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按預定計劃炸毀南滿鐵路瀋陽北郊柳條湖一段鐵軌，並誣為中國軍隊所為，隨後，關東軍炮擊北大營，並大舉進攻瀋陽，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面對日本的武裝進攻，東北地方當局毫無思想準備。1931年9月18日當晚，駐守北大營的第七旅高級軍官，自旅長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歸，僅有參謀長趙鎮藩在營中。日軍的進攻剛一開始，趙鎮藩就立即用電話向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報告和請示，隨後又直接向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報告，榮命令部隊不要抵抗，並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將情況急報時在北平就醫的張學良。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陪人看戲的張聞訊立刻趕回養病的協和醫院，接通榮臻電話后指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得到張指示的榮臻隨即發布了一道極為荒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須“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對於正被日軍炮火猛烈攻擊的第七旅官兵而言，榮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經過趙鎮藩反覆請示，榮臻才算髮了善心，同意讓第七旅在必要時可以向東移動。次日凌晨3時第七旅向東突圍而出，有些軍官堅持服從榮臻的命令不肯離開，最後被士兵強行架走，電張學良，報稱：“日兵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總算沒有以挺著死的方式為國捐軀。”張對此表示認可，在19日同《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不抵抗主義就此粉墨登場。

在過去，一直流傳著蔣介石1931年8月16日拍發“銑電”給張學良命令其不抵抗的事情。所謂的銑電電文傳為： “北平。張副司令鈞鑒。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中正。”台灣李敖《蔣介石評傳記》也引用此電。但作為嚴肅的歷史研究，必須十分謹慎，尤其應注重資料的出處和原始來源。實際上，這封電文的內出自張學良部下、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的洪鈁的回憶，而並未發現電文實物。

此外，另有張學良部下趙鎮藩（第七旅的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也回憶稱接到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的不抵抗電文，其回憶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趙鎮藩的回憶內容，與洪鈁大致類似。當事人回憶雖然是史學研究依據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受當事人記憶程度和其他外部環境的影響，應注意將回憶錄與其他文檔資料結合起來再使用，不能單憑回憶者空口無憑的一句“回憶”就對歷史做最終判斷，這不是嚴肅的歷史態度。可直到目前，在中國大陸各地的檔案館中，均未發現蔣介石致張學良“銑電”的檔案原件。在台灣，著名歷史學者劉維開曾經查遍台灣保存蔣介石檔案最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即“大溪檔案”），但也未發現有關“銑電”的檔案。

21世紀初期，有人根據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說“銑電”原件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的展櫃中。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電話詢問竇應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書不足為據”。因此，所謂的“銑電”實際上得不到任何有效檔案資料的支持，其可信度因此有待考證。而張學良晚年自由后，則徹底否認了銑電的存在。

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稱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命令是其本人所下，與國民政府無關。後來他又在多種場合對很多人否認過這一點。后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與張學良交談，又特地提起不抵抗電文之事。唐德剛曾當張學良面前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以上兩句為洪鈁所回憶的銑電的關鍵語）。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張學良晚年自由后的親口否認，以及銑電在海峽兩岸乃至海外均無法尋覓，使洪鈁的銑電回憶至今仍是無法證實之事。

與銑電無檔案資料可證實形成鮮明對比，有原始檔案資料可證實，張學良曾於1931年九月六日打 電報給在東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榮臻參謀長，有云：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原始電文今藏遼寧省檔案館《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號）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大片國土淪陷，東北軍大部分撤至錦州，張學良亦將遼寧省府遷移至此，錦州之得失，實已關係東北全局。日軍攻佔齊齊哈爾後，即調轉兵力直撲錦州。

1931年11月14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會上還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

1931年11月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警衛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地為宜？中（正）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從蔣的電文也可以看出蔣張之間的關係名為上下級，實則遇事只能跟張商量。）隨後蔣調兵遣將準備北上，但是對於中央軍進入自己地盤一事，張未予響應。

