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玉衡
原帥府駐京軍務處長
關玉衡(1898—1965),愛國民主人士。1898年出生於吉林省寧安縣(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寧安市)。1920年入東北講武堂,徠畢業后參加兩次直奉戰爭,升任營長。1926年隨張作霖入關,任帥府駐京軍務處長,后調任東北軍炮兵參謀處長、興安屯墾區公署軍需處處長兼第3團團長。1931年9月處死4名日本間諜(中村事件)后逃入關內,參加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先後建立開魯後援會和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任右路軍總揮,領導熱河抗戰。1935年到西安,任少將炮兵師長兼橫山縣縣長,與中共聯繫密切。建國后當選黑龍江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接見。1965年病逝,享年68歲。
關玉衡,原名瑞璣,字以行,1898年出生於吉林省寧安縣(今屬黑龍江)。他的父親關福綿,是當時吉林省議員。
關玉衡少年時,性情豪爽剛直,17歲即抱定守土保邊的決心,投筆從戎。1920年,被送入東北講武堂學習,與張學良有同學之誼。畢業后,曾兩次參加直奉戰爭。1925年秋,郭松齡倒戈反奉失敗被殺,關玉衡正在郭部任營長。由於張學良的進勸,張作霖又以關玉衡身經數十戰從未負傷,認為是員“福將”,非但未有處罰,反而留在張作霖帥府任警備處長兼汽車隊長。1926年末,關玉衡隨張作霖入關,被任命為帥府駐京軍務處長。以後,又調任東北炮兵軍參謀處長。
1928年,關玉衡來興安嶺一帶駐防。1931年6月25日,東北軍在興安嶺興安屯墾區佘公府四方台附近,查獲中村震太郎等四名日本間諜。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嚴守軍事機密,身任興安屯墾區公署軍需處長兼第三團團長的關玉衡,當即將中村等四名日本間諜處死,形成歷史上有名的“中村事件”。“中村事件”發生后,日本當局於9月13日,威逼東北當局逮捕關玉衡,並要將“中村事件”案有關原始村料全部調來。當時,有人勸關玉衡出國避難。關玉衡卻說道:“我是關東男兒,死而何懼!”遂於9月16日來到瀋陽對質。9月17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與關玉衡面對面對質。關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間諜活動的全部證件,使得林久治郎無話可答。次日,便發生了“九一八”事變。9月19日,瀋陽失陷。9月20日拂曉,關玉衡化妝出逃。原欲折回興安屯墾區率軍抗日,但車已不通,只好入關。9月23日到北平,張學良委以參議一職。這時,日軍正下令通緝關玉衡,他在瀋陽的家屬到處逃難,直到1932年春,在救國會等組織幫助下才與關玉衡劫后重逢。然而,關玉衡在寧安的弟弟活活被日軍用釘子釘死,扔在牡丹江中,二妹夫慘死於監獄,老母雙目失明。但是,關玉衡抗日愛國之心不減。化名國爾家,去上海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1932年6月,又改名郭爾佳回到東北開魯地區,建立開魯後援會和義勇軍。“何梅協定”簽字后,蔣介石下令停止義勇軍活動,並解散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關玉衡也在古北口徠被繳械,使得關玉衡抗日愛國之志難以施展。後來,他攜家去新疆,蒙冤下獄。直到1949年冬,關玉衡才回到闊別17年的哈爾濱,與在革命伍中成長起來的子女團聚。建國后,關玉衡當選為黑龍江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1965年病逝,享年68歲。
周恩來曾稱關玉衡為少有的“愛國民主人士”,他的家鄉人民稱關玉衡是個一身正義的“關東男兒”。
1927年6月27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和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這四個好戰分子得到了一個令他們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拋出了臭名昭著的“對華政策綱領”,確定了武裝侵佔中國東北的方針。
這四人是日本侵略軍的馬前卒,長期在中國活動,是關東軍中有名的“中國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這三個總是聚在一起搞陰謀活動。關東軍在中國所乾的罪惡勾當,幾乎都是由他們三個策劃發動的。
日本人當然不傻,他們不但要霸佔東北,而且還要找到一些借口,以顯得其侵略有“理”。找什麼借口呢?河本親手策劃的第一個“高招”就是除掉越來越不肯聽命的“東北王”張作霖,以期奉軍內出現混亂甚至武裝衝突,以便渾水摸魚,但在1928年6月3日他們發動“皇菇屯事件”,炸死張作霖后,他們預料中的混亂並沒有出現。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況,在石原的倡議下,板垣決定以“北滿參觀旅行團”的名義組織特工展開大規模的情報偵察活動。同時,日本參謀部也向中國東北派出了大批軍事間諜,“日本帝國參謀省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這些化裝成“旅行者”的間諜中的一員。而這個冒充旅行者的間諜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邊防軍發現其間諜身份之後秘密處死的。
化裝成中國人的中村(左)和井彬(右)
“你們把一個有合法證件的日本公民無故關起來加以審訊,這是違反國際的有關法律的。我要見你們的司令長官,向他提出嚴重抗議!”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聲稱:“不錯,我們曾經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佐,我是營長,但我們都已退役。現在我們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職員。快放了我們!”
