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齡

光緒九年（1883年），郭松齡出生於東陵區深井子鎮漁樵寨村，是唐朝名將汾陽王郭子儀的後裔。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郭松齡進入省城東南常王寨董漢儒先生開設的書院繼續學習。在這裡，郭松齡接觸並研習了一些新興知識學科。后因日俄戰爭的爆發而再次被迫輟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秋，盛京將軍趙爾巽在奉天大北關設立奉天陸軍小學堂。郭松齡考入奉天陸軍小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郭松齡被選入奉天陸軍速成學堂學習。郭松齡在這裡結識同盟會成員方聲濤，並從他那裡接觸到民主革命的思想。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郭松齡以優等成績畢業。見習期滿后，充任盛京將軍衙門衛隊哨長。由於帶兵嚴謹，勤於職守，深得陸軍統領朱慶瀾賞識。郭從此與朱結成親密的部屬關係，並長期追隨在朱的左右。

宣統元年（1909年），郭松齡隨同朱慶瀾調往四川成都駐防。 

宣統二年（1910年），郭松齡經方聲濤、葉荃的介紹加入新軍同盟會，成為同盟會早期成員之一。

宣統三年（1911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四川同盟會利用保路同志軍發動武裝起義，圍攻成都。已升為第六十八標第二營營長的郭松齡負責成都北部的防守，他對群眾婉言相勸，沒有發生流血衝突就解了圍。川督趙爾豐以通匪嫌疑撤銷了郭松齡的營長職務，后在朱慶瀾的懇求下恢復原職。

武昌起義后，四川各地紛紛獨立，成都成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朱慶瀾任副都督。川籍將領鼓動地方軍隊發動兵變，朱慶瀾與客籍將領被迫離開四川。與朱有密切關係的郭松齡也無法立足，辭職回到奉天。

郭松齡返回奉天后參加了張榕領導的聯合促進會密謀起義，但遭清政府當局逮捕，欲處以斬首之刑，后經韓淑秀冒死攔截刑車，述說郭松齡是其未婚夫，返回奉天是為舉行婚禮，從未參加革命黨，才獲得釋放。郭松齡與韓淑秀結為夫婦。

1912年郭松齡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1913年秋，郭松齡考入中國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北京講武堂教官。1917年，孫中山組建護法軍政府，郭松齡投奔孫中山，后被委任為粵贛湘邊防督辦參謀、廣東省警衛軍營長，後轉任韶關講武堂教官。

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后，郭松齡無法留在廣州，只得返回奉天，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戰術教官。在此期間結識在講武堂學習的張學良。經張學良的推薦，郭松齡被張作霖委任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1921年，張作霖又委任郭松齡為第八旅旅長，與張學良領導的第三旅組成司令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奉軍全線潰敗，只有張學良與郭松齡領導的東路部隊有勝利，打破了吳佩孚突破山海關，實現直搗關東的計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學良與郭松齡擔任第三軍的正副軍長，與姜登選、韓麟春為正副軍長的第一軍作為奉軍的主力，擊潰直軍並獲得勝利。

張作霖任命張學良為京榆駐軍司令部的司令，郭松齡任副司令。張作霖將大批奉軍開入關內佔領南方各省，郭松齡則提出要退出關內，保境安民，但建議卻未被張作霖採納，政治上又受到楊宇霆等人的排擠。

1925年，郭松齡與夫人到日本考察軍事，聽聞張作霖正在日本購買武器，要與南方的國民軍開戰，郭松齡憤慨至極，遂決定聯絡馮玉祥共同反奉，事後卻被馮玉祥出賣。

同年11月，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同時殺害了姜登選，發表反奉宣言。郭松齡率七萬大軍攻佔山海關，奪取綏中、興城，衝破連山防線，佔領錦州。奉軍全部退卻到遼河東岸據守。郭軍在攻打新民縣巨流河時，卻遭到日本關東軍襲擊，後方被從黑龍江來支援的奉系吳俊升切斷，白旗堡的彈藥庫被燒，日本飛機對郭軍陣地進行轟炸。

郭軍不敵，一敗塗地。郭松齡與夫人化裝逃跑，12月24日在新民縣一個農家的菜窯里被奉軍逮捕。25日，被押至遼中縣老達房后，郭松齡與夫人韓淑秀被槍殺，張作霖命令曝屍三日方可收葬。

我在翻閱瀋陽的老照片時，不經意間有兩張照片像槍彈一樣將我射中，我被這發黃的照片上散發出的悲慘和恐怖的氣氛刺激得心裡不住地戰慄。這是1925年12月25日轟動全國的郭松齡倒戈反奉失敗后，郭松齡將軍和妻子韓淑秀被處決並遭到暴屍羞辱的寫實記錄。

我不忍心看下去。誰都不會忍心看下去。瀋陽市檔案館周庶江副館長在一旁連連唏噓：“太慘了！太慘了！太慘了！這兩個人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對此情此景此二人最到位的評價。但我屏著呼吸一定要看個仔細，彷彿這樣才能對他們不死的靈魂表達敬意。

全奉天城為之震動了，沒有誰不為他們的壯舉所動容。報上載文稱：“郭松齡之敗，非敗於張作霖，乃敗於日本帝國主義。”

郭松齡被捕時，王永清曾電告張學良。張學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婦，擬電令高金山將郭押解到軍團部，想救郭松齡一命，送他出國留學。但電未發出，即接高金山電話，告張已將郭處決。張學良得到郭松齡被處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說：“如郭不走，決不致死。”

郭氏夫婦被害后，張作霖命令將郭氏夫婦的屍體運回奉天，在小河沿體育場曝屍三日示眾，並將遺體拍成照片各處張貼，傳示東三省各市、各縣，懲一儆百。當時小河沿圍觀群眾數以千計。

