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爾豐

其父是道光進士，其兄弟爾震、爾巽、爾萃均考取進士，唯趙爾豐屢試不第，只能以納捐為官，任職於廣東。1884年任山西靜樂知縣，1888年調永濟縣令，得山西巡撫錫良賞識，隨任於河南。

1903年錫良調任四川總督，趙又隨之入川，先後任永寧道、建昌道。

1905年5月，時任清駐藏大臣的鳳全在巴塘遇害，趙爾豐被調任建昌道，並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亂，這也是其參與和川邊藏區相關的事務的開始。當時，由於清政府和駐藏官員對藏區事務的處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層統治者轉而成為親英勢力，而得到英國支持的西藏地方軍隊也經常在西康和川邊地方製造軍事衝突。根據這一情況，清政府制定了在川邊實行改革藏政和改土歸流的政策，意圖穩定川邊局勢。

趙爾豐素來主張武力行事，在鳳全被殺后，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趙爾豐圍攻桑披寺長達數月，並切斷水源，也未能得手，為此大傷腦筋。後來，有位士兵發現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該寺才被攻破，然理塘土司卻僥倖逃脫，最終隱匿西藏。

趙爾豐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亂之後，充任川滇邊務大臣，並開始在西康進行改土歸流的政策。

由於“改土歸流”削弱了土司的權利，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所以趙爾豐在六年中幾乎是不停地打仗，廢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驅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區的官員。

趙爾豐雖然尚用武力，但對於百姓的生計頗為關心。“烏拉（農奴為官府或農奴主所服的勞役）”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沉重的負擔，1909年2月，趙爾豐實施烏拉改革，頒布新的《烏拉章程》，要求征烏拉者必須付給一定的費用，俗稱腳價。倘有違章苛斂百姓，勒令蠻民支差，不給腳價、口食，一經查出，定予嚴辦，決不寬貸。《烏拉章程》於1909年9月正式施行，共二十六條，從前所有烏拉規章一概撤銷。主要改革內容為：牛馱運不得超過120斤，背夫不得超過66斤，過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馬只准乘1人，隨行貨物不得超過20斤；雇傭的騎馱在烏拉途中倒斃者，官兵應給賠償；以前烏拉支應者多為婦女，今後應徐圖改良，男女均出，且五十歲以下。烏拉改革是清末在川邊進行“改土歸流”及實施新政的諸多措施中帶給百姓利益較多的一項措施，為遭受沉重烏拉支應的藏族百姓減輕了負擔。

趙爾豐在四川所上的奏疏，被學者吳豐培整理為《趙爾豐川邊奏牘》。

1906年7月，清政府以“四川、雲南兩省毗連西藏，邊務至為緊要”，決定設立相當於省級建制的川滇邊特別行政區，以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

1907年，錫良離任，趙爾豐一度代理四川總督一職。

趙爾豐考慮到川邊與西藏關係的微妙，籌劃了《會籌邊務開辦章程折》，主張川邊與西藏劃清界限。其次，增設官署。趙爾豐考慮到清政府每年給邊務開辦費銀一百萬兩，額度遠不能滿足公務需求，所以請求油捐與糖捐兩項稅務收入作為政府將來的常項收入，協濟兵食。因內地兵勇對於西藏糌粑等食物不適應，故將大米青稞兩種，分發各半，同時開田引水，試驗種植稻米。

1908年2月，朝廷任命其兄趙爾巽為四川總督，趙爾豐為駐藏大臣，但仍兼任邊務大臣。趙爾豐在打箭爐駐兵，改設打箭爐為康定府後又設登科等府，加強清政府對西康的控制。

朝廷要求他與聯豫會同察度藏情，並撥給趙爾豐白銀60餘萬兩，如果不夠，由四川總督隨時接濟。由於趙爾豐在川邊的改革贏得了清中央的賞識，西藏噶廈深知趙爾豐主藏政，必會有與川邊一樣的改革，於是派員前往察木多，調集藏兵，意圖武力阻止趙爾豐入藏。

1909年，趙爾豐挫敗進攻巴塘的西藏叛軍，並乘勝進入西藏，收復江卡、貢覺等四個部落地區，更越過丹達山向西，一直到達江達宗，此時距離拉薩只有六天的路程，達賴喇嘛逃往英屬印度。趙爾豐上書請求乘勝平定西藏全土，並建議在藏區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於擔心其舉措過激，為避免事端，清政府沒有允許，但趙爾豐入藏期間仍有大量寺廟被毀。

