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治郎

櫪木縣下都賀郡壬生町出生。1907年入外務省，在同期11名中成績為第九位。林久治郎在1928～1932年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一貫主張對華進行高壓外交，雖然反對日本軍部介入外交活動，但這只是當時日本內閣和軍部在侵華策略上的分歧。林久治郎試圖支持張作霖以維持日本在中國東北利益的策略，因河本大作暗中策劃炸死張作霖而破滅，他向外相幣原喜重郎揭發說這是日本軍隊乾的，根本不是什麼南方革命軍的的活動，後來不得已只能擁戴張學良，並試圖通過威嚇張學良，強行組織中國南北妥協，最後引發張學良反日，東三省易幟。1936年外務省辭去官職后，擔任南洋協會理事長和爪哇軍政監最高顧問等職，以南方問題的專家知名。

1903年早稻田大學英語政治科畢業

1906年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

1907年外務省入省

1919年該省福州總領事

1923年該省漢口總領事

1926年該省駐暹羅特命全權公使

1922年該省奉天總領事

1926年該省駐巴西大使

1938年財團法人南洋協會理事長

1942年陸軍司政長官（爪哇軍政監部類最高顧問）

廣田弘毅-外務省歐洲局長，駐蘇維埃聯邦大使，外務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第32代)

武者小路公都-駐德國大使，日德防共協定日本方面全權

吉田茂-駐英國大使，外務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第45·48·49·50·51代）

池邊龍一-內閣總理大臣秘書，東洋開墾和殖民總裁

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於1928年出任處於重要地位的奉天總領事。在任期間，他堅決主張對華進行高壓外交政策，“皇姑屯事件”爆發后，他曾“軟硬兼施”威逼張學良，妄圖阻撓南北統一，反對東北易幟。

1928年6月21日，林久治郎前往張學良帥府，對張作霖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之意”，藉機刺探張學良的意向。

7月16日，林再次訪問張學良時，張學良告訴他：“南京政府頻頻勸告東三省政府與中央聯合，政府內部意見大致也傾向於此。”

林立即發表強硬立場說：“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與日本保護在東三省權益絕對不能兩立。與南方合作無異於與日方對抗。”

林立即找到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說，僅以口頭阻止其妥協已不可能。18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撐腰后，林再次去拜會張學良，再三向張學良“提出警告”。

12月29日，東三省易幟。林久治郎於31日下午4時前往張學良住處，他向張學良提出：“南京政府標榜革命外交，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日本帝國政府雖不反對東三省易幟，但決不允許革命外交波及此地。我方權益之如何重要，當然貴總司令早有所知，雖說實現妥協也不允許絲毫有損於我方權益。”

1931年4月1日，與日本、朝鮮浪人合資經營的長農稻田公司經理、漢奸郝永德，在吉林長春縣萬寶山地區(德惠萬寶鎮)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當於7畝)，為期10年，言明契約經長春縣政府批准後生效。契約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將地轉手租給流浪到東北的朝鮮農民耕種。

朝鮮農民為引導伊通河水入田，在馬家哨口處築壩截流，並強行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挖渠，嚴重損害當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5月20日，受害農民呈請當地政府制止。

6月7日，長春縣政府派人前往勸告朝鮮農民停工，朝鮮農民稱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藉機擴大事端，唆使朝鮮農民繼續施工，並派武裝日警來“保護”。

7月1日，數百名受害的中國農民自發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國農民正待繼續平渠，日警公然開槍，打死中國農民數人，傷數十人，被捕受刑者10餘人。日本和朝鮮的報紙故意捏造事實，進行欺騙宣傳，煽動仇華情緒，在朝鮮平壤、漢城、仁川等地掀起排華暴行，從7月3日至9日，殺害華僑109人，傷160餘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排華問題，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7月15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往訪坐鎮瀋陽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交涉萬寶山事件，提出：一、保障萬寶山韓人生命財產；二、賠償萬寶山事件損失；三、要求韓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權；四、華方承認萬寶山水田自來年種稻，日方官憲即退出現場。由於日方堅持無理要求，談判陷於僵局。在這期間，又發生了“中村事件”。

1931年6月初，日軍參謀本部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等人潛入我興安嶺一帶進行軍事地理調查。6月26日，中村等人途經洮南時，被張學良的東北興安屯墾軍第3團關玉衡部逮捕並秘密處死。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部遂藉此事件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和無理要求，大造侵華輿論。這就是“中村事件”。當時在屯墾3團任少校團副的董平輿的兒子回憶了他所知道的“中村事件”。

興安屯墾區因地方重要，早就劃為了軍事禁區

我家是長春人，我的祖父董耕雲是老同盟會會員。1917年，祖父曾到廣東參加孫中山先生召開的非常國會，后被孫中山先生派回東北，作為他和張作霖的聯絡代表。

因為有這些關係，我父親董平輿1923年北大畢業后，就在奉天交涉署當秘書，1925年由炮兵司令鄒作華推薦、張學良將軍保送到日本士官軍校學習，並於1929年10月畢業。