郭氏夫婦死後，因父母、弟弟和繼子逃難在外，遺體由親友代為裝棺，暫厝於小東門外珠林寺。“九一八”事變后，其家屬才把郭氏夫婦安葬在家鄉附近。1948年，由其繼子郭鴻志移葬於瀋陽東陵區七間房墓地。

張學良對郭松齡夫婦的死很是惋惜。1926年，張學良給饒漢祥的信中說：“良與茂宸共事七年，誼同骨肉，其去冬舉事魯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敗不能援手。回憶前塵，曷極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後來，每當張學良遇到難辦的事，就感嘆說：“有茂宸在，哪用我為這份難？”1937年，“九一八”事變6周年之際，張學良回顧往事仍扼腕長嘆說：“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人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是張學良對郭松齡軍事才能的一種充分肯定，也是對良師益友郭松齡的深切緬懷。

1925年12月，郭松齡、韓淑秀夫妻慘遭“曝屍”之辱。

當年就是這兩張照片被張作霖貼遍東三省。張作霖總算沒有做得太絕，派人洗凈了郭松齡夫婦身上的血跡，換上了一身新衣服，曝屍處用席子圍上。

提起郭松齡，不了解歷史的人對他知之甚少，但老瀋陽人卻都知道這個大名鼎鼎的“郭鬼子”。

“郭鬼子”是郭松齡的綽號，在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時，由於他鬼主意多，為人機靈，學員們就給他起了這個綽號。

郭松齡是奉系歷史上唯一大規模武裝反對張作霖的人。受張家大恩的郭松齡為何發動反奉戰爭？其說不一，甚至連最了解他的張學良在郭松齡被捕之後也想當面問問他。

姜登選，字超六，直隸省南宮縣（今河北省南宮市）陳村人，1903年被派往日本學習軍事，畢業於振武士官學校，同時受黃興、宋教仁等影響，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參加了“同志會”，次年參加了孫中山在日本組織的“中國同盟會”。歷任四川軍政府參謀總長、黑龍江護軍使署參謀長、奉軍蘇魯皖剿匪總司令、安徽省軍務督辦。在張作霖帳下，郭松齡與李景林、韓麟春、張宗昌、姜登選並稱五虎將！這五虎將品行不一，性情各異：韓麟春有智謀，而不拘小節；李景林多才藝而好大話；張宗昌粗魯放縱無規矩準則；郭松齡機敏狡詐而城府頗深。獨姜登選豪爽輕財，和藹可親，能與士卒共甘苦，重義而輕利。郭松齡與姜登選一向不睦，而李景林、張宗昌各有打算，只有姜登選和韓麟春關係最為親密。

甲子年，直奉大戰。九門口一役，郭松齡疑姜登選所部陳琛旅不聽調遣，欲將之正法。姜登選為之辯解，不聽。后姜登選跪述於少帥之前，痛哭失聲，郭才免陳於死罪。此後，二人更不能相容。1925年11月，郭松齡於灤南倒戈反奉，姜登選乘車赴奉經灤州車站，欲與郭面談，進城后被扣押。郭力勸姜登選合作反奉，反遭大罵。扣姜登選於灤城。姜登選曆數其叛上謀友之罪，被郭下令處死，盛於薄木棺材，放置於荒野。后郭兵敗，韓麟春親自為姜登選遷墳至原籍厚葬。當開棺時，只見姜的遺骸雙手綁繩已松，棺內木板遍布爪痕。原來，姜登選被槍擊，其實並沒中要害，而是被悶死在棺中。見者無不垂淚！

姜登選性情剛毅果敢，待人誠實，為官清廉，不唯榮利，治軍嚴明，平易近人，為駐地軍民及家鄉人民所懷念。

郭松齡是個有雄心有抱負的人，雖然經過幾次挫折，但他並沒有放棄從軍願望。1912年，郭松齡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第二年的秋天又考入中國陸軍大學。在這裡，郭松齡學習了3年，研讀了德日近現代軍事科學。經過刻苦學習，郭松齡不僅掌握了當代最新的軍事知識，具有一定的指揮才能，而且獲得了許多新知識、新思想，在同代軍人中脫穎而出。

1916年，郭松齡從陸大畢業，因成績優異，被特聘為北京講武堂教官。1917年，孫中山在廣東發起護法運動，郭的老上級朱慶瀾就在孫中山的麾下擔任廣東省省長。聽到這個消息，郭松齡毫不猶豫辭去官職，隻身南下，投奔到革命軍陣營中。朱慶瀾對老部下的到來非常高興，先後任命郭擔任粵、贛、湘邊防督辦公署參謀和廣東省警衛軍營長等職務，後來又調郭松齡任韶關講武堂教官，為廣東軍政府訓練軍隊和培養軍事人才。

在廣東期間，郭松齡目睹軍政府政令、軍令不能統一，對實權操縱在地方軍閥手中的狀況很是憂慮。便尋得一個機會，拜謁孫中山，慷慨陳詞，建議：“欲謀真正共和，須由軍人革命”，孫中山對這個年輕軍官的見識很是欣賞，曾不止一次在下屬中誇獎郭松齡。

1918年5月，護法運動失敗，一批追隨孫中山的國會議員和軍人被迫相繼離開廣州。失望加悵惘的郭松齡無法繼續留在廣州，便於1918年的秋天重返奉天。

1918年末，回到奉天的郭松齡經陸大同學秦華（時任督軍署參謀長）的推薦進入督軍署任少校參謀。1919年2月，張作霖因增編陸軍混成旅急需軍事人才，重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郭被調到講武堂，任戰術教官。張作霖有一次去講武堂視察時看到了郭松齡，認出他，說，“你不是那個同盟會會員嗎，怎麼想到我這兒幹了？”還沒等郭松齡回答，張作霖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回來就好，我不管你是什麼，只要你好好乾，我不會埋沒人才的”。

