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

嘉永五年（1852年）11月3日，明治天皇出生，是孝明天皇的第二位皇子。母親是英照皇太后。真正的生母是權大納言（中山慶子）。萬延元年（1860年）被定為儲君，並賜名睦仁。按照日本歷代天皇均有較深文化素養的傳統，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精通漢文、日文等儒學經典。但自嘉永七年（1854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強迫日本與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叩開了日本的大門以後，在民族危機一天天緊迫的情況下，日本不少有識之士也“獲得了西方科學和思想的相當知識”，“習知海內外的發展大勢”，思想解放比較早。所以處於正在成長時期的睦仁雖身居宮廷，也會不自覺地受到時代思想潮流的衝擊和不同程度西方文明的熏陶，而具有改革社會的遠大的政治抱負。

慶應三年（1867年），在倒幕運動期間孝明天皇突然死去，睦仁十六歲繼承皇位。慶應三年（1867年）一月九日（2月13日），睦仁舉行踐祚典禮。在尊王攘夷派的鼓舞之下，同年12月9日實行“王政復古”。

睦仁繼位之初，正是德川幕府封建統治搖搖欲墜之時。由於德川幕府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束手無策，所以從19世紀50年代在日本列島上勃然興起的“尊王攘夷”運動已逐漸發展為“尊王倒幕”運動。參加“尊王倒幕”運動的主要是長州、薩摩等西南四強藩內主張改革的資產階級下級武士們，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為代表。他們大都出身於封建統治階級的中下層，對社會的現狀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深切的憂慮，企圖在社會的自身變革中尋找出路，這就使他們迫切要求推翻德川幕府統治，改革日本現狀。早在19世紀50、60年代就參與了各藩的藩政改革，而且比較牢固地掌握了藩內實權。他們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勢力，就把自12世紀以後大權旁落，受盡德川幕府排擠和冷遇，同德川幕府對立甚深的天皇抬出來作為自己的靠山。

經過資產階級下級武士的周密籌劃於慶應三年（1867年）9、10月（陰曆），召開了以薩摩、長州兩大強藩改革派武士為主的秘密會議，制定了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的行動計劃，並通過“朝廷”內線爭取睦仁天皇的支持。睦仁天皇很快就秘密下達了批准他們征討幕府的手令。在倒幕運動迫在眉睫的情況下，為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搶先於10月14日向睦仁天皇提出一份“奉還大政”的報告，表示要辭去“征夷大將軍”的職位。

慶應四年（1868年）1月，倒幕派發動政變，迫使德川幕府的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給天皇睦仁。3月發布《五條誓約》，接著倒幕軍在京都附近打敗幕府軍，不久又進佔江戶。7月，睦仁將江戶改名為東京。8月27日舉行即位典禮，9月8日改年號為明治（年號取自《周易》，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10月，明治天皇抵達東京執政。12月，返回京都，與一條美子（昭憲皇太后）舉行大婚之禮。

明治登基時只有15歲，當時傳給長州和薩摩藩的倒幕密詔都沒有天皇的印章。是岩倉具視、三條實美這些公卿貴族假借天皇的名義造反。後來，明治是在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這些維新志士和日後的名臣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這種培養塑造了明治天皇“威嚴、慈愛、剛毅的優秀的男子漢氣質”。明治天皇雖不過問具體政務，但其進取開化的個人形象和道德模範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時期的時代精神。

為了將明治天皇培養成為一位出色的君主。西鄉隆盛在宮中進行了種種嘗試：原先在宮中掌握大權的女官及貴族公卿們遭到排斥，眾多武士被徵調到天皇左右，他們都是活躍於幕府末期至戊辰戰爭時期的剛直武士，這不僅對明治天皇的生活，對其性格的養成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為天皇講解學問的侍講也作了調換。元田永孚成為侍講，為明治天皇講解儒學，得到了天皇的極大信賴。明治四年（1871年），成立了御親兵。翌年改稱為近衛兵，西鄉隆盛親任近衛都督，時常陪伴天皇觀看演習，他還隨天皇進行了西國巡幸。