1910年，趙爾豐與鍾穎軍會師於查木多，然後兩軍迅速推進到工部一線，然後又進入波密地區。趙、鍾兩軍對所到之處的土司頭人進行招撫，說服他們建立郡縣。這次行軍，流傳有很多傳說。有史料記載道，“大軍直入恩達，獲噶倫登珠及隨從四十餘人”，當時趙爾豐在昌都，聽說登珠將要到了，陳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馬不下，神色自如”。趙爾豐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把自己當做囚徒。趙爾豐開玩笑地問他：“你為什麼被捉住了啊？”登珠說：“兩軍對戰，理應先約戰期，鳴鼓對壘，以力相較，如此行劫，未足為武也。”趙爾豐聽到此言，於是約好再戰。但再次作戰時，藏軍皆不戰潰散。登珠想要逃跑，但剛一上馬，就被活捉了。之後趙爾豐又收復了三崖（今貢覺、瞻對、波密和白馬崗等地）。

1911年4月，原四川總督、趙爾豐之兄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朝廷將趙爾豐調任四川總督。8月2日，趙爾豐到任。那時，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借“國有”的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從而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四川的保路運動最為激烈，早在6月份便成立了保路同志會，之後運動遍及全省。趙爾豐甫任，也曾一度認為“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的事”，一面開導民眾，一面電懇內閣“籌商轉圜之策”，后又參劾盛宣懷，請求朝廷查處盛宣懷。但清廷對趙爾豐等所陳各節，不但置之不顧，反而電飭趙爾豐解散群眾，切實鎮壓。趙爾豐被逼無奈，只能忠實的執行清廷的旨意。9月16日，趙爾豐召集各營軍官訓話，部署彈壓保路風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郵傳部電報為由，將應約而來的蒲殿俊、羅綸等九人誘捕。消息傳出，同志會組織民眾到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遭到衛兵的槍殺，造成“成都血案”。血案發生后，各地同志軍聞而起義，旬月之間，四川大半州縣被保路同志軍攻佔，清軍處處失利，四面楚歌。川軍不願意接受命令繼續鎮壓，清政府於是派湖北新軍入川平定動亂，導致武昌兵力空虛，因此該事件也被認為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趙爾豐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總督一職，留任邊務大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宣布脫離北京政府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原咨議局議長蒲殿俊任軍政府都督，陸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任副都督。但是局勢並不穩定，12月6日，軍隊突然嘩變，蒲、朱逃走，軍政部長尹昌衡平定叛亂，被推為都督。當軍隊嘩變時，應一些紳商的請求下，趙爾豐以總督的名義張帖布告以安定軍心，因此，事後人們懷疑兵變是趙指使。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眾盡斥其罪，並令部下將趙爾豐當場殺於皇城“明遠樓”，趙爾豐死前，罵不絕口。

後人對於趙爾豐的評價差異比較大，因為其在鎮壓保路運動中，手段殘忍。然而在趙爾豐經營川邊藏的數年裡，“所收邊地（指改土歸流），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治者三十餘區，而西康建省之規模粗具”，為1928年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趙爾豐對推動川邊社會生產力發展所作的貢獻，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所作的貢獻：在政治上，廢除土司制度，改設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廟勢力的惡性膨脹；在經濟上，禁止土司、頭人、寺廟放高利貸，嚴禁炒作買賣土地，廢除土司、頭人、寺廟的經濟特權，廢除無償勞役和各種雜派，鼓勵墾荒，興廠開礦，改善交通，發展郵政，統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發展官學，打破了寺廟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

錫良：“忠勤純愨，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

趙爾巽：“恩銘遇刺，實在辛亥之前，蓋亂機已久兆矣。武昌變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壽、鍾琦等數人，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

章士釗：“晚清知兵帥，岑袁最有名；豈如趙將軍，川邊揚英聲。”“政變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縱賊舞刀來，喪此天下英。”

尚秉和：“爾豐自光緒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馳驅勞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餘萬，部撥經費尚餘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域皆定。爾豐之治康，以傅嵩謀。狎其人，並知其山川扼要形勝。”“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

賀覺非：“爾豐之治邊也，先與兵威，……邊地既定，即從事各種建設。……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為趙氏。……趙本人亦明敏廉潔，辦事公正。犯法者雖近親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

李思純：“金沙江以東十九縣，尚能歸附（指改土歸流），皆清季趙爾豐之餘威，於民國以來諸邊將無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