當時，張學良也在講武堂學習，為第一期炮兵科學員。如果說奉軍是張作霖的“家兵”，那麼，講武堂就是張作霖的“家校”。講武堂教官多對張學良甚為關照甚至逢迎，唯獨郭松齡“管教甚嚴，決不稍加寬容”。張學良是一位有正義感和愛國思想的青年，接受過西方思想。郭常向他講述救國救民的道理，這對張學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郭對學員要求極嚴，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學員一樣，不怕吃苦，真正做到嚴於律己。特別是郭松齡深厚的軍事造詣讓張學良十分佩服，深為能遇上這樣的良師而感到幸運。此時的張學良與郭松齡可以說亦師亦友，“學良有動於衷，又奇公學識，有羅為己用之意”。因此，當張學良從講武堂畢業后擔任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時，便向張作霖推薦郭松齡任衛隊旅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這是郭松齡受到張學良信任和垂青的開始，此時是1920年。

郭松齡擔任衛隊旅參謀長后，專心致力於訓練、整頓軍紀，進行軍事教育。不到1年時間，衛隊旅的面貌大為改觀，綠林弊端一掃殆盡，軍容一新，名冠各軍。1920年7月，張作霖入關調停直皖戰爭，郭松齡充任先鋒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團的兵力擊潰了皖軍的兩個旅。同年10月，郭松齡隨張學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縣今屬黑龍江）、琿春等地剿匪，整個作戰計劃都由他制定，並與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親率團隊進攻，迅速平定匪患。

兩次軍事行動嶄露出郭松齡的軍事才能，使他在奉軍中聲名鵲起，也更受到張學良的信任。張作霖也改變了最初的懷疑態度，對他予以破格提升。1921年5月，郭松齡被提升為擴編后的陸軍混成第八旅旅長，與張學良任旅長的第三旅合署辦公，而實際的行政、訓練都由郭負責。在郭的整頓下，三、八旅的戰鬥力大為增強。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全線大敗，各部一觸即潰。任東路軍第二梯隊副司令的郭松齡負責具體指揮三、八旅，在他的指揮下，三、八旅撤退完整，並且在山海關一役中，在臨榆、撫寧一線與直軍幾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軍突破山海關直取奉天的計劃，使得張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從此，張作霖對郭松齡有了好感。張學良對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飾地誇獎郭松齡的治軍才能。張學良對郭松齡的信任和依賴是超乎尋常的，當時三、八旅的事務一般都由郭負責，整軍和作戰實際事務多由郭松齡操持。張學良如此放手，郭松齡對張學良也很尊重，平時做事都是經請示后才決定，從沒有依仗被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張學良堅持的事，他多是服從。時人評價說：“張對郭推心置腹，而郭對張也鞠躬盡瘁。一般人都認為郭是張的靈魂”。而張學良自己則說：“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見他們二人的感情之深。

第一次直奉戰爭后，不甘心失敗的張作霖積極整軍經武，並總結失敗教訓，重用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郭松齡等新派軍人，整肅軍紀，訓練新軍。張作霖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張學良任參謀長，實際由郭松齡代理。張作霖將奉、吉、黑三省軍隊統一以“東北軍”的番號，取消師制，改為旅制。張學良的第三旅改為第二旅，郭松齡的第八旅改為第六旅，仍合署辦公。郭松齡憑藉張學良的支持，對二、六旅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二、六旅成為東北軍的精銳。郭松齡本人也贏得了“大公無私、量才使用、信賞必罰、甘苦與共”的稱譽。郭松齡常說：“凡平日陞官心切的人，就是戰時最怕死的人；平時鑽營門路的人，就是輕棄職守的人。”郭松齡在軍隊中推行軍需獨立，這是舊軍閥部隊實行正規化的重要改良步驟。軍需不再是長官的私人賬房，而是部隊供給的保障。蔣介石後來說，東北有兩件事值得學，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財之道，另一件便是軍需獨立。

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以張學良為軍長、郭松齡為副軍長的第3軍，雖沒有攻入山海關，卻一直吸引著直軍的主力。郭松齡率領第3軍主力增援九門口后，激戰石門寨，出擊秦皇島，所向披靡。山海關大捷使張學良與郭松齡的名聲大振，他們在奉軍中的地位已不可動搖。據張學良後來回憶：“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奉天方面取得了勝利。通過這次勝利，我升上來了。但是這次勝利的功勞不是我的，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實際上是郭松齡支持著我。”60多年後，張學良仍然說：“我最敬重郭松齡，我前半生的事業完全靠他”。

1924年10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戰爭打得異常激烈。郭松齡率第3軍從正面的平地仰攻山海關，韓麟春、姜登選率第1軍從側面在山海關西南方的山地向長城各個隘口進攻。第1軍先傳捷報，攻入了九門口和石門寨。在軍事會議上，張學良提議暗中從山海關正面戰場調出5團精銳，由郭松齡親自指揮，增援石門寨側背戰場。姜、韓不願郭松齡來“搶功”，無奈這一決策既是正確的，又是張學良提出的，只好表示贊同。

會議結束時，韓麟春對郭松齡說：“這計謀好啊，你也好露露臉，也可以立功嘛。”郭松齡脾氣倔強，自尊心又極強，聽了韓麟春這句風涼話，臉色陡然大變，忿忿地說：“我郭某從來不沾別人的光，我還是從山海關正面打過去！”說完掉頭就走，衝動之下，他將帶來的5個團也撤走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說話，片刻，姜登選才打破沉默說：“這破壞了我們的全盤計劃。如此大膽妄為，該當何罪！”姜登選後來派韓麟春到張作霖那兒告了郭松齡一狀，由此種下了郭松齡仇恨姜登選的種子。姜登選後來當上了安徽督軍，搶了郭松齡的位子。姜在逃離安徽返回奉天途中，遭到郭松齡扣押並被處死。姜和郭曾經同是朱慶瀾的部下，而姜在奉系集團有著很高的威信，姜的被殺可見郭的心胸狹隘。