1931年11月25日，南京蔣介石國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顧維鈞代表南京政府致電張學良：“近日國聯形勢惡化，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無意進攻，恐不足信。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於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係東省存亡甚巨。且近日傳聞日、俄將有日佔北滿、俄佔新疆之說，如果屬實，例東省全失以後，所有邊患或將次第引起，患隱無窮，關係全國尤大。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12月5日，顧維鈞再次致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但張學良不為所動。

1931年12月8日，蔣介石再次親自致電張學良要求其不得放棄錦州：“萬急，北平張副司令勛鑒：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復。”

因九一八后領導責任，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短暫下台。

蔣介石下野期間，孫科主導的南京中央政府，曾經多次敦促張學良抵抗日寇。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電令張學良：“張主任學良鑒：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本日決議，對於日本攻錦州應儘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據此，應即電令該主任，仰即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域，並將辦理情形，按日呈報，毋稍懈怠，此令。國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電張學良：“北平張主任勛鑒：密。艷電並堪日禦敵情形，殊堪嘉許！陳述困難各節，均所深悉。惟日軍攻錦甚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應盡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該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國民政府卅亥印。”張學良不為所動。

對於“九一八”事變和日軍的舉動，蔣介石認為，“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時，而來侵我東省矣”（《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禦，他身感“夫我內亂不止……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弊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禦侮，自然要小心應付，謹慎處理事變。9月21日蔣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員會議，商討對日策略，蔣主張“此時唯有訴諸公理，以日本侵佔東省事實，先行提出國聯與簽訂非戰條約諸國……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讓至於相當程度，乃出於自衛最後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同日，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正式照會國聯秘書長德魯蒙，要求國聯制止日本侵略。蔣介石在第二天的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全國民眾“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23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民眾書》，亦稱“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很顯然，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上與日本交鋒的同時，在軍事上也有“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的決策，在東北則默認了張在“九一八”事變后採取的不抵抗主義。

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如此舉措，實乃受制於內外交困之局，國際上西方諸強陷於經濟危機困境難以自拔，國聯態度曖昧，蘇聯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東路權益，樂得作壁上觀。國內寧粵對立難解，雖然“九一八”事變后蔣對粵方取和解政策，但對方不依不饒，事變發生后粵方几次發表通電，雖言抗日救國，但一再聲明“今日之計，舍蔣下野，對內對外一切救亡大計，皆將無從進行”。總之，在粵方眼中，只有打倒蔣介石，才能抗日救國。如此情況，要達成舉國一致共同抗日，談何容易。

雖然在東北軍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蔣仍堅持一步不讓，他在1931年9月22日電告張學良：“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21條為退兵條件，應設法嚴拒，此案在京已歸為國際交涉。”23日，蔣又在與萬福麟的談話中要其轉告張，“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且倭人驕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

事變爆發之初，1931年9月21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台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9月22日蔣介石批複：“煙台劉師長勛鑒：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借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中正養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9月23日蔣介石批示：“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布《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

1931年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台，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劃容另頒發。”

1931年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蔣介石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

在中方的積極爭取下，國聯在9、10、12月三次通過解決中日滿洲問題決議案，要求日本撤兵。雖然獲得國聯的“公平裁決”，但是日本方面尋找種種借口拒不撤軍。並繼續擴大侵略範圍，至11月下旬，已進佔東北大部分地區。依靠國聯裁決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國內的寧粵之爭又難見緩和（粵方堅持蔣下台為和解條件），內外交困的蔣亦只有去職一途。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系的壓力下通電下野，張學良也在同一天電蔣要求辭去陸海空副司令職，南京國民政府改委其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此時，日軍正向錦州推進，意圖奪取進入關內的戰略要地。面對錦州危局，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該機構是“九一八”事變後設立的，主要處理對日外交）秘書長的顧維鈞曾在11月下旬提出錦州中立化方案，建議“我軍可自錦州撤至山海關，但日軍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區域內中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隨後由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划錦州為中立區”提案，建議中立區由英、法、意中立國軍隊駐守，日軍不得侵入。該提案由於英、法等都表示無法提供軍隊，日方又堅持錦州須在日軍管轄區內，國聯理事會於12月7日議決放棄。

