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鐵公司

1906年夏天，時任日本殖民當局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后藤新平來到中國東北，他此行的目的是受頂頭上司———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邀，出任“滿鐵”首任總裁。

提起這位后藤新平，在當時的日本政界可謂聲名顯赫。他1857年出生於日本岩手縣，早年家道貧寒，后畢業於醫學院，並取得醫師資格。1882年，他擔任愛知縣醫院院長。後來，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結識了時任陸軍副總參謀長的兒玉源太郎，從此走上仕途。當兒玉出任台灣總督府長官后，后藤很快由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被破格擢升為民政長官。也正是在這一職位上，后藤充分顯示了其殖民統治的手腕。由於當時兒玉雖名為台灣總督，但還兼任陸軍副總參謀長及駐滿洲軍總參謀長，因此後藤成為台灣的實際統治者。由於“政績”突出，日本朝野都稱其為“殖民地經營家”。

日俄戰爭後期，隨著日本在東北勢力的膨脹，為了進一步推行殖民統治，后藤又追隨兒玉來到中國，並將早已準備好的《滿洲經營梗概》呈交給老上司。那時，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境內修築鐵路，以榨取豐富的經濟資源。鑒於形勢的發展，后藤向兒玉建議：日本在滿洲必須重點經營鐵路，其餘依次為開發煤礦，從本土移民和發展農業、畜牧業。只有這樣，才有實力與俄國再次進行交戰，或為全面佔領中國作好準備。對於這一建議，兒玉大加讚賞。據說這位侵略頭子後來曾感慨地說道，他從來沒有聽到在日本能有第二個人像后藤君這樣“從勝敗得失中來談論如何經營滿洲的方針，並且是如此的翔實與周密”。

在兒玉的大力舉薦下，1906年11月，后藤被明治天皇任命為“滿鐵”首任總裁。11月26日，“滿鐵”作為日本的國策會社宣告成立，並於次年4月正式開始經營活動，主要項目包括鐵路、開發煤礦、移民及發展畜牧業等。1907年，“滿鐵”總部從東京遷往大連。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該會社的總資本為2億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資1億日元，另一半股份則主要來自日本皇室、貴族和官僚。

后藤到任后，立即全面實施發展計劃，在堅持以鐵路為主的前提下，將其經營觸角迅速延伸到海港、海運、旅館服務、煤礦，以及鐵路沿線城市市政建設等方面上來，短時間內取得了豐厚的經濟效益。沿著鐵路沿線，后藤建立了不少學校，打算為日後長期殖民統治培養人才；他還開設了許多醫院，力爭使每一所醫院都具有野戰醫院的功能；成立“滿鐵”中央實驗所，全面推進和開發對中國東北的科技殖民……據日方統計，“滿鐵”先後鋪設了55條鐵路，平均一天鋪設1公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滿鐵”的企業規模也不斷擴大，到1945年時，其總資產達到42億日元，就業員工也從開辦時的1.1萬人增加到近40萬人。

1908年7月14日，后藤卸任“滿鐵”總裁職務，但直到1913年12月，“滿鐵”的重大決策仍然由他定奪。

為了服務於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侵略，“滿鐵”從建立之初就不滿足於修建鐵路，而是打算將自己發展成在東北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侵略活動的大本營。剛成立時，“滿鐵”下設總務部、運輸部、礦業部和附屬地行政部四個機構，不久又成立了直屬總裁的調查部。其主要目的，就是搜集一切有用的資料和情報。為此，后藤四處網羅人手，居然請到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主管調查部。

隨著“滿鐵”業務領域的不斷擴張，其調查範圍也迅速擴大。為了進一步攫取中國的鐵路修築權和礦產資源，它在東北許多地區進行地質調查，並在與東北相鄰的內蒙、朝鮮乃至西伯利亞等地廣泛搜集資料。1918年，“滿鐵”設立了北京分所和上海分所，並在日本東京也設立一個支社，其下屬調查室負責與外務省、陸軍省等下屬情報機構交換情報，每周二、五必舉行定期碰頭會。

“九一八”事變后，“滿鐵”除集中全力於鐵路、煤礦及調查情報工作外，更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予以積極配合。1938年5月，當駐華北方面軍侵入黃河沿岸時，“滿鐵”就應其要求對華北資源進行緊急調查。同年8月，應日軍參謀本部的要求，“滿鐵”上海事務所人員對以武漢三鎮為中心的長江沿岸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況進行調查。“滿鐵”調查部的“中國通”們還大肆搜集有關八路軍、新四軍及解放區的情報資料，並作為機密文件分發給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情報部、侵華日軍各師參謀部情報課及日本駐華其他情報機構。

在其成立后近40年的時間裡，“滿鐵”為日本對外擴張和殖民統治積極出謀劃策，尤其是為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及偽“滿洲國”的建立進行了周密翔實的準備。據披露，“滿鐵”最盛時期有情報收集人員4500名，其中專門分管對華情報搜集研究與宣傳的人員達2000多名。“滿鐵”總共提出了1萬多份調查報告，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調查報告出籠。其中一些調查報告，如“中國抗戰力之調查”、“遠東蘇軍後方調查”等，對日本當局的決策起過重要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滿鐵”亦停止運作，收藏在“滿鐵”所屬各圖書館的大量調查報告和資料被陸續發掘出來。經統計，“滿鐵”的家底除去1萬多份調查報告外，還有為調查研究而積累起來的資料，包括搜集的各種情報、檔案、書籍、雜誌、剪報等，竟達二三十萬件，加上它先後出版的數千種圖書資料及雜誌，可謂規模龐大。難怪人們常將其稱為20世紀前半葉世界三大情報資料寶庫之一，它所掌握的資料不亞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聯克格勃。

抗日戰爭期間，“滿鐵”調查部人員甚至一度走向中日政治較量的最前台，參與了日本對國民黨政治人物的誘降活動。擔負此項任務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滿鐵”上海事務所南京支所所長西義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為了對國民黨政權進行分化、拉攏，在“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指使下，西義顯與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進行秘密接觸。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在南京召見高宗武，後者當場誇口能說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當晚，高宗武找到西義顯，請他通過“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協助，直接取得與近衛文麿的聯繫。但這次聯繫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1938年初，日本近衛內閣發表對華聲明，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但高宗武等人並未死心，繼續暗地裡與日本進行投降談判。在西義顯的協助下，高宗武派人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進行接觸。1938年3月，高宗武將影佐的信件呈給蔣介石。4月，高宗武飛赴香港，與西義顯會面。高宗武稱蔣介石表示了談判的意願。西義顯了解到這個情況后迅速返回東京，向日軍參謀本部傳遞了這一信息。但當時日本軍方執意要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對西義顯的做法不屑一顧。

第一次努力失敗后，西義顯又與高宗武等人密謀促成汪精衛與日方私下談判。他們還合謀在漢口發起所謂“和平運動”。在西義顯的鼓動下，高宗武於1938年7月秘密抵達日本。在東京，日本陸相坂垣征四郎、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海相米內光政等人分別與高宗武會談，推動汪精衛與日本方面進行“合作”。

1938年11月20日，影佐禎昭與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進行秘密協商，雙方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日華協議記錄》包括三個文件，後來被簡稱為重光堂密約。這份密約被梅思平縫在西裝的馬甲背心裡帶回重慶。26日清晨，它出現在汪精衛的眼前。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政策聲明，以示對汪精衛招降。29日，汪精衛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艷電”，響應近衛聲明，公開賣國降日，從此走上了不歸路。（楊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