張學良得知郭擅離職守后，連夜策馬加鞭追趕郭松齡。在九門口的一個小旅店，張學良追上了郭松齡。張學良來不及喘口氣，便對郭松齡說：“茂宸，咱倆到後院，我跟你說幾句話。”到了後院，張讓郭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茂宸，你要幹什麼？從前，我是你的學生，可今天不同啊，我現在是你的長官，沒有我的命令，你擅自率領部隊撤離石門寨，破壞了整個軍事部署，這怎麼行？現在，我身上什麼也沒帶，你要抗命，就開槍把我打死！不然，就得服從我的命令！”

郭松齡看著張學良，眼中慢慢流出了眼淚：“我違犯了軍法，現在只求一死！”

張學良提高了聲音：“你真願意死？你要給我爭臉面？這很簡單！那你上前線去死，何必讓我處死你！你率部跟敵人去拼，戰死不是比處死你好嘛！”張學良說著，自己也淚流滿面，拉著郭松齡的手，說不下去了。就這樣，在戰局緊要關頭，張學良重演了“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總算把固執的郭松齡追了回來。

郭松齡在憤激之下，置生死於不顧，督率所部，勇猛攻擊，一口氣打到了秦皇島。

第一次直奉戰爭后，奉軍內部逐漸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軍中的實力派，絕大多數都是和張作霖一起出道的結拜兄弟，成員有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孫烈臣、吳俊升，這些人在奉軍中都擔任軍政要職。新派分為“士官”派和“陸大”派，都是軍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以楊宇霆為首腦，成員有姜登選、韓麟春、於珍、常陰槐、王樹常、於國翰、邢士廉等人，這些人對楊宇霆甚為依賴，視楊為“智囊”、“精神領袖”。

“陸大”派大多畢業於中國陸軍大學和保定軍官學校，以郭松齡為首。張學良雖不是陸大派的首領，但對陸大派最為賞識和拔擢，陸大派成員多是擔任師長、旅長等職。郭松齡和奉天省省長王永江一樣都是主張“精兵強卒、保衛桑梓、開發東北、不事內爭、抵禦外侮”。而楊宇霆倚仗張作霖的信任，極力主張奉系勢力向中原地區發展，儼然成為張作霖稱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楊宇霆和郭松齡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楊宇霆專橫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著大帥張作霖的寵信，有時對張學良也不放在眼裡。而郭松齡呢，屬於那種不苟言笑的特別嚴肅的人，為人心胸狹窄，剛愎自用。奉軍在整編軍隊時，楊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經費預算和軍械彈藥的供應，張學良都感到“事事受楊的刁難”。楊與郭歷來不合，分別仗著老帥和少帥的寵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勢。

馮玉祥趕跑直系軍閥、控制北京后，奉系張作霖對他虎視眈眈。因缺糧缺餉，馮玉祥一面虛與委蛇，一面秘密聯繫奉系少壯派將領郭松齡，打算裡應外合，聯合反奉。

郭松齡之所以倒戈，馮玉祥和李景林能夠與之聯合，是重要的外援。有了這個外援，不但沒有後顧之憂，而且可以得到配合。從馮玉祥與郭松齡簽訂的密約看，雙方應該真誠配合。但是，馮玉祥為了自己的利益，卻在背後挖了郭松齡的牆腳。

第二次直奉戰爭后，奉系內部發生了激烈的地盤之爭。據何柱國回憶：張作霖原先預定由姜登選去接江蘇，郭松齡去接安徽。不料楊宇霆也想要個地盤，結果楊去了江蘇，把姜登選擠到了安徽，郭松齡則落了空。郭松齡在此次直奉戰爭中功高而未獲賞，心中極為不滿。後來楊宇霆、姜登選將蘇、皖丟失，郭松齡氣憤地對張學良說：“東北的事都叫楊宇霆這幫人弄壞了，安徽、江蘇失敗，斷送了3個師的兵力，現在楊宇霆又纏著老帥，給他們去打地盤子，這個炮頭我不再充當了。要把東北事情辦好，只有把楊宇霆這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趕走，請少帥來當家。”此時，郭松齡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張學良沒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齡作為奉軍的代表去日本觀操。日本參謀本部一位重要職員去拜訪他，問他到日本是否還有代表張作霖與日本簽訂密約的任務。郭松齡才知道張作霖擬以“落實二十一條”為條件，商由日方供給奉軍軍火，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此事激起郭松齡的強烈義憤，郭便將此事告訴了當時同在日本觀操的國民軍代表韓復榘。郭對韓表示：“國家殆危到今日這個地步，張作霖還為個人權力，出賣國家。他的這種干法，我無論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國家的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張作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並請韓向馮玉祥轉達自己的合作意向。

同年10月24日，郭松齡應張作霖的電召回到奉天，隨後被派到天津去部署進攻國民軍。郭到天津后，代表張學良組織第三方面軍司令部，他緊緊抓住這一時機，安置親信，與馮玉祥頻繁聯繫，為武裝反奉作準備。