明治五年（1872年），與天皇共度了相當長的時間。西鄉隆盛認為，無論他人如何，自己不應“俯仰有愧於天地”。而且作為武士必須為他人著想。在與西鄉隆盛接觸期間，西鄉所推崇的這種“敬天愛人”的個人精神深深感染了明治天皇。正是由於這種對日本精神的“覺醒”，明治天皇開始憂慮此前矯枉過正的西化傾向，意識到尊崇日本傳統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說，這些變化正是在西鄉隆盛的影響下產生的。

明治二年（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達東京，並定東京為首都，以圖安定人心。明治天皇於明治四年（1871年），也就是他十九歲親政以後，他全力去實行“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的誓言，於親政當年11月就派出了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領的大型使節團，到美、英、法、德、俄等十二國進行考察，這次考察直到明治六年（1873年）九月結束，共用了近二年時間，名義上是謀求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修改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學習歐美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經驗，以用來進行維新，實現日本資產階級的近代化。

明治五年（1872年）解除禁止土地買賣的禁令。制定學制，設立教部省。明治天皇於同年11月發布了關於徵兵的命令——《徵兵詔書》和《諭告》，這樣明治政府從明治六年（1873年）1月，明治天皇發布徵兵令。使日本有了炮兵、騎兵、步兵、工兵、軸重五種兵種的陸軍和接收幕府及各藩軍艦而擴充起來的海軍，並在此基礎上又加緊擴充。7月，發布地租改正條例，著手土地改革。明治七年（1874年）1月，提出民選議員的建議書。

明治八年（1875年）6月，明治政府制定報紙的誹謗罪。9月，與李氏朝鮮發生了江華島事件。從明治九年（1876年）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明治天皇幾乎是每年一次，每次巡視的時間長達五十至八十天。明治天皇帶領政府的部分要員到各地聽取縣官、法官、校長們的彙報，視察各地產業和教育現場，並表彰各地的孝子節婦等等，從而密切了地方官吏、戶長、豪農等地方領導者同天皇之間的關係，而且“對於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眾來說”，也“在使其認識天皇的權威上有很大效果”。同時竭力把日本的近代教育納入以宣傳忠君愛國，儒家綱常和神道主義的封建教育軌道。

明治十一年（1878年），日本陸軍卿（陸軍部長）山縣有朋發布《軍人訓誡》，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超人的神來崇拜，必須以“武士道”作為軍人精神的根本。

明治十四年（1881年）發布《軍人敕諭》。明治十五年（1882年）頒布《軍人敕諭》，強調效忠天皇的建軍思想。派遣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制憲，貫徹天皇主權、憲法欽定的立憲原則。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訂並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和《皇室典範》。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0月發布《教育敕語》。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基本法律和意識形態的支柱。

早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海軍卿川村純義就提出了一個八年造艦計劃，預計從明治十六年（1883年）起8年中投資2600萬日元，建造大小艦隻及魚雷艇32艘。由於當時日本陸海軍經費已高達國家財政預算的27%，要擴充海軍，每年還要增加402萬日元，從國家財政中已無法追加軍費預算，而要增加稅收必然會引起民怨沸騰。為壓制輿論，強制推行這一造艦計劃，岩倉具視上奏明治天皇，提出“應斷然增稅，以擴大海軍經費”。對此，明治天皇於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向各地方長官發布了必須擴充軍備的敕諭，12月又向中央各省卿發出了如下諭令：“顧方今宇內形勢，整備陸海軍實為不得已之事，此際宜酌定時機，竭盡廟議，庶幾不誤國家之長久之計。”遵照天皇的諭令，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指示大藏卿採取措施，將釀造業、煙草業等稅收增加至2400萬日元，以供海軍造艦之用。

