘇戰區總司令，指揮東北軍51軍、57軍到魯南山區打游擊。此間他不再兼任51軍軍長職務，114師師長牟中珩升任軍長。從1939年到1943年，在魯南抗戰5年中，于學忠部傷亡慘重。

1944年3月，于學忠被免去蘇魯戰區總司令的職務，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從此失去軍權。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調任第10戰區副司令長官后，原113師師長周毓英繼任第51軍軍長。

解放戰爭時期，第51軍被改為整編第51師，周毓英任中將師長，駐守棗莊。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編第51師師部向我華東野戰軍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綏晉區副司令，1948年9月在濟南戰役中被俘。1949年初，蔣介石曾脅迫於學忠去台灣，在中共地下黨人的幫助下，他避居四川重慶鄉間。新中國成立后，于學忠曾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河北省體委主任等職。

“七七”事變后，萬福麟任第1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53軍軍長，負責平漢線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線的防守。在日本侵略軍的猛烈攻擊下，萬部損失慘重，被迫退出戰場，孤軍游擊於太行山區。1939年2月，萬福麟重整部隊，參加了豫北、豫東的對日作戰。6月，武漢會戰開始，萬福麟任第26軍團軍團長兼第53軍軍長，負責防守德安、星子一線。

9月，在鄂東南大冶、陽新一線抗擊來犯日軍，苦戰數日，敵人受到重創，其本部亦傷亡慘重。武漢會戰後，第53軍奉命休整補充，萬福麟調赴重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軍長職務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軍被編入遠征軍第20集團軍對日作戰，為打通中國雲南至緬甸的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作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遼瀋戰役中率53軍官兵投誠。萬福麟則在1949年逃往台灣。原53軍副軍長黃顯聲，在西安事變後為營救張學良將軍奔走呼號，1938年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1937年10月10日，第53軍116師346旅691團在華北戰役中完成掩護主力部隊撤退任務后，與大部隊失去聯繫，在團長、共產黨員呂正操的帶領下，於晉縣小樵鎮改編為人民自衛軍，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擊。後來這支部隊正式編為八路軍序列。呂正操創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在反“蠶食”和反“掃蕩”鬥爭中，創造了平原游擊戰爭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

1937年11月，繆徵流的第57軍奉命駐防南通、啟東、海門、如皋、靖江一線的江防要點。112師在無錫附近與敵接戰，緊接著又參加了鞏衛江陰、固守鎮江的戰鬥，損失較大，師長霍守義負傷，全師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師開赴南京前線。12日，日軍向南京發起總攻，112師671團、673團在南京城北長江一線陣地阻擊日軍，傷亡慘重。第112師副師長李蘭池在率隊衝鋒時於南京太平門附近中彈壯烈犧牲，后被國民政府追謚為少將。

11月間，第57軍的第111師在靖江、揚州一線抗擊登陸日軍，打響了靖揚之戰，幾次戰鬥均極為激烈。1937年11月25日拂曉，日軍以猛烈炮火轟擊長江北岸111師陣地，佔領施家橋，掩護大批日軍登陸，旋又佔領了都天廟。

111師333旅的萬毅部全部退守橫溝橋。上午8時，日軍沿揚州城公路向333旅陣地衝擊，111師師長常恩多親率兩營官兵與敵浴血奮戰。酣戰之際，常師長又果斷地命令662團出擊，連續擊退日軍步兵的三次反攻。日軍遂調來坦克在前面開路，後繼以步兵再次沖向111師陣地。常師長指揮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彈向敵坦克猛轟，並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擊。戰至下午4時，日軍狼狽逃竄。111師乘勝追擊至施家橋。

1938年3月，在台兒庄戰役中，57軍的333旅奉命馳援守衛山東臨沂的龐炳勛部。面對日軍精銳坂垣師團，333旅官兵毫不畏懼，血戰15晝夜，先後攻克敵人三個據點。戰鬥中，333旅傷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營只剩下十餘人，有的連隊軍官全部傷亡，由軍士自動代理連長作戰，前赴後繼，戰鬥不止。日軍亦傷亡慘重，傷亡2000多人。為此，333旅受到會戰總指揮部的通電嘉獎，57軍亦通令全軍，稱之為“解臨沂之圍，壯本軍之譽”。

1939年2月，57軍被調到魯蘇戰區，在於學忠指揮下在敵後進行游擊戰。在此期間57軍的高級將領開始走向反動。1940年9月15日，57軍軍長繆徵流同日軍代表談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協定。這件事被111師師長常恩多和333旅旅長萬毅獲悉，常恩多和萬毅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兩人秘密擬定了除奸方案。

1940年9月22日晚，常恩多和萬毅帶人抄了軍長繆徵流的軍部，抓獲了副軍長朴炳珊及與日軍簽訂協議的談判代表，繆徵流倉皇出逃。但蔣介石不僅不將通敵人員嚴辦，反而斥責常恩多“不識大體”，還撤銷了57軍番號，111師、112師直接由魯蘇戰區指揮，並陰謀瓦解111師。1942年8月3日，111師一部在常恩多、萬毅和魯蘇戰區政務處長郭維城的率領下，在日偽頑反共囂張的嚴峻時刻，毅然宣布起義，參加八路軍。在奔赴解放區的途中，常恩多犧牲在擔架上。