11月13日，張學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齡、李景林等將領開會，傳達向國民軍進攻的密令。郭在會上公然抗命，痛切陳述不可再戰。此時，張作霖也察覺出郭有異心，遂發急電令郭調所部集中在灤州，回奉聽候命令。郭於是立即派人攜帶一份密約去包頭與馮玉祥接洽，雙方議定由馮玉祥據西北，直隸、熱河歸李景林，郭管轄東三省，馮、李共同支持郭軍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齡在天津國民飯店秘密召集親信旅長劉偉、范浦江、霽雲、劉振東等人舉行緊急會議，公開表示對張作霖、楊宇霆所作所為的不滿。11月20日，郭松齡以軍團長張學良的名義下令部隊撤退到灤州。11月21日，郭在灤州車站召開軍事會議，約有百人參加，郭的夫人韓淑秀亦出席會議。郭痛陳國內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並說：“在老帥面前專與我們作對的是楊宇霆……現在叫我們為他們收復地盤，為他們賣命我是不幹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絕不參加國內戰爭。”郭松齡擬定好兩個方案，一是移兵開墾，不參加國內戰爭；二是戰爭到底，武力統一，請大家選擇簽名，何去何從各從己願。與會將領絕大多數表示贊同，大家相繼在第一個方案反奉宣言書上籤了字。唯有第五師師長趙恩臻、第七師師長高維岳、第十師師長齊恩銘、第十二師師長裴春生等30多人猶豫不決，有的人還表示了反對。郭松齡將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處關押起來。最後郭說：“我這樣行動等於造反，將來成功自然無問題，倘不幸失敗，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韓淑秀應聲道：“軍長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齡發出討伐張作霖、楊宇霆的通電，提出三大主張：一是反對內戰，主張和平；二是要求禍國媚日的張作霖下野，懲辦主戰罪魁楊宇霆；三是擁護張學良為首領，改革東三省。

郭松齡將所部整編為5個軍，郭親任總司令，原炮兵司令鄒作華為參謀長，劉偉、霽雲、魏益三、范浦江、劉振東任軍長。1925年11月23日，七萬大軍浩浩蕩蕩向奉天進發，一場血戰拉開帷幕。

郭松齡敢於起兵反奉，不僅因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與張作霖等舊式軍閥有本質區別，同時也與張學良的充分信任和縱容有著密切的關係。張學良秉承父親張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風，對郭松齡有著超乎尋常的信任，這在奉系集團內部早已成為美談。因此當郭松齡“對張作霖的軍政措施，時常表示不滿”時，張學良對郭松齡則“每表同情”，並不加以制止。

郭松齡起兵前，稱病住進天津義大利醫院。張學良於11月20日前去探望，勸他回奉天向“上將軍面陳意見”。郭則表示：“上將軍腦筋陳舊，在楊宇霆這幫群小包圍之下恐已無力挽回，必須趕走老楊這幫人，父讓子繼，由我們來干”。張學良雖然贊成郭反對軍閥混戰、革新東北的主張，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做不到冒著忤逆之名去反對他的父親。此時，郭松齡的謀逆已表露無遺，可張學良仍未及時對郭加以規勸。後人分析，張學良對郭松齡太過信任，一點兒也沒有想到他真會起兵造反。

對郭松齡起兵，張作霖也是萬萬沒有想到。張作霖始終把郭松齡看作是輔佐兒子張學良的人物。郭松齡的快速升遷與張學良有著很大的關係，更與張作霖的寄予厚望有著直接的關係。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論功行賞，將山東督軍給了張宗昌，江蘇督軍給了楊宇霆，安徽督軍給了姜登選，而貢獻最大的郭松齡卻什麼位子也沒得到。對此，張作霖的解釋是：“將來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權，你郭松齡還怕沒有位子嗎？”張作霖心裡清楚，郭松齡與張學良共穿一條褲子都嫌肥，將來的東北就是張學良和郭松齡的。在張作霖心中，郭松齡就等同於張學良，所以，好武器、好裝備都可著郭軍來。可以說，奉軍精銳當時幾乎盡在郭松齡麾下。

郭松齡的突然造反讓張作霖如聞驚雷。開始時，他還誤以為張學良跟郭松齡一起反老子呢。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楊宇霆辭職退隱大連，以去郭松齡起兵口實，一面派張學良直接與郭疏通。24日，張學良向其父灑淚叩頭而別，急赴秦皇島，企望勸說郭松齡罷兵言和。26日，張學良在秦皇島通過日人顧問儀峨與在灤州的郭松齡身邊的日醫守田福松電話聯繫，要求與郭面談，遭郭松齡婉拒。27日，張學良給郭寫了一封親筆信，日醫守田到昌黎將此信轉呈郭松齡，信中寫道：

茂宸兄鈞鑒：

承兄厚意，擁良上台，隆誼足感。唯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謂統馭三省，經營東北者，我兄自為猶可耳。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愛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舉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軍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難解決。至兄一切善後，弟當誓死負責，絕無危險……學良頓首。

信發出后，仍然沒有迴音。1925年11月27日，張學良第二次派儀峨與守田接觸，希望郭松齡先行停止軍事行動，有什麼要求盡可以磋商。郭松齡這次有了回復，提出下列停戰條件：（1）山東歸岳維竣；（2）直隸歸馮玉祥；（3）熱河歸李景林；（4）郭回奉執政，統掌東北。

至此，郭松齡反奉之目的已然明朗，他要獨自掌控東三省，以實現其改造東三省之目的。張學良感到勸說郭的工作完全失敗，不再對其抱有幻想。於是，派飛機在郭軍上空投撒傳單，揭露郭松齡盜用自己名義倒戈反奉，譴責其忘恩負義。

1925年11月28日，郭軍攻佔山海關。同年在山海關將部隊更名為“東北國民軍”，官兵一律佩帶“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綠色標誌。郭松齡不再盜用張學良的名義，以東北國民軍總司令的名義發表通電，電告全國，隨即率部隊出關。張作霖也在11月30日正式發布討伐令，命令張作相、張學良在連山一帶迎戰。