對於這筆龐大的經費，當時財力不足的日本政府即使發行公債仍難以支付。於是，明治天皇帶頭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充作造艦費，並於明治二十年（1887年）3月14日發布了如下敕令：“朕以為在建國事務中，加強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鬆的事情。然而從國庫歲入中尚難以立即撥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茲決定從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聊以資助，望諸大臣深明朕意。”由於天皇帶頭捐助，內閣首相伊藤博文隨即在鹿鳴館召集地方官員發表鼓動演說，要求地方有志之士以天皇為“榜樣”，捐出海防獻金。全國華族和富豪無不為之“感動”，半年之內，捐款達203萬日元，掀起了一股擴充海軍的熱潮。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將內閣大臣、貴眾兩院議長和樞密院顧問官等人召至宮中，當面向他們發布敕諭，說：“國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將遺恨百年”，要求政府和議會“協衷共濟”。還表示今後6年之內每年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並命令文武官員在爾後的6年中也要抽出1/10的月薪上繳國庫，用以補充造艦經費之不足。在明治天皇的威壓下，在野黨只得偃旗息鼓，與政府妥協，重新審議了預算案，減少了削減額。這次舉動首開天皇壓制議會之惡例。就這樣，在明治天皇不遺餘力的支持下，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大體上完成了海軍造艦計劃，建成了一支擁有31艘軍艦、24艘魚雷艇、總排水量61373噸、具有相當規模的近代日本海軍。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號、“鎮遠”號兩艦抵達日本橫濱訪問，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軍國主義勢力乘機挑起民族對立情緒，促使明治天皇發布詔敕：“國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將遺百年之悔。”因此他命“朕茲省內廷之費，6年期間每年撥下30萬日元，並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況外，在同一期間，納其薪俸1/10，以資補足造新式軍艦之費”。當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春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后，日本統治集團便一致把它視為發動侵朝侵華戰爭的良機，並一步步地引向了開戰的軌道。伊藤首相進宮上奏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隨即在宮中召見陸軍大臣大山岩、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參謀總長熾仁親王以及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併當面下達了如下敕令：“今朝鮮內亂蜂起，其勢猖獗，為保護僑居該國的我國國民，決定派遣軍隊。卿等應悉心協商，妥善處理。”

日本鼓動清政府出兵的奸計得逞之後，便立即組建戰爭體制。6月5日，日本根據戰時大本營條例，經明治天皇敕准，在參謀本部內設立了大本營，建立了直屬於天皇的戰爭體制。同一天，明治天皇親自批准向朝鮮派出混成旅團，並向駐廣島的第五師團下達了動員令。當天，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便率領海軍陸戰隊420人離日赴朝，在6月9日清軍到達朝鮮牙山的同一天，於仁川登陸，掌握了發動戰爭的主動權。對於陸奧宗光外相關於日清衝突業已不可避免的上奏，明治天皇頗感意外。因為早已主動提出撤軍的清國，又重新派遣大軍是難以理解的。而且當時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向他提供了陸海軍派駐清國情報員的全部資料，天皇處於“得以作出客觀判斷的地位”。因此，明治天皇曾命令其侍從長德大寺質問陸奧外相：“這是虛張聲勢，還是確實如此？”對中國增兵之事表示了懷疑態度。儘管如此，6月22日，明治天皇還是在宮中親自主持召開了有首相伊藤博文以下內閣全體成員、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陸軍參謀總長熾仁親王等人參加的御前會議。會議最終決定：“（1）向中國發出絕交書；（2）增派第二批派遣軍，編成足以粉碎牙山清軍的混成旅團。”此後，日本又三管齊下：一面向朝鮮提出難以接受的內政改革方案；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進行戰爭訛詐；一面利用歐美列強在遠東的矛盾，對出面“調解”中日糾紛的俄、英、美等國作出不損害其利益的種種保證，以消除外國干涉的威脅，並於7月16日同英國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得了英國的支持。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17日，即英日同盟達成的第二天，日本大本營召開了第一次御前會議，明治天皇親自出席。會上，正式作出了對中國開戰的決定。同一天，明治天皇還發布特旨，將預備役中將、著名的主戰論者樺山資紀恢復現役，接替主張“守勢”作戰的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軍令部長。此舉進一步表明了明治天皇不惜對華一戰的決心。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3日，駐漢城的日軍在大鳥圭介率領下佔領了朝鮮王宮，拘禁了國王李熙，威逼國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應出任攝政，組織了傀儡政府。25日，大鳥更迫使大院君宣布廢除中朝兩國間所有商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在朝清軍。同一天，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戰，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海面對中國軍艦發動突然襲擊，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當豐島海戰日軍偷襲得手、初戰告捷之後，明治天皇開戰前的謹慎不滿情緒便一掃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場不義戰爭，擔當起了戰爭的最高統帥。在戰爭業已開始的8月1日，明治天皇發布了對華正式宣戰的詔書。詔書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通篇是欺世盜名的一派胡言。本來是用突然襲擊的卑劣手段，挑起豐島海戰，卻倒打一耙，說成是清軍“要擊我艦於黃海，狂妄已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無非是把發動甲午戰爭的責任強加於中國。詔書最後稱：“事既如此，朕雖始終與和平相終始，以宣揚帝國之光榮於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戰，賴汝有眾之忠實勇武，而期速克和平於永遠，以全帝國之光榮。”