審訊沒有任何結果。第二天,繼續審訊,這次,中村態度更加蠻橫。當審訊人員一一列出從他身上搜出的東西,指出他的間諜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體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時,他竟然惱羞成怒,跳起來對著主審訊人就是一記重拳。接著他像條瘋狗似的一邊咆哮,一邊亂打一氣,最後幾個戰士上去,才制服了這頭兇猛的野獸。
更為棘手的是如何處置他們。關團長為這件事思考了好幾天,始終拿不定主意,最後他採納了部下的建議,秘密地處死了這幾個人。
然而,這個秘密沒過多久就讓日本人知道了。正苦於找不到武裝侵佔東北借口的日本人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立即利用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認為,盼望已久的時刻就要來到。這三個惡毒的人還炮製了一個火上澆油的陰謀,再演一場賊喊捉賊的摜技。他們決定炸毀奉天北郊柳條湖附近的一段鐵路,然後栽贓陷害給中國軍隊,以此為借口出兵奉天。
1931年9月18日深夜,寂靜的東北大地上出現了一隊鬼鬼祟祟的人影,一個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帶領一隊人馬以巡視鐵路為名正向柳條湖方向奔去,不一會兒,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鐵路被炸毀了很長一截。緊接著,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義連續兩次拍電報報告關東軍參謀長和陸相南次郎,顛倒黑白地說中國軍隊破壞日本方面的南滿鐵路,襲擊其守備隊,板垣和石原則不停地催促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擊中國軍隊。
剎那間,窮凶極惡的關東軍瘋狂地撲向北大營,撲向奉天城,由於東北軍毫無防範,僅一夜工夫,奉天陷落。
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九·一八”事變,就在板垣等幾個人的“導演”下“上演”了。
1931年6月26日午夜12時30分,東北軍興安區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駐科右前旗察爾森第三團團長關玉衡上校下令將捕獲的日軍參謀本部情報科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名間諜處決,打響了抗日戰爭的第一槍。42天後,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發。關玉衡及戰友的命運如何?
9月20日凌晨,關玉衡和東北軍憲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裝成紳士躲過日軍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車赴北平。24日8時,張學良在官邸接見關玉衡,笑容可掬地對他說:“你還跑出來了!”關玉衡說:“對不起您,誤了大事!”張學良安慰說:“60多個外交案件,你這是個小案件,沒什麼。”隨後,委任為帥府參議,月支500元,住在西單花園飯店內。
“九·一八”事變不久,日本關東軍下令通緝關玉衡。他的父親聞訊,如雷轟頂,猛一股急火攻心,三日不語而逝。翌年3月,日軍天野旅團上田支隊入侵寧安縣城。日軍將關玉衡的家產抄沒;將其四弟關瑞符抓走,嚴刑拷打后釘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樓上;二妹夫慘死獄中。面對家毀人亡的悲慘情景,他的老母親整日老淚縱橫,絕望中病倒了,不久便雙目失明。國難家仇,關玉衡悲憤填膺,他立志抗戰到底,此生不驅逐日寇誓不休!