郭軍出關后原計劃攻取錦州，然後奪取奉天。不料李景林突然背盟，向馮玉祥的國民軍開戰，並扣押郭軍在天津存放的錢款和6萬套冬裝，使郭軍的給養發生困難，並威脅郭軍的後路。為防備李景林從背後偷襲，郭松齡命令魏益三的第五軍回守山海關，同時請求馮玉祥派兵援助。但馮玉祥猶豫不決，遲遲按兵不動。所以，郭軍一開始就陷入無後方的境地，還要分兵對馮、李加以戒備。

1925年12月2日，遼西遭遇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風雪。這場大雪使張作霖喜不自禁，他認為郭軍的冬裝被李景林扣押，士兵在這樣的天氣下穿著秋裝難以持久，只要奉軍堅持住，便可使郭軍不戰自潰。但出乎意料的是，郭軍卻利用大風雪的掩護，從結冰的海上進行偷襲，迅速突破連山防線，並於5日清早奪取連山。接著，郭軍馬不停蹄，對錦州發動進攻。奉軍只有一小部分進行抵抗，大部分一觸即潰。12月7日黎明，郭軍攻佔錦州，形勢的發展對郭松齡非常有利。

當時，張作霖所能調動的只有張作相的第五方面軍5萬多人，黑龍江的部隊由於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拒絕運送張的部隊而無法及時到達。1925年12月5日，錦州失守的消息傳到奉天后，張作霖大失常態，“當即命令內眷收拾細軟轉移，府內上下手忙腳亂。10時檢點就緒，即以電車27輛，往返輸送（家私）南滿貨棧。然後令副官購入汽油10餘車及引火木柴等，布滿樓房前後，派兵多名看守，一旦情況緊急，準備逃跑時付之一炬”。據目擊者回憶，在得知郭軍進入錦州后，張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煙，他抽一會兒煙，又起來在屋裡來回走動，口口聲聲罵小六子混蛋，罵一陣子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煙。”

形勢逼迫，張作霖準備下野。省長王永江按照張作霖的意思，召集省城各法團負責人開會，說：“大帥讓我召集你們大家來談。軍事情況，對我們是不利的，但集中兵力還可背城一戰，不過使家鄉父老遭到兵的蹂躪，大帥是不忍心的。大帥說，政治好像演戲一樣，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聽，讓他們上台唱幾齣，我們到台下去聽聽，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見。煩你們辛苦一趟，專車已經備好，你們沿鐵路向西去迎接他，和他說明，我們準備正式移交。”

1925年12月初，郭松齡正率大軍向瀋陽進發，戰鬥處於激烈的白熱化狀態，正需要馮玉祥和李景林的聲援。但恰在這個時候，馮玉祥卻突然率軍大舉進攻李景林的部隊。直隸督辦李景林，也是郭松齡反奉所聯繫的對象，在郭松齡起兵前，李景林已經宣布脫離奉系，加入馮玉祥和郭松齡的聯合陣線，馮玉祥也為此感到高興。這個時候，馮玉祥為了拓展自己的地盤，進攻李景林，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佔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齡陷入了孤軍奮戰的境地。不僅如此，在郭松齡起兵時，鎮守熱河的闞朝璽擁兵觀望時，馮玉祥覺得有機可乘。他突然出兵，奪取了熱河。

這場內訌，使在遼寧與張作霖正面作戰的郭松齡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郭最終在白旗堡戰敗身亡。

在郭松齡起兵之初，日本人明裡打著“嚴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裡卻與郭松齡接觸，企圖乘機取得過去沒有得到的利益。

拉攏郭松齡失敗后，日本人轉而與張作霖接觸。在此危急時刻，張作霖慌不擇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夠拉自己一把。張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機提出增築吉會等7條鐵路、獲得商租權等侵害中國國家主權的要求，張作霖為一時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無理要求，雙方訂立了反郭密約。戰事結束后，張作霖對日本人所作的承諾全部反悔，作為補償，張作霖親自攜帶私款500萬現大洋酬謝日方有關人員。但此舉並沒有起多大作用，日後被炸身亡，即源起於這個沒有兌現的反郭密約。

1925年12月8日，關東軍司令官奉日本內閣之命對張、郭兩軍發出警告：“帝國在該地有重大權利與利益。因此，在鐵道附屬地帶，即我軍守備區域內，因戰鬥或騷亂，對帝國利益帶來傷害，或有危害之虞時……本司令官當然要執行必要之措施。”這一警告看似針對雙方，其實對處於劣勢的張作霖來說是有著很大的幫助的。

12月10日，關東軍參謀浦澄江中佐赴錦州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部向郭松齡遞交警告書，並恫嚇說：“我帝國完全準備好了應付閣下任何行動方案，順便轉告。”郭松齡答覆：“貴國在東三省之僑民生命財產，於本軍範圍內，當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對方反對本軍和平主旨，恐不擇手段。”

此時，大凌河鐵橋及溝幫子鐵路給水塔被奉軍炸毀，不能通行火車，郭松齡被迫改變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進發。另派一旅襲取營口，抄東路側擊奉天。1925年12月13日，郭軍前鋒抵達溝幫子，右路軍馬忠誠旅抵達營口對岸。12月14日，郭松齡發表《痛告東三省父老書》，宣布張作霖的十大罪狀，發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針。

這時，日本人又向郭松齡遞交第二次警告書。與此同時，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秘密委派大石橋守備隊長安河與郭接觸談判，做最後的拉攏。安河提出：“閣下如要進入奉天，必須承認張作霖與日本帝國所締結的條約，維護日本帝國在滿蒙的特殊權利和投資利益，也就是說，必須正視日本帝國在滿蒙的優越地位和特殊權利。如果閣下能答應這些條件，則日本帝國就能立即予閣下以援助，至少亦當促使張作霖下野。”郭松齡答道：“我班師回奉是中國的內政，希望貴國不要干涉。我不懂得什麼是日本帝國在滿蒙的優越地位和特殊權利。”安河見拉攏不成就威脅道：“閣下如不承認日本帝國的優勢地位和特殊權利，帝國可要對閣下不便了。”郭松齡義憤填膺：“豈有此理！你們日本如果不講道理硬要干涉中國內政，你們若把我拉到水裡，我也要把你們拖進泥里！”