為擺脫日常政務的紛擾，同時也為了就近獲得戰地的情報，更好地指揮這場戰爭，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5日，明治天皇又隨戰時大本營遷居靠近李氏朝鮮、中國的廣島，吃住在出師朝鮮的原廣島第五師團司令部內，經常召見參戰將領，聽取彙報，不分晝夜地督勵軍務，以致朝臣們為他的身體健康而擔憂。

在籌集戰爭經費方面，明治天皇也發揮了專制君主的作用。早在戰爭開始后不久的8月15日，明治天皇以第144號敕令，公布了募集金額為5000萬日元的《軍事公債條例》，要求日本人民勒緊腰帶，支持侵略戰爭。通過這次發行公債，共從國民手中募集到了7694.9萬日元的巨款。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10月18日，明治天皇為再次籌集軍費，又在廣島大本營所在地召集了第7次會議。明治天皇親臨會議，並頒布敕語，聲稱“釁端既開，不達交戰目的，則不可停止”，希望貴眾兩院“協調一致”，為“宣揚國光”，通過內閣提出的“當前急需之陸海軍軍費議案”。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6日，即明治天皇遷至廣島大本營的第二天，又傳來了日軍攻佔平壤的捷報。9月19日，明治天皇收到黃海海戰的捷報后，又再次下達敕令嘉獎：“朕聞我聯合艦隊奮戰於黃海，並獲大勝，深悉威力業已壓制海敵。為體察官兵之勤勞，茲對所獲特殊功勛予以嘉獎。”在甲午戰爭的善後階段，即中日媾和及三國干涉還遼交涉過程中，明治天皇仍時刻關注著交涉的進展情況，並據情不時頒發敕語，影響和左右著交涉的全過程，充當著日本最高決策的裁決人，且成為戰後最大的受益者。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沙皇俄國對中國東北地區也抱有野心，因而夥同德意志帝國、法國進行干預，明治天皇只好下詔放棄對遼東半島的永久佔領。這在日本引起極大反響，“卧薪嘗膽”式的報仇意識迅速蔓延。明治政府未及宣戰就給與對方俄國以“劈頭的一擊”，先發制人，重創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掌握了初期制海權；在戰爭後期，雙方陸軍力竭之際，日本聯合艦隊在日本海大海戰中幾乎全殲俄國前來增援的波羅的海艦隊，取得“前古未有的大勝利”，完全控制了日本海、黃海的制海權，很快迫使沙俄戰敗求和。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則使日本“完全躋身於世界八大強國之列”。“戰後日本之發達，無論文化，無論經濟，亦漸惹起世界之注意。”而《朴茨茅斯條約》的簽訂，也使“遠東勢力範圍重新劃分變得對日本有利。”日本利用戰勝俄國、國際地位上升的有利時機，大力推行對西方列強外交。首先改善與沙俄的關係，簽訂一系列密約，劃分了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以使之“緩和其復仇之心，至少可維護今後十數年之和平”。