中立化方案告終后，顧維鈞認為錦州不可放棄，須“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衛之。他的主張得到特種外交委員會和蔣的贊同。而坐鎮北平的張學良依然鍾情於不抵抗主義。自“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他便對此大感興趣，11月底，張學良與日本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對此國民政府甚為憂慮，顧維鈞於12月2日致電張，告知“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划緩衝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3日，顧又電張相勸：“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同上）5日，顧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同上）國聯放棄錦州中立區計劃后，12月8日，宋子文、顧維鈞兩次聯名急電張學良，要張“所提抽調駐錦軍隊一部分入關一節，請萬勿實行……吾若抽調一部後退，仍不能阻其進攻，不如堅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蔣介石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雖然南京國民政府一再致電反對撤退錦州駐軍，但張學良卻無意抵抗，有日方資料顯示，張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答覆（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第345頁）。

張學良深知日本侵略野心慾壑難填，認為若無全國發動抗戰，僅東北軍孤軍作戰必然失敗，因而繼續不抵抗。21日，他電令王樹常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該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根據張的命令，駐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相繼撤入關內，留錦兵力僅剩熊飛率領的3個公安騎兵總隊。而日軍已開始步步進逼。25日，國民政府鑒於錦州危急，電令張學良，要他“積極籌劃自己，以固強圉。對於（日軍）進攻錦州，應儘力之所及積極抵抗。”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如遇侵犯，則抵禦之”。但張認為僅靠東北軍守錦無濟於事，他複電抱怨：“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中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29日，關東軍攻陷盤山，迫近錦州。“我國正規軍均不作抵抗，抵抗日軍者多為民團及義勇軍”，榮臻於同日從北平謁張返錦，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槍彈缺乏，後援不及”為由下令各軍撤退。30日，國民政府再電令張學良堅守錦州，謂“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置若罔聞，1932年1月2日，東北軍隊各部已從錦州撤退完畢，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軍輕取錦州，關內外宣告隔絕。張的不抵抗行為，再一次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

應該指出的是，考察九一八事變中蔣介石到底持“抵抗”還是“不抵抗”態度，不能僅僅截取9月18日當晚或者第二天蔣介石的表現，更不能單憑蔣介石對中國其他地方可能遭受日軍侵略所作的指示或部署來“佐證”。因為九一八事變是一場持續了近三個月、發生在中國東北的事件，無視此前此後蔣介石對有關東北可能遭受日本侵略挑釁的一切指示和做法，顯然是片面的，不正確的。

就以“銑電為例”。這份電報究竟是否存在，歷史學界有過多次激烈的爭議。據胡卓然先生考證，實際上在日本內部檔案里，可以查詢到這個記錄——

1931年9月初，日本關東廳警務局長截獲“遼寧省政府對軍警各機關及各縣長”發出的密令。關東廳警務局長隨後於9月12日用密電向日本政府外務次官發出了這份情報。隨著日本外務省歷史檔案的公開，日方保存下的這份截獲的密令揭開了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於“不抵抗”指示的疑團。遼寧省政府其實是轉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咨文”，下達來自南京的一份密令：

“本署奉到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密令……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滿鐵并行線和鮮人壓迫各事件為名，進行挑戰準備，充實軍備，我東三省必首當其衝…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內容翻譯自《日本外務省檔案》)。

下達“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密令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是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全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御機構。1928年11月，曾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的“軍事委員會“被裁撤(1932年3月才又重新恢復)，1929年3月15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也被撤銷。1929年4月，蔣介石組織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以統帥全國軍隊，並且親任總司令。1930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前整一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之中出兵入關援助蔣介石，成為最忠於南京政府的一個地方實力派。在這一背景下，張學良於10月9日張學良在瀋陽宣誓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務，吳鐵城、張群分別代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及國民政府監誓，並授予了張學良以副司令之印。1931年1月起，國民政府批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一切公文均用副司令張學良副署”，張學良和東北軍從此融進了全國統一的軍隊系統。在1931年11月30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撤銷之前，其命令在全國軍隊里都有最高權威性。