當時大興安嶺地區土匪活動猖獗，治安十分混亂。為了加強守備，開發邊疆，維持治安，張學良將軍將一部分奉軍改編成屯墾軍，建立了興安屯墾區，並任命鄒作華為屯墾軍司令。我父親回國后，就在興安區屯墾督辦公署下的屯墾3團當少校團副，駐地在佘公府。興安屯墾區因為地方重要，早就劃為了軍事禁區。

1930年，我7歲時隨我母親到3團住過幾個月。時任興安屯署軍務處長兼第3團團長的關玉衡常到我們家來。我管他叫關伯伯。他身材魁梧，穿軍裝馬靴，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官。他很喜歡我，常拉著我的手問這問那，問我長大了是不是也當軍官。他也常抱起我來親我的臉，硬鬍子茬扎得我很疼。我很怕和他見面，有時老遠地看他來了，就躲著他。關伯伯是一個既威嚴又可親的長輩。

3團這一帶很荒涼。團部房子又矮又小。辦公室只有一個長桌，牆上掛著一台手搖電話機。辦公室也當會議室。這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高粱米，沙子很多，嚼的時候不敢合牙。那時因為日本侵略軍不斷挑釁，時局已很緊張。住不到半年，我和母親就離開了那個荒涼的地方。

我父親判定中村是日本軍事間諜

(日本帝國主義早就企圖侵佔我國東北地區。自1931年開始，即不斷派遣特務、間諜潛入東北各個要塞，刺探軍事、政治情報，為發動侵略戰爭作準備。當年5月，曾任日軍參謀本部參謀的日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受日本駐中國東北間諜總頭目土肥原賢二派遣，以考察農業為名，潛入興安屯墾區，竊取我軍情報。)

1931年6月25日，關伯伯率領部隊巡視防區邊防，留下第1營營長陸鴻勛代理團務。

就在關伯伯出巡走後兩個多小時，衛兵在團部附近看到一伙人牽著馬匹在拍照測圖。衛兵認為形跡可疑，就報值勤軍官，將可疑人帶到團部。

這伙可疑人正是以中村震太郎為首的日本軍事間諜。陸鴻勛對中村等人進行審問，但中村不會說中國話。陸鴻勛見他蒙古人打扮，就找人用蒙古話審他，他又聽不懂。陸鴻勛這才懷疑他是日本人，就讓我父親用日語審他。

我父親問他是幹什麼的，中村就拿出一張印有“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的名片，佯稱是東京農業學會派來到東北調查土質和農業狀況的研究人員。我父親沒有聽信他的話。他從中村等人的馬匹、裝飾斷定他們形跡可疑，就命士兵搜查，結果從他們的行囊中搜出手槍、很多張手繪的軍事禁區地圖和調查手記。我父親翻閱了調查手記后得知，中村的確切身份是“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調查手記上還記載了這夥人經過的路線、每日的進度、軍事禁區的詳細情況。根據這些，我父親判定中村是日本軍事間諜。

關伯伯抽出戰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風

第二天，關伯伯回來后親自審訊中村。中村非常蠻橫，竟耍起威風同官兵格鬥起來。關伯伯抽出戰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風。當令其在口供記錄上簽字畫押時，中村又撕毀口供，同官兵扭打，被士兵當場用槍托擊中頭部，暈倒在地。

究竟怎麼處理，關伯伯徵求大夥的意見。當時我父親建議按軍事間諜罪處死中村。關伯伯仔細考慮了一下，中村等人的間諜罪行已確鑿無疑，這明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但在“弱國無外交”的年代，即使就此提出交涉，也難免讓中村等人逍遙法外。鑒於此種情況，關伯伯下令將中村等人秘密處決。於是就在當夜，中村等人被押至後山偏僻處槍決。

6月27日一早，關伯伯帶著警衛員，趕到駐在洮南府的興安屯墾區公署。他向代理督辦彙報了處理軍事間諜中村的詳細情況，並出示了重要罪證。當日，興安屯墾區公署就把情況以快郵代電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張學良將軍作了彙報。張學良將軍怕日軍藉此進行挑釁，就作出了“妥善滅跡，做好保密”的指示。

遵照張學良將軍的電令，關伯伯在部隊中實施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但遺憾的是，關伯伯的司務長李德保禁不住誘惑走漏了中村被殺的消息。

事後，日本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和陸軍參謀本部的森糾一同會見了奉天省省長臧式毅，宣稱東北軍屯墾3團士兵因圖財害命而殺死了中村。日本內閣也就“中村事件”進行專門討論，並對中國政府進行威脅。