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與法國簽訂《日法協定》，相互承認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利益；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1月，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國務卿羅脫在華盛頓簽訂了有關太平洋問題的換文，史稱“羅脫—高平協定”，此文件實際相互承認各自在太平洋的既得利益；為加強與英國的關係，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日本與英國簽訂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條約。日本積極展開外交攻勢，有其策略上的考慮，但是也從側面反映出日本的國際地位日益得到西方列強的認可。“在亞洲大陸上，日本成了帝國主義角逐中的正式成員。”通過上述外交活動，日本的勢力範圍得到了西方列強承認，於是在日本主權線之外的漫長海上利益線，再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之抗衡。這樣，日本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東洋霸主。同時，明治天皇成了“東亞霸主”。隨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明治天皇越發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明治天皇從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岡縣視察日軍大演習時，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劇。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春季后，又併發尿毒症。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三浦謹之助和青山胤通兩位醫學博士作為御醫，日夜精心地為天皇進行治療。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20日，負責天皇事務的宮內省發布公報：“自7月19日下午以後，聖上精神略呈恍惚狀態。”對一向把天皇奉若神靈的日本國民來說，這一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靂。從這一天起，來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紛紛聚集在皇宮的廣場上為天皇恢復健康而祈禱。同時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擁向當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時四十三分，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歲。明治天皇去世后，嘉仁繼位，在皇宮偏殿舉行了登基典禮，並接受了象徵“皇位”的三種神器——八咫鏡、草雉劍、八坂瓊鉤玉。按照傳統，根據中國《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號為“大正”，嘉仁成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

從9月13日開始，日本政府為明治天皇舉行了為期6周的隆重國葬。明治天皇的陵墓為京都的伏見桃山陵，大正三年（1914年），昭憲皇太後去世，日本政府建立明治神宮，把明治天皇神化。

•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採取“奉還版籍”政策，廢藩設縣，將全國劃為3個府72個縣，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還廢除舊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所謂公卿諸侯之類的貴族改稱“華族”，將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廢除了封建俸祿。

明治天皇還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實施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在全國改革軍警制度，建立新式軍隊，創辦軍工產業；學習西方文明，引進西方科技與管理；發展現代教育，培養現代人才，整體提高國民素質，稱為“明治維新”。

•神化天皇

在明治憲法下，皇室典範異於一般法律，與憲法同為最高法規。

•皇權制度

明治政府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這部東亞首部的現代成文憲法是摹仿普魯士憲法的欽定憲法。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系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從此，天皇搖身一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人”。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個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現過六個女帝。日本的年號是摹仿中國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徵兆等因素，一個天皇可以容許變更多個年號。但是從明治天皇以後，一個天皇只限一個年號。因此也可以年號來代替天皇的稱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從前的天皇，權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貴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權的手中。天皇可以說是只是一個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總攬大權於一身。皇室典範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於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制定。在明治憲法下，皇室典範異於一般法律，與憲法同為最高法規。

現行皇室典範，繫於日本國憲法制定時同時修改，並以一般法律施行。與舊典範之最大相異處，首先在於皇室繼承只限於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認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變乃為尊重婚姻制度而來。其次，現行典範承認平民之皇太子妃。戰前，皇太子妃必從皇族或三大貴族家庭中挑選。江戶時代以前，日本允許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後的皇室典範規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繼承皇位。

明治天皇在位期間，親任日軍最高指揮官。明治八年（1875年）9月，日本與韓國發生“江華島事件”（日本稱“江華島事件”，韓國稱“雲揚號事件”），日本派出軍艦雲揚號航行到朝鮮西海岸測量海圖，遭到朝鮮江華島炮台守軍炮擊，雙方發生交火，最後日本方攻陷炮台。1875年9月24日，雲揚號等3艘軍艦滿載戰利品撤離江華灣，於28日返回日本長崎，向東京政府發電“報功”。日韓雙方簽訂《江華條約》又稱《江華島條約》，是朝鮮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測朝鮮半島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成為日本日後侵略韓國的開始。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日本與清朝發生甲午戰爭，清朝敗給日本，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而李氏朝鮮不再是清朝的藩屬國。甲午戰爭次年（1895年），日本派遣樺山資紀接收台灣成為殖民地。歷經八國聯軍（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俄戰爭（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朝鮮半島因此成為日本殖民地，庫頁島南部則納入大日本帝國版圖。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完成日本帝國主義。