據此，可以知道“九一八”之夜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軍令，不過是執行9月初南京方面的軍令。這也引出了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討論：“九一八”之夜，張學良身在北平，事變發生后不久即斷絕了通訊，他下令“不抵抗”是出於日軍只是尋釁、不能給日軍更多口實的判斷。此後的局面怎麼發展的呢？

1931年9月21日，剛回到南京蔣介石的日記寫到：“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

次日(1931年9月22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借台灣中央大學禮堂召開。蔣介石到會在《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演講詞》中正式宣布：“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又過了一天，1931年9月23日發布自南京的《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書》宣布已經下令“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考慮到這是通告書，這一句其實表示了此前已下令軍隊“不抵抗”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22日左右下令不抵抗，已不像“九一八”之夜的張學良那樣有誤判的可能。他在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知道日軍志在佔領東北的全境了。

時任遼寧教育會副會長、東北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人的王化一，寫於1931年9月23日的日記，則明確記載了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達給張學良等：“到協和醫院，負責諸人均在此，楚囚對泣，無相當辦法。已請示南京，命令關外不準抵抗，靜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將斷送倭奴之手”(註：“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王化一是遼寧教育會副會長、東北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人之一；九一八事變后，王化一擔任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是義勇軍的發起人之一)。

1931年9月22日時，東三省只是淪陷了瀋陽、長春等城市，還遠遠談不上“完全淪陷”。關東軍兵力不足，只有實力佔領遼寧和吉林省的部分大城市和鐵路沿線，東三省之中的黑龍江省全省還未被日軍染指。即使是依據“不抵抗”軍令從瀋陽的北大營撤退出來的東北軍第七旅，也並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已撤入關內。第七旅此時不僅沒有朝著山海關的方向撤退，反而在朝東行軍，計劃與吉林省的駐軍匯合。如果在9月22日這個時候不是下令“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而是下令全軍動員，儘力收復失地，東三省的抗戰局面完全有改觀的可能。很可惜，“不抵抗”軍令讓日軍得以進一步順利佔領更多的土地。

面對日寇的入侵，東北地方當局實行了不抵抗主義。這種做法立即受到國人的指責和痛罵，張學良也因此被罵為“不抵抗將軍”。但多年以來，一直流傳著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張是代人受過的說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發表廣播演說時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於是，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蔣決策不抵抗，張忠實執行便成了定論。但直到今天，歷史研究者們都始終無法找到任何一份蔣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命令張不抵抗的電報或手諭，這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而考察蔣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行蹤，就可以發現所謂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說法站不住腳。

1931年9月18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匆匆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江西航。蔣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內的紅軍。當19日凌晨南京中央黨部接到張學良報告“九一八”事變情況的電報時，正在艦上休息的蔣還對此一無所知。19日上午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常委臨時會議，決定以中執委名義通知各省市和海外黨部，日軍侵入東北，全黨須團結一致，並急電蔣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永綏號軍艦於當天到達湖口，在此蔣接到上海方面的急電才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隨即改變原定計劃，決定抵南昌后坐飛機回南京。19日晚8時左右蔣在南昌給張發出了事變后的第一封電報，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避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戎”。可見蔣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初步消息，蔣急於了解詳情，所以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其中並無下令不抵抗之語，而所謂蔣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的說法，在當時通訊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從事變發生至瀋陽淪陷不過幾個小時的時間裡，兩地間能往返幾十封電報，則無異是天方夜譚。

張學良也在生前提供了關於不抵抗決策的珍貴史料。經歷50多年漫長的幽禁生涯后，張學良在1990年6月和8月兩次接受了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公開採訪。在訪談中他談及“九一八”事變時坦承：“（對於日本軍隊的進攻）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日】臼井勝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第72頁）當日本記者問他是不是接受了蔣的命令才決定不抵抗時，張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頁）張的回憶得到現有史料的印證。“九一八”事變后他在與蔣的往返電報中多次提到他和東北軍對日軍的進攻“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但從未提及這種做法是遵奉蔣的命令。