拉攏失敗后，日本人開始對郭軍的進攻進行干預。1925年12月14日晨，日本守備隊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對渡過遼河開往營口市區的馬忠誠旅進行強硬阻撓，遲滯了郭軍原定14日對奉軍發起總攻的時間。15日，白川司令官將大石橋、遼陽、奉天、撫順、鐵嶺、開原、長春等14個鐵路沿線重要城鎮劃為禁止武裝部隊進入區域，禁止郭軍通過。隨後，又假借“護橋”、“換防”的名義，從日本國內和朝鮮緊急調入兩個師團，分駐馬三家、塔灣、皇姑屯一帶，拱衛奉天，一旦奉軍危急，便可出動。

日本人的干涉使張作霖有了喘息之機。他迅速將殘餘的部隊進行整編，任命張學良為前線總指揮，並在巨流河東岸布防。張作霖此時在巨流河的兵力約有六、七萬人，而且有優勢的騎兵。炮兵雖不及郭軍，但使用的多數是由奉天兵工廠運來的新炮和日本重炮。而且，由日本人親自指揮和操縱這些炮隊，彈藥也由日本人提供。

由於日軍的干涉，郭軍原計劃南北夾擊奉天不能實施，只得在巨流河一線正面與奉軍作戰。20日，郭軍奪取遼河西岸軍事重地新民，奉軍無險可守，郭軍進逼奉天。21日，郭松齡部隊與張學良部隔著巨流河決戰。張學良看著湍湍的巨流河，感慨萬端：“這好像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講武堂時，郭松齡與學良在此演習過，這裡的地形，我們雙方都很熟悉，就讓老師跟學生在此比比高低吧！”

22日，受寒冷、缺糧、缺彈藥困擾的郭松齡不待主力集中便發出總攻擊命令。郭軍對興隆店奉軍司令部形成包圍之勢，但最終因劉文清旅彈藥供應不上轉勝為敗。接著，吳俊升率黑龍江騎兵殺到，炸毀了郭軍在白旗堡的彈藥庫。郭軍遭此嚴重打擊，士氣低落，士兵中流傳：“吃張家，穿張家，跟著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

張學良乘勢加緊策反工作，親自給郭軍軍官打電話，講明形勢，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軍全線震動。早已離心的郭軍參謀長鄒作華通過日本駐新民領事分館與張學良通了電話，表示不再為郭松齡作戰。23日夜，郭松齡召開軍事會議商議策略，將領們的態度很不統一。鄒作華、高紀毅等將領極力主張“停戰議和”，而霽雲、劉偉、范浦江等人積極主戰。在此情況下，郭松齡仍決定和奉軍決一死戰。24日拂曉，郭松齡“親立陣頭督師”。然而，令郭松齡沒有料到的是，他的兵也是張學良的兵，張學良用飛機撒下的傳單“老張家人不打老張家”極大地渙散了郭的軍心，士兵開始紛紛投誠。給郭致命一擊的是，鄒作華“突然將所部炮兵旅撤回，並停止前線子彈供應，郭軍遂大潰”。

郭松齡見大勢已去，於是在1925年12月24日晨攜夫人韓淑秀及幕僚數人以及200多名衛隊出走。臨行前，郭委託霽雲軍長收容余部，向溝幫子、錦州方向轉移。

在巨流河戰役中，奉軍在防守配備上，張學良與韓麟春曾有不同意見。韓麟春主張加強側翼防禦，以防郭松齡偷襲。張學良深知郭松齡其人，堅持認為：“郭茂宸是個寧折不彎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們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頂住郭軍的進攻，再加上宣傳攻勢就一定可以取得勝利”。果不出所料，張學良的有針對性部署和攻心戰術打敗了老師郭松齡。

鄒作華見郭松齡已走，下令各軍停止進攻，發急電給張作霖，報告郭出走情形。同時又給張學良打電話報告：“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現在已控制一切，請軍團長放心。”至此，郭松齡反奉歷經一個多月以失敗而告終。郭松齡兵敗后，馮玉祥則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地盤，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他馮玉祥國民軍的天下。

郭松齡在奉軍將領中，是別具特色的一個人。他受過北京陸軍大學的系統教育，曾加入同盟會，在廣州和天津兩次謁見過孫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響。韓淑秀畢業於奉天女子師範學堂，任附小教員，學生時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積極參加進步活動，她的家裡就是活動的一個據點。辛亥革命爆發后，奉天的有識之士紛紛起來響應武昌起義，郭松齡就是組織者之一。他們兩人在韓淑秀的家裡相識，韓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齡的為人和才幹。郭松齡在白色恐怖中被捕，當局貼出布告判處郭死刑，韓淑秀四處進行營救活動。

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農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當郭松齡等被帶到大西門外荒草地殺人場行刑時，韓淑秀拿著一份當日的《盛京日報》，高呼著：“刀下留人！”十萬火急地闖進法場。原來這份報紙上剛登出“清帝退位詔書”，韓淑秀在千鈞一髮之際，以政局驟變的快訊，挽救了郭松齡等的生命。兩人在生與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結為恩愛夫妻。