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擴軍備戰，推行軍國主義道路。從19世紀80年代起，日本以中國為假想敵，不斷進行擴軍備戰。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陸軍總兵力達到23萬人。海軍已有大小艦艇55艘，總噸位達7萬多噸。隨著軍費開支的逐年增多，日本議會不斷有人反對。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的第四屆議會再次削減海軍軍費，明治天皇便自己拿出30萬元，又要文武官員在6年內交納其俸祿的十分之一，以彌補建造軍艦的不足費用。此後日本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戰勝了中國，確立了自己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十年後，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又通過日俄戰爭打敗俄國，使自己正式跨入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成為了世界性的大國。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日本又正式吞併了朝鮮。

•人才政策

明治年間，日本政府僱用大批外籍專家從事各個領域的工作。從安政七年（1860年）至大正三年（1914年）間，日本聘請的外籍專家中，單有姓名可考的就在1100人以上。其中最多的是工部省，從明治元年（1868年）到明治八年（1875年），工部省聘請外籍專家達588人之多。

同時，明治政府給予西方技術專家和技師非常優厚的待遇，以期留住人才。例如，當時日本唯一的高等學府——東京大學給予外籍專家的薪俸占該校全年預算的1/3。一般的外籍教師的薪俸也都比日本高級官員高，政府所聘外籍教師月薪最低為800日元、最高為2000日元，而當時明治政府中最高薪金的大臣月薪只有800日元。在後來發布的有關小學教育員名稱及待遇的“敕令”中准予小學教員享受等同判任文官的待遇。由此可知，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對教育給予了巨大的支持，這成為教育迅速發展的基石。

•教育制度

明治五年（1872年）8月頒布的《學制》令是明治政府進行教育改革的開始，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教育改革的開端。

《學制》明確宣布從小學抓起。為在全國普及小學，政府把全國分成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劃分為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劃分為310個小學區，形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教育網，使每一個適齡人都能在學校學習。為了真正普及初等教育，明治政府實行初等義務教育，並把普及初等義務教育作為教育改革的中心環節。政府強調，凡6歲以上兒童均需讀完小學，女子與男子享有同樣的受教育權利；凡拒絕送子女入學的父母要受到相應的懲罰。

由於中央政府督促地方政府提高兒童入學率，而地方又普遍採取鼓勵、勸誘、強壓等措施來促使民眾送子女上學，使得小學入學率迅速上升。在教學內容方面，日本仿效法、美等國，以近代新知識取代“四書五經”，強調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為了滿足學生數量迅速增長的需要，政府還興辦了大量的師範學校由其培養教師。

為了貫徹執行“殖產興業”的方針，扶植資本主義成長，明治政府決定大力創辦國營企業，由國家帶頭實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為此，明治政府首先接收了封建時期幕府和各藩經營的軍工企業和礦山，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加以改造、充實和擴大，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兩大陸軍工廠（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和兩大海軍工廠（築地海軍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兵工廠），分別隸屬於陸軍省和海軍省，成為明治初年日本近代軍事工業的基礎。明治初年創辦國營軍事工業的直接目的，是為“富國強兵”生產武器設備。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卻成了日本建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主導力量，為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生產了一大批生產設備。如橫須賀海軍工廠於明治二年（1869年）為生野礦山製造了幾十種採礦機械，明治十三年（1880年）以後又製造了供兩千錠紡紗廠使用的水車動力渦輪機。大阪炮兵工廠也為紡織廠製造了許多機床、齒輪及其他機械用具，這對日本後來出現的產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明治三年（1870年）12月12日工部省成立，成為推行“殖產興業”政策的中心。它接管了大部分從前屬於各省的官營工礦企業，並創辦了一些新企業。明治四年（1871年），已由長崎府接管的幕府“長崎制鐵所”轉歸工部省管轄，被改建為長崎造船所。在法國技術人員的指導下，這家造船所到明治十二年（1879年）已建成船塢、鍛造、銅工和鍋爐等車間。明治四年（1871年），工部省還接管了原佐賀藩創辦的加州制鐵所，后改名為兵庫造船所，除修造船舶外還生產各種機器。同年底，工部省又利用佐賀藩交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一家製造機器的企業。該廠以蒸汽為動力，由鑄造、模型、鍛造、鍋爐等車間組成，共擁有各種機器設備139種，其產品包括鍋爐、汽褪、起重機、抽水機等工作機械，以及精米、制絲、制茶、紡紗、製糖器械等農產品加工機械用具，共百餘種。儘管產品大部分是仿製品，也比較落後，但對其他工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廣興公議，萬機決於公眾；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舊來的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理正氣。（廣興公議、萬機決しては公眾；公卿と武家同心くらい庶民を各とその志、人心倦まず；ボロボロの悪習に基づいて、立ち天地の公理の正しい気風。）