就任抗日義勇軍總指揮
1932年初,關玉衡為了實現自己抗擊日寇的宏願,化名國爾家,從北平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任委員,負責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的後援工作。6月,改名郭爾佳,化裝到哲里木盟開魯縣,同遼北蒙邊宣撫專員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後建立開魯後援會和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關玉衡任右路軍指揮,高文彬任義勇軍第五軍司令。
右路軍約1500人,系由原熱河省保安隊和蒙旗保安隊組成。部隊缺乏正規訓練,裝備差,槍械、彈藥、馬匹、軍糧嚴重不足,官兵們每日僅靠煮幾穗青苞米充饑,體質弱,戰鬥力不強。關玉衡立即向上海後援會總部求援,很快使全體官兵脫掉破舊的棉襖、皮襖,換上嶄新的單軍裝和草帽。隨後,關玉衡著手整頓部隊投入訓練,但很快被日軍發現,連續派飛機對部隊駐地狂轟濫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開魯縣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數十人死亡,部隊亦有減員。面對貧困和死亡的威脅,有人退縮了,開了小差。關玉衡堅持與官兵們同甘共苦,照常操練,穩定了官兵的情緒,待機打擊日寇。
8月,後援會決定攻打通遼,由關玉衡、高文彬指揮。31日凌晨3時30分,義勇軍發起總攻。高文彬率800餘人從城西門誘敵深入,進行襲擊;遼北蒙邊第一路騎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門向南門進攻;第二路司令劉震玉等率部從東門進攻。義勇軍官兵奮不顧身,英勇衝殺,激戰至下午3時許,營長謝國忱率大刀隊200餘勇士,冒著敵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牆而入,紛紛揮刀向日寇猛砍狠殺,砍死日軍60餘人,大刀隊員傷亡8人。激戰至晚9時許,日軍調來偽軍2000人增援。義勇軍遂決定停止攻城,撤回餘糧堡。是役,共斃敵170餘名,繳獲槍支200餘支。
10月4日凌晨4時,義勇軍李海山、劉震玉率部兵分兩路,再次向通遼發起攻擊,與日偽軍激戰一晝夜,擊斃日軍大佐1名、士兵30餘人,於翌日5時許攻佔通遼小街基。是夜,在日軍的反撲下,小街基失守,義勇軍撤出通遼。
10月6日,關玉衡緊急籌集子彈5萬發送到李海山、劉震玉所屬部隊。是日晚10時,義勇軍向通遼發起第三次攻擊。此時,守城日軍調集坦克、裝甲車和重兵扼守城內各主要路口,戒備森嚴,阻擊火力猛烈。義勇軍沒有重武器,只能用步槍、手榴彈向敵人進攻,擊斃日軍70餘人、偽軍90餘人。激戰至翌日凌晨4時許,義勇軍主動撤出戰鬥。
早在義勇軍第一次攻打通遼后不久(9月5日),關玉衡就在餘糧堡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攻打遼源(鄭家屯)。10月26日,遼源守城偽軍田興濤、於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見關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願作內應,並作各巷口引導。”關、高遂決定於27日凌晨2時許,向盤踞城內的日軍發起攻擊。高文彬率部從西南攻人城內,直至柴市,被日軍設置的鐵絲網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鐵路向城內進攻;劉震玉率部由城西進攻;白夢梅率直屬獨立支隊進攻火車站,燒掉一座庫房;城內偽軍即舉兵策應。日軍頓時大亂,竄入各炮樓頑抗,雙方激戰,火力異常猛烈。至下午1時,日偽軍1500餘人趕來增援,從南、北兩面用炮火向義勇軍猛烈轟擊。隨後,日軍又出動飛機20餘架飛臨義勇軍陣地上空轟炸、掃射,義勇軍傷亡 很大。血戰至下午4時,日軍以南北夾擊之勢,企圖圍殲義勇軍。為避免 遭受更大的傷亡,關玉衡果斷地命令部隊撤出戰鬥,率隊進入康平縣,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是役,斃敵340餘名。
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夜襲通遼、遼源,重創日軍,震驚敵偽,吉熱遼邊人民群眾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後援會送來4萬元慰問費,補給部隊製做冬 裝,同時決定任關玉衡為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左、右路軍總指揮。翌年1月,關玉衡指揮義勇軍2000餘人,乘夜幕突然包圍巴拉沈營子日軍營地,隨後發起突然襲擊,以優勢兵力打了個漂亮的殲滅戰,全殲日軍70餘人,繳獲大卡車1輛、槍支60多支。
國民黨對他欲加之罪。
抗日之志難酬