為維護統一戰線，起義部隊仍用第111師番號，師長為萬毅，副師長為郭維城。1944年10月20日，該部隊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濱海支隊，萬毅為濱海軍區副司令員兼濱海支隊支隊長。1945年8月，濱海支隊與其他山東的八路軍部隊組建成“東北挺進縱隊”，在縱隊司令員萬毅指揮下挺進東北。部隊克服重重困難，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領的抗日聯軍，肅清敵偽勢力，建立民主政權。

在解放戰爭中三下江南，四保臨江，血戰四平，參加了偉大的的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一直打到海南島。抗美援朝時又作為38軍的組成部分，在松骨峰戰役中痛殲美軍，打出了中國軍人的威風！志願軍彭德懷司令員在嘉獎通電最後特意加了兩句：“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38軍萬歲！”

1937年8月下旬，吳克仁滿懷報國之志昂然請纓，率67軍奔赴華北前線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馬渡、中經馬廠迄小衛庄一線構築陣地防守。9月1日，日軍第6師團在飛機、重炮掩護下，猛攻67軍的大城防線。吳克仁指揮全軍與敵血戰十日，日軍屢遭重挫無法前進。當日軍增派二十餘艘汽艇，載有山炮、機槍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襲時，又被67軍預先埋伏在姚馬渡的部隊兜頭猛擊，第一艘汽艇首先被擊沉，後續敵艇也被分段截擊。

日軍船隊雖憑藉重火器反撲，又派飛機助戰，但在67軍沉重打擊下，終於潰不成軍，被擊沉汽艇五艘，斃傷三四百人後狼狽逃竄。日軍惱羞成怒，又調集二十餘門火炮、五架飛機，出動三千餘人，於20日再次猛攻67軍正面。吳克仁親臨前線，指揮禦敵，敵我雙方竟至演成肉搏。67軍官兵終以重大犧牲壓倒敵焰，粉碎了日軍強大攻勢。大城防線鏖戰月余，67軍以傷亡兩千餘人的代價重挫敵鋒，殲敵數千，並阻扼敵軍南犯，掩護了友軍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長官部的通電嘉獎。

1937年10月底，淞滬戰場中國軍隊處於不利地位，蔣介石急從華北戰場抽調第67軍南下增援。11月5日，67軍臨危受命，協同第43軍郭汝棟部“搶佔松江，死守三日”，掩護主戰場上的中國軍隊撤退。8日夜12時，“死守三日”的軍令已經完成，吳克仁讓郭汝棟率百十人的43軍殘部先撤，他親自率67軍在後掩護。經一路突圍苦戰，9日下午吳克仁率部到達蘇州河邊白鶴港。不料蘇州河大橋被炸斷，吳克仁冒著敵機狂轟濫炸指揮屬下先行泅渡。

傍晚時分突有一支日軍便衣隊襲至，交戰中吳克仁不幸中彈落水，光榮犧牲，時年43歲。這是抗戰開始后正面戰場上第一位為國捐軀的國民黨軍中將軍長！整個保衛松江和突圍戰役，67軍光榮戰死的還有軍參謀長吳桐崗、師參謀長鄧玉琢、322旅旅長劉啟文、321旅旅長朱之榮和王熙瑞等八名團長以及絕大多數的營、連、排長，107師損耗殆盡，108師也傷亡慘重。

然而，這樣一支忠勇報國的部隊，不僅沒有得到應得的褒獎表彰，卻被別有用心的宣傳機構誣衊為“吳克仁率部叛亂，67軍臨陣投敵”，蔣介石乘機取消了67軍番號，縮編為108師，師長為張文清，撥歸中央軍王敬久的第25軍。

1937年8月下旬，騎兵第2軍調晉綏前線與日軍作戰。軍長何柱國率騎3師（騎6師在綏遠作戰，歸馬占山指揮；騎4師一直駐河北，1938年因缺少馬匹，騎4師被改為步兵第24師，至此騎4師番號被撤銷）從陝西經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歸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指揮。

大同失守后，騎兵第2軍退到晉西北平魯一帶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鎮一役中，騎兵第2軍被日軍擊潰，損失很大。1939年冬，騎兵第2軍奉令換防到豫皖邊的沈邱、項城一帶，歸第1戰區前方指揮官孫桐萱指揮。

1940年，何柱國升任第15集團軍總司令，由騎3師師長徐良接任騎2軍軍長。以後騎6師歸還建制，又合併騎3師和騎6師，保留騎3師番號，由王照問的暫編第14師廖運澤部撥歸騎兵第2軍建制。1944年，徐良升為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騎兵第2軍軍長由非東北軍系的暫編第14師師長廖遠澤升任，騎3師師長王照騎2軍副軍長，所遺騎3師師長由徐長熙升任。

抗戰勝利后，騎兵第2軍開赴濟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綏靖區主任，將騎兵第2軍改為第96軍，仍以廖遠澤為軍長，所屬的騎3師改為暫編第15師，這樣，騎兵第2軍的番號不復存在，東北軍騎兵軍名實全亡。

何柱國在抗戰勝利后雙目失明，退役養病。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等職。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原東北軍出身的將領有25名被授予將銜，其中上將1人：呂正操；中將1人：萬毅；少將23人：解方、陳銳霆、賈陶、沙克、封永順、趙東寰、於權伸、趙承金、高存信、李覺、徐明、宋學飛、金振鍾、張志毅、楊有山、張加洛、羅文、紀亭榭、管松濤、郭維城、王振乾、江潮、張學思（張學良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