●我們要讓北海道的山裡的最窮的佃農的小女兒讀完小學！（もの學ぶ道にたつ子よおこたりにまされる仇はなしとしらなん！）

●四海之內莫非同胞，茫茫人間相爭何為？（四方の海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う世になど波風のたちさわぐらん？）

明治初期，天皇的起居生活迅速西洋化。改革伊始，明治天皇就廢除了日本剃眉染齒的舊俗。據說，明治天皇還終生嗜好法國葡萄酒。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天皇率先喝牛奶，次年，更帶頭正式吃牛肉。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政府規定，今後禮服一律採用西裝。明治夫婦的模範行為在引導日本學習西方、實現國家工業化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明治天皇逝世后埋葬於伏見桃山陵，陵墓位於日本京都市伏見區，是明治天皇的陵寢。大正元年（1912年）9月14日，明治天皇安葬於此。在其東側為昭憲皇太后的陵寢，稱為伏見桃山東陵。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縱觀明治天皇從繼位、維新、對外戰爭，發展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在日本最後確立的歷史，不能不說作為本來是封建諸侯的明治天皇在繼位之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準確而及時地”掌住了日本國家的航舵，使其不僅擺脫了落後和民族危機的局面，而且迅速地成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難怪日本人把明治天皇統治的時間稱之為“明治中興”。所以明治天皇在日本和世界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那種窮兵贖武的對外擴張侵略政策，只能給日本人民和他國人民帶來慘重的戰爭災難，這些則是明冶天皇歷史性的罪惡。

吉田茂：①而能夠有明治天皇這樣一位傑出的君主，對日本來說，這是比什麼都幸運的事。②但是，明治的國家體制，畢竟是用來度過非常時局的例外體制，不能永遠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這個體制由於有聖明的天皇和由共同的思想基礎牢固地團結起來的強有力的元老們的存在，才能發揮它的機能而未產生弊病。

弗蘭克·薩克雷：（明治）在位期間日本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逐步走向現代化。他性格強硬，作為日本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在社會和政治改革中發揮了不容小覷的個人影響力，他統治的時期因這些改革而被稱為“明治時代”。

萬峰：（明治天皇由原來）“不過相當於一個小諸侯的地位”，“幕府還想方設法地限制天皇、削弱天皇，天皇不僅沒有什麼權力，平時連門也不能出，費用也匾乏。”“一躍而成為全國最高的統治者。”

許海云：明治天皇是日本歷史上最優秀的政治家之一，是帶領日本步入近代化的重要領導人。這位叱吒風雲、令人矚目的君主在位45年，在其統治時期，日本實施了聞名遐邇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立志維新，一舉走上了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道路。在明治天皇的領導下，日本從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迅速崛起，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

明治天皇的矛盾在於，在力推各種文明開化措施的同時，他卻將日本的皇權專制推至頂峰。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明治天皇親手向首相黑田清隆遞交了“欽定憲法”，即《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的第一章第一條就是：“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第十一條為：“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三條則是：“天皇行使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權。”這部憲法在日本國內