張學良集國讎家恨於一身，對日本軍國主義十分仇視。在接掌東北大權后，他不顧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撓，毅然宣布東北易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同時在東北的建設中，張把重點放在鐵路、港口建設上，積極改善軍隊裝備，以加強東北之經濟國防力量，提升抗禦日本侵略的實力。儘管張對日本的擴張野心洞若觀火，但東北軍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發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慘敗於蘇聯遠東紅軍，張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簽署“伯力議定書”，放棄對中東路主權的收回計劃。深感失敗屈辱的張認定東北實力不足，難以與在東北的蘇、日勢力正面對抗，正如他在晚年回憶中所說“我知道中國沒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頁），因此在對日交涉中張一直保持低調。1930年下半年，張學良捲入關內新軍閥的混戰，9月18日，他發布“巧電”，入關助蔣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勝利后張榮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軍也拿下河北和察哈爾等省地盤，北方事務蔣委託張相機處理。張一時之間頗為躊躇滿志，但前後十餘萬東北軍入關，令邊防力量大為減弱。日本關東軍開始蠢蠢欲動。

1931年初，日本滿鐵公司與東北當局談判交涉鐵路問題，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的孫科對日方的舉動甚為擔心，提醒張學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諉，以留後路”。張卻不以為然。2月底，他把談判任務交給新任命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會長高紀毅，自己赴北平辦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談判以不歡而散告終。同月，國民政府情報機關發現日本在遼寧撫順、山東煙台越界採煤，日產三萬噸，卻照三千噸報稅。而主管華北、東北軍政事務的張學良對此卻一無所知。隨後，又發生關東軍“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事件，日本還陸續向南滿輸送大批兵員與軍火，東北形勢趨於緊張。

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在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鎮（今屬吉林省德惠縣）當地中國農民與朝鮮僑民就農田引水問題發生爭執，日本武裝警察捲入糾紛，竟使用機槍掃射中國百姓。日方還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鮮各地煽動排華情緒，製造了多起排華慘案。圍繞萬寶山事件，中日展開交涉。張學良認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衝突。”（1931年7月6日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主張“隱忍自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同意張的處置意見，蔣在1931年7月12日致電張學良，稱“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萬案未了，又發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間，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潛入興安嶺索倫屯墾區一帶進行間諜活動，不久被東北軍下屬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發現並予以逮捕，搜獲大量其從事間諜活動的罪證。團長關玉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此事，出席會議的軍官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深惡痛絕，一致主張將中村等人處死。6月26日零時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處決。其屍體和所攜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資料上報外，一律焚燒滅跡，投入洮兒河內。在審訊中村時，中村佩戴的手錶被屯墾三團司務長李德保拿走。後來，他去洮南府嫖妓時，將其押於大興當鋪內，最後為日方所獲，導致消息走露。處理完畢后，關玉衡將所獲物證送往北平並報告了處死中村等人的情況，張學良認為問題不大，囑關“滅跡保密”。7月中旬，關東軍特務機關尋獲中村之手錶，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處死的詳情，決定藉此煽動反華情緒，為侵略製造口實。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況報告，藉機在國內煽動對華作戰狂熱。日本國內對華強硬空氣高漲，形勢十分險惡，被張聘為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老資格外交家顧維鈞感覺情況不妙，“關東軍在日本軍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採取激烈的行動，或許用武力奪取瀋陽，進行恫嚇”（《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412頁），為此他先寫信給張學良，后又專門赴平勸張關注日本關東軍之動向，防止突發事件。但張對顧的告誡並不重視，也未對東北的兵力部署作相應調整，直至“九一八”事變爆發，關外東北軍仍大多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等地，而在東北首府的瀋陽只駐有17000人，與朝鮮接壤的國境線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東北軍在應付突發事變時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既然決定要避免與日本開戰，面對日方咄咄逼人的挑釁，張認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1931年9月5日他對應召抵北平的榮臻指示中村事件處理辦法時，命令“沉著應付，勿使擴大，敵果挑釁，退避為上”。1931年9月6日張學良又自北京致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榮臻：“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於是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首先判斷是日方的又一次挑釁行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決策，令大好河山不戰而淪入敵手。雖然張學良的部隊都開始撤退，但是仍然有許多愛國和不願意丟下親人的部隊逃了出來，同日軍作戰。但是都是些游兵散勇，很快就被一一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