9月13日，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秘密派人將關伯伯和我父親接到瀋陽。關伯伯由憲兵看押，以防日本人加害。然後東北軍公開宣稱已將屯墾3團團長關玉衡逮捕，令其聽候處置。隨後我父親也被派到東北講武堂當教官了。

事實上，日本早已在尋找武裝侵華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它蓄意挑起事端的一個小小理由罷了。幾天後，日本關東軍炮轟瀋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變爆發！

日軍一直對我父親和關伯伯進行追殺

9月18日當天晚上，日軍到處查找關伯伯。幸虧看他的憲兵提前把他放了。關伯伯和我父親都是化裝跑出瀋陽的。

我父親先到錦州東北長官署當參謀，后又轉到北平陸軍整理委員會任職。後來，我父親又來到上海，被委任為蒲淞警察所所長，改名叫董昆吾。我們一家也到上海住了。

當時任外交部次長的王家禎告訴我父親說，日本駐南京的大使川樾也正查找我父親的下落。這足見佔領東北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侵略決策了。

這時候，關伯伯已賦閑，曾到上海來找我父親，住在我們家。因為他在洮南就認識我了，就顯得更親切了。他常拉著我的手，問學了哪些功課，想家不想家，恨日本鬼子不恨……

那時節，關伯伯常憤憤地自言自語，嘆息中國為什麼這麼軟弱、當局為什麼不讓抵抗，總悲嘆東北3000萬名同胞遭遇苦難。他還和我父親經常說起“中村事件”。從他們的言談中，我逐漸知道了“中村事件”的真相。父親還告訴我說日軍佔領東北，侵略中國，是日本幾十年的國策。中村這事純粹是日本找的借口。

1936年夏天，有長春的熟人來上海做生意，告訴我父親說日本人正懸賞捉拿關伯伯和他兩個人。3團1營營長陸鴻勛本已投到偽滿軍當炮兵團長了。日軍查出是他捉住中村的，立刻把他關押起來，嚴刑拷打，又把他押到洮南，挖出他的心肝來祭中村。日本侵略軍的殘暴可見一斑。

1937年日軍攻佔上海。我父親到榆林馬占山部任職了。我母親帶我和弟弟回長春老家，膽戰心驚地過了8年。

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關伯伯為“愛國軍官”

經過8年抗戰，關伯伯的職務只是一個軍的軍需處長。1946年國共和談。國民黨為借重關伯伯抗日的聲望，讓他當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代表，軍銜還是上校。

那一年，我們家搬到北京，我父親也從陝北回到北京。關伯伯常來我們家和我父親敘談。他很關心我的學業，說大學畢業后要出國留學，回來后要為國家好好乾一番事業。

新中國成立后，黨以關伯伯抗日的功績安排他任省政協委員，並在寧安抗日紀念館工作。我父親也是政協委員和省參事室參事。關伯伯來開會，每次都找我父親敘談。

1956年，為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周總理在北京接見了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和西北軍代表。關伯伯和我父親作為“中村事件”的當事人，也應邀參加了。席間，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關伯伯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關伯伯當時激動萬分。

我因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當醫生，直到1965年關伯伯去世時也沒再見他老人家一面。後來我到美國波特蘭講學，遇到幾個長輩。他們常提起關伯伯，對他都十分敬仰。

張學良的改旗易幟。張作霖被刺殺，不僅在日本，更在東北出現了嚴重的政局混亂，群龍無首，各自觀望。日本軍方企圖以便借“維持治安”和“保護僑民”的名義，行使武力，建立親日政權。而國民革命軍有大兵壓境，東北張氏政權面臨著腹背受敵。此刻，張學良面對這種形勢，採取了“冷處理”策略。

首先，對張作霖被炸情形嚴密封鎖，秘不發喪，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虛實，未敢輕舉妄動。其次，對日本的屢屢挑釁和軍事威脅，採取了忍耐、剋制的態度，避免造成中日衝突狀態。再次，對南京政府息兵謀和，緩和國民黨軍與奉軍的對抗態勢，陸續將奉軍撤回東北，鞏固東北邊防。最後，張學良爭取新、舊兩派勢力，謀求子繼父位佔據政治中心地位，掌握東北軍政領導權。穩定了東北局勢，才宣布張作霖的死訊，並隨即就任奉天督辦;不久又經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舉掌握了東北軍政大權。

以張學良為首的新派，在“息內爭、御外侮”的思想指導下，主張停止內戰，實現國家民族統一，自強自立。張學良執政后，一面耐心說服元老派放棄割據思想，使他們逐漸贊同統一救國的方針，一面樹立威信，堅決抵制親日派和阻撓派。在張學良的努力下，國奉合作談判進展很快，至7月中旬東北易幟大計基本確定。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東北易幟是對他們的“滿蒙權益”的重大損害，百般加以阻撓，於是張學良與日本之間展開了一場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鬥爭。日本採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軍事威脅施加政治壓力，由外交官打頭陣，軍政要人輪番阻撓，企圖壓服張學良聽命於日本。