關玉衡回到北平后,何應欽等親日分子指責他處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壞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主張逮捕法辦。關玉衡對這些抗日有罪、愛國有罪的謬論十分氣憤,數次去國民黨駐北平軍分會申述,不料反被軍警扣押。後來,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等愛國組織多方營救釋放。此間,他的夫人因憂勞過度病逝於北平。他將三個年幼的孩子送進北平香山慈幼院,臨別時,深情地對孩子們說:“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領你們回家鄉。”
1935年,蔣介石調東北軍去西北“剿共”。9月,張學良到達西安,東北流亡在各地的愛國志士也隨之前往。翌年初,關玉衡也來到西安晉見張學良。張學良拍拍他的肩膀風趣地說:“你的頭還長在肩上,為你干一杯吧!”隨後,下令委任他為東北軍駐西北軍聯絡參謀,兼橫山縣縣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張、楊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主張。關玉衡甚為興奮,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滿懷愛國熱情,組建了橫山抗日後援會,親任會長。橫山抗日後援會實際上是中共衡山地下縣委,縣委張書記任後援會 副會長,關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產黨員。關玉衡暗中向呂正操部送過馬匹和槍支;與榆林地區八路軍辦事處達成修建橫山至榆林公路的協議。國民黨下令讓他搜查共產黨重要負責人的家,他走了過場,上報“沒有可疑之處”。他還積極訓練縣保安隊、民團,準備抗日武裝。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關玉衡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誣陷,被解除縣長職務。不久,地下黨派人將他接到綏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備團工作的大兒子關松軍。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歲的松軍對他說,是為了打日本參加八路軍的。他高興極了:“好,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乾!”
關玉衡懷著重返抗日前線打回家鄉的急切心情離開綏德到西安,但國民黨拒不安排他的工作。為生活所迫,他先後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臨時性的工作謀生。
稱他為“愛國軍官”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日凌晨,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天險,徹底摧毀了敵人苦心經營的長 江防線。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此時,關玉衡在桐陵縣任田糧管理處長。
是年冬,在南京軍管會的安排下,關玉衡懷著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闊別17年的哈爾濱與家人團聚。1953年,回到家鄉寧安。在黨的關懷下,他被選為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寧安縣政協委員,還參加全省少數民族代表團到北京參觀訪問,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合影留念。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他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關玉衡激動萬分,滿懷深情地說:“共產黨的陽光普照著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關玉衡病逝,享年68歲。
我國少數民族作家烏·白辛同志親題輓詞,寄託哀思:
“生何歡,生逢亂世,血雨腥風,生靈塗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兒,壯懷激烈,誓馬革裹屍,冰霜鐵甲,拔劍斬敵酋,白山峰火始於足下。糾糾武夫,肝膽照人。回首當年,馳騁洮兒河畔,看白浪滔天,應千年無愧。
死何畏,恰得其時,環宇澄清,人間改色,喜碧海謳歌。江南歸叟,勤修史冊,效龍飛鳳舞,曆數晨星,揮毫論功過,黑水塵煙躍然紙上,彬彬文士,鞠躬盡瘁。放眼來日,安仰牡丹江畔。聽松濤韻語,亦萬古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