郭松齡在奉天講武堂任教官期間，剛好張學良在這裡學習，他親身感受著郭教官遠離聲色，自持清廉，治軍嚴謹，對部下賞罰分明的一身正氣。張學良對他湛深的學養和高潔脫俗的人品極為欽佩。郭松齡雖比張學良年長19歲，兩人卻成了莫逆之交。經張學良不斷向父親推薦，加上兩次直奉戰爭中郭松齡屢立戰功，郭已成為奉軍中的重要將領，掌握奉軍的精銳師旅。

而一向把國家和民族的興亡視為己任的韓淑秀，始終在為國民教育潛心操勞。她曾在講武堂為學員輔導操行道理；愛國人士閻寶航創辦貧兒學校，她又成為校董並親自執教。為了籌集貧兒學校的開辦經費，韓淑秀在社會上奔走呼籲，募得資金2萬元，同時她還捐出了自己的積蓄。她個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婦倆節衣縮食省出來的。郭松齡當上旅長時，他們仍租住在大東關水簸箕衚衕的一個西廂房裡，生活極為儉樸。窮孩子們為了表達謝忱，在校長的率領下將一塊“興學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裡。

兩人一個從軍一個執教，精心操持，但心裡卻越來越沉重。在兩次直奉戰爭中，郭松齡親睹了連年的軍閥混戰，使國家破敗、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對張作霖、楊宇霆之流繼續擴軍備戰，搶奪地盤的行為大為不滿。他在妻子的支持下，決心積蓄勢力，推倒軍閥，整頓奉軍。1925年秋，郭松齡偕夫人以參觀軍事學習為由，暫避日本。在日本聽說張作霖派人正與日方商談購置軍火，以進攻國民軍時，郭松齡憤慨至極，說：“我是國家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郭松齡於1925年11月回國，在天津秘密策劃反奉，並向張作霖連連發電，要求張作霖下野，請張學良接管大權，宣布國、奉兩軍停止行動。隨後將所轄7萬人改編為4個軍，揮戈東上。他的精銳部隊鬥志昂揚，以勢如破竹之勢，衝垮了張作霖的4萬奉軍的連山防線，直逼奉天。張作霖驚恐萬狀，懸賞80萬元欲得郭的人頭。他一面暗中勾結日本關東軍反郭，一面準備逃跑。他對郭松齡的為人和底細非常了解，正因為了解，他才認為這回自己徹底完了。他已經開會布置關於下野和議和一事。他萬分悲涼地調29輛汽車裝上家私細軟往返運到南滿貨棧，準備逃往大連。然後運來十餘汽車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滿樓前屋后，隨時準備將大帥府付之一炬。這時文武官員紛紛攜眷躲避，商店關門，奉天城一片混亂。

然而在這大勢基本已成定局的當口，日本關東軍像鱷魚一樣浮出水面。平心而論，日本關東軍不希望郭軍得勢，一旦郭軍得勢，他們的非法權益將得不到保障。他們以調停人的身份，兩邊斡旋，無非是討價還價要雙方各自承認“帝國在滿蒙的權利”，如果誰不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與誰兵戈相見。郭松齡面對鬼子威脅，義正辭嚴地拍案而起：“豈有此理！這是中國內政！”“我不懂什麼是日本特殊權利！”而情急之下，張作霖卻口頭上與日方締結了密約，以承認日本在我東北有“土地商租和雜居權”等作為關東軍出兵的條件。這樣一來，在郭軍乘勝進攻奉天時，日本關東軍突然調來大批兵力，切斷郭軍後方，焚燒郭軍彈藥庫，日軍飛機也狂轟濫炸，郭軍終因實力相差懸殊，一敗塗地。

25日晨，張作霖派出衛隊團長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齡，但隨後不久，張作霖又下達了“將郭氏夫婦就地槍決”的命令。史料記載，楊宇霆擔心夜長夢多，張學良會出手相救，便向張作霖進言即殺郭松齡，以絕後患。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時，高金山將郭松齡夫婦押到離老達房5里許的地方槍殺。臨刑前，郭松齡面不改色，對東三省人民留下遺言：“吾倡大義，出賊不濟，死固分也；後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夫人韓淑秀也從容不迫地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望汝輩各擇死所！”當高金山下達開槍命令時，韓淑秀滿懷深情地看著郭松齡說：“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著我先走，來吧，先打死我。”

他想私自放他們出國。而與郭松齡結怨甚深的楊宇霆，卻怕夜長夢多有變化，密令就地槍決。25日那天是最黑暗的一天。囚車開至遼河灘邊時停了下來，押解人員喊道：“郭軍長請下車吧！到地方了。”郭松齡和愛妻韓淑秀從容下車，兩人憐惜地稍一對望，都露出不屈的神色。韓淑秀臉上漾開笑意，她曾從過去的法場上奪回她所敬重的丈夫的生命，伴他轟轟烈烈地走了一程，這回她卻要用自己的生命陪他走進又一個法場，相伴到永恆，她死而無憾。所有的押解人員都聽到了她朗聲的話語：“大丈夫為國而死，死得光榮。軍長請先走一步，我隨後便來了！”一聲槍響，郭松齡倒在地上，又一聲槍響，韓淑秀追隨而去。

張作霖深深地吐出一口氣，命令將兩人屍體在小河沿暴屍三日，方可收葬。

1952年，為處理位於瀋陽水簸箕衚衕“郭松齡公館”房產事宜，郭鴻志再次回到瀋陽。他隨即寫信給東北人民政府，請求允許在東陵區七間房墓地為郭松齡夫婦安葬。3天後，東北人民政府回信：政府與當地村政府聯繫，可以協商解決。郭鴻志隨即找到七間房村政府。村政府有關人員說，已經接到東北人民政府通知，同意為郭松齡夫婦安葬。郭鴻志找到守墓人孫恩林，回到國公寨村，將郭松齡夫婦的棺槨運送到七間房墓地，在鄉人協助下，終於將郭松齡夫婦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