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不久，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於6月25日向張學良進言：“為今之計，東北當以保境安民為重，切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7月16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張學良，並警告說，因國民政府標榜革命外交，單方面廢除與各國條約，圖以武力收回租界，故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即無異與日本對抗。19日，林久領事再次訪問張學良，轉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謂“日本素來無干涉內政之意，但違背張作霖氏之方針，輕與南方妥協時，其結果所造成之影響，日本不能漠不關心。”張學良反詰林氏：“是否可將日本不願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於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報告？”林氏無詞以對。但2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村岡對張學良發出了強硬的警告。

日本由於張學良改旗易幟不可逆轉，便貿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張學良對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導致了東三省丟失。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那麼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自己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蔣介石曾給過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學者說法不一。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但是，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的命令也好，張學良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對待東北問題，張學良是十分後悔的。

其實9.18事變，一開始也是試探性的發動，“九·一八”事變，其實更多的是日本陸軍部，特別是關東軍等侵華激進派（他們對當時內閣政府侵華的謹慎政策不滿）鋌而走險的一次正面試探行動，但中國軍隊不抵抗，竟使其一擊便大獲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張*學*良妥協，但由於沒有遭到絲毫的抵抗，助長了日本軍方的氣焰，從而演變成了大規模的軍事占*領。以當時日本東北兵力，只有區區2萬人左右的兵力，是無法和擁有近40萬軍隊東北軍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軍事對比是，東三省的日軍正規軍只有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6個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開始在國內部隊裝備國產坦克和裝甲車，關東軍此時還沒輪到；能迅速支援的日軍只有駐朝鮮的2個師團，共3萬人。而駐紮在東三省的東北軍有20多萬，平津一帶還有東北軍11萬主力部隊，可以迅速回師關外。日本國內本沒有全面對華作戰的準備，日本在9.18時期根本沒有做好大戰準備，駐朝鮮的日本軍甚至怕關東軍會完蛋，急電國內要求“不能不救關東軍！”（日本禰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可以看出日本佔領東北一是軍方激進分子強行拖入的，二是張*學*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正是由於918事*變，使日本關東軍的勢力迅速膨脹，極盛時，關東軍兵力多達70餘萬。

滿洲國的建立。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侵略政策，編造了“滿蒙特殊論”、“滿蒙生命線論”等荒謬的侵略理論。或曰：“滿洲並不是中國的領土。”或曰：“吾人耗費20億國帑，流了23萬人之鮮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為解決每年增加的100萬人口，自然要利用滿蒙新天地。”“滿蒙”非中國領土——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總之從始自終就是想要把滿洲從中國分裂出去，變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確保其經濟利益。正是這一主張，策劃刺殺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最終導致其扶持了一個滿洲國。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滿洲，與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和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進行會談，商討事變進展。吉林省代理長官熙洽等滿洲貴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遜帝溥儀至滿洲，成立國家的方案，得到關東軍方面的支持。參與新中國成立的人士本打算在國聯派調查團來之前，由溥儀任國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權，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趙欣伯、袁金鎧等人主張共和制，后決定請溥儀擔任執政。1931年11月11日，溥儀從天津出發，經大沽口，營口到達旅順。在撫順，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儀，要求溥儀出任滿洲國執政。

1932年2月16日，東北各省的領袖張景惠、熙洽、馬占山、臧式毅、謝介石、於沖漢、趙欣伯、袁金鎧等人在瀋陽大和旅館召開“東北政務會議”，會議由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主持，決定迎接溥儀為滿洲國執政，並分配了各人在政權中的職務。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宣布成立。首都設在長春（改名為新京），中華民國政府否認東北獨立，並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6日，溥儀從撫順出發，9日到達長春，正式宣布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為“大同”。同時該國各府、院、部的負責官員也被任命，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

偽滿洲國成立后，其領土範圍包括現中國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全境、內蒙古東部及河北北部。根據1932年的《日滿議定書》，偽滿洲國承認清朝將旅順、大連一帶的關東州租借予日本的條約，故關東州繼續由日本直接管轄，不屬偽滿洲國行政區劃。偽滿洲國首都為新京（今長春市），在1934年劃為14個省和2特別市：安東省；奉天省；錦州省；吉林省；熱河省；間島省；黑河省；三江省；龍江省；濱江省；興安東省；興安西省；興安南省；興安北省；新京（即長春）特別市；哈爾濱特別市。1939年更改為19省、1特別市：安東省；奉天省；錦州省；吉林省；熱河省；間島省；黑河省；三江省；龍江省；濱江省；興安東省；興安西省；興安南省；興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東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