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秉和

尚秉和經過二十多年的潛心研究，對《周易》的筮法、治易的根本諸重大易學問題上，建構起自己獨特的，並因此在中國現代易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一席。

朱熹說：“《易》本為卜筮之書。”易本為卜筮而作，不諱的史實。然自近代始，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許多治易者以為易講筮法涉嫌迷信而避之唯恐不遠。這未免失之偏頗，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周易》這門傳統文化的認識與把握。尚氏不為時俗所囿，大聲疾呼：“欲學易，先明筮。”認為學易必須尋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進入《周易》之門。他說：“易本用以卜筮。不嫻筮法，九六之義，即不知其何來；而《繫辭》大衍一章，尤難索解；春秋傳所謂某卦之某卦，亦莫明其故。故學易者宜先明筮法。”

尚秉和發憤搜輯古代筮案，逐一“考索古代易筮條例，以證《周易》筮法的基本程式及其文化內涵”，成《周易古筮考》一書。是書上自《春秋左傳》、《國語》，下迄明清傳記所載，凡以辭象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為輯錄。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則、一百一十卦，依類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詞義怪奇、深奧難知者，則推求本卦，章解句釋，以俾學者洞明筮辭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其中有晉郭璞之占龍車諸卦，明胡宏之筮陸阜遇馮劉得禍，千百年來從無人能解其義。尚氏按卦冥思窮索，一一剖解。此外，尚氏對朱熹所定之“筮儀”即筮法規則，亦能有所闡發，以臻完善。而對易學史上有關乾坤“用九、用六”之義的訟爭，尚氏也提出了獨特的見解，謂用九、用六乃聖人之發凡明例，示人以筮法，即九六者只乾爻坤爻之代名，非筮得之九六，而“見群龍無首吉”、“利永貞”二語乃釋用義，而非占辭，且專指三變成一爻，而非六爻全變；其謂六爻全變者，乃《左傳》杜預注之誤，“尤足正漢、魏以來註疏家之謬，掃除蒙說，獨標真諦，於經義闡明尤為有功”。

尚秉和以“象為易之本”為準的，對中國歷代易學發展及其流變一一加以審視，對其功過是非，作出獨到的評價：

一、以左氏為代表的春秋人，乃解易之楷模。尚氏認為，春秋人言易者，無一字不根於象，且於易用正、用互、用覆之法，亦無不依樣揭出。而其談易象者，盡在《左傳》、《國語》。故易師莫先於左氏，《左傳》、《國語》所取象，為最古最確之易象。

二、以焦延壽為代表的西漢人，治易猶承春秋人重象之遺風，最為正軌。尚氏認為，《焦氏易林》亦無一字不根於象，能得《周易》之真諦，可謂第二《易》。然東漢儒者如鄭玄、虞翻，雖知說易不能離象，然於象之不知者，則浪用卦變或爻辰以當之，牽強附會，虛偽支離，使人難以置信。

三、三國魏王弼掃象闡理，避難就易，倡“得意忘象”之說，學者喜之，其道（指義理之學）大行，漸不識易為何物。至有宋演為空談，而易遂亡矣。

四、清儒治易，以漢人為依歸，然於漢人之曲說，亦靡不依據，以為護符，甚至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變以成其象，奉虞氏為不刊之法則，而易學遂故步自封矣。

吳摯甫先生《易說》，於大畜云：“凡陽之行，遇陰則通，遇陽則阻，故初、二皆進，而三利往”。於節云：“易以陽在前為塞，陰在前為通。初之不出，以九二在前；二則可出而不出，故有失時之凶。”尚秉和承繼了其師這一“陰陽相須”的原理，認為它“實全易之精髓，為二千年所未發”，並結合自己治易實踐，加以闡明、發展。他以《易林》為例，謂“《易林》乾繇詞不吉，以純陽也；乾之坤亦不吉，以純陰也。至泰、否則皆吉”，斷言“蓋易之道如電然，同性則相違，異性則相感。陽遇陽，陰遇陰則窒；陽遇陰，陰遇陽則通，是易林之定例也”，進而推之，《周易》卦爻辭凡言利有攸往者，皆陽遇陰也，如大畜九三是也；凡言征凶者，陽遇陽也，如大壯初九是也。惟陰亦然：小畜六四上承二陽，則曰有孚，陰遇陽則通也；反之，頤六二曰征凶，六五不可涉，陰遇陰則阻也。應該承認，尚氏這裡提出的“陰陽相須”的原理，乃解易之至確原則。把它運用到治易的實踐中去，諸多難以理解的《周易》卦爻辭也就迎刃而解。

尚秉和出身於世代耕讀之家，生於公元1870年（清同治十九年）。他資性聰穎，早年肄業於本邑龍泉書院，后遊學於保定蓮池書院，師事國學大師吳汝綸，專攻古文經史之學。

公元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中舉，翌年成進士，分工部，時年33歲。

1904年（光緒三十年）入進士館，學習法政；翌年十二月，調入巡警部。

公元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補主事，翌年擢升員外郎，又得京察一等，記名軍機章京。公元1909年（宣統元年）入京師大學堂，為國文教習；翌年丁父憂，服闕復為民政部員外郎。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未脫宦場，仍吏隱於內務部，任該部第三科科長，署理營繕司司長。在此期間，曾奉部檄往熱河，查避暑山莊古物；從塔宣撫使為參贊，遍游張家口諸邊塞；因賑至漢口，查賑河北；足至蚌埠、濟南、瀋陽……浮沉部中者十多年。雖曰為官，實亦隱逸。奉命出差，公務之餘，訪名山大川，吊先賢遺跡，適心愜意，不亦樂乎。后乾脆辭官去職，執教於台灣清華大學，開始課徒著述之生涯。

1929年受聘於奉天（今瀋陽）萃升書院，主講席三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佔東北，尚氏憤而返京，任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教授。

1937年（一說1938年）應聘執教於保定蓮池講學院。嗣後盧溝橋事變，遂蟄居家中不復出。抗戰勝利后，南京國史館聘為纂修。

1950年4月10日病逝。

尚秉和先生對易學的主要貢獻是在易象學方面。他提出“易辭從象生”的觀點，無疑是指導人們治易的正確方針。而他從注《焦氏易林》中發掘出來的百餘條久已失傳的易逸象，以及從中歸納出的易用正覆象、對象、互象、大象、半象之法，“驗之於《左傳》、《國語》的占象而合，驗之於《逸周書·時訓》的准象而合，驗之於《周易》卦象也都基本上相合”，因而解決了易學史上諸多懸而未決的易象問題，其對易象的貢獻在近現代是無人可與之比肩。王晉卿因而稱讚尚氏“使西漢易學復明於世，孟子所謂其功不在禹下”。

尚秉和生性耿介，口訥於言，勤於筆耕，著作等身。據不完全統計，尚氏著述殆有四十多種，涉及史、地、經、詩、文諸領域，或已刊，或存稿，或散佚。已刊者，如《辛壬春秋》、《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素為史學界所重；《周易古筮考》、《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學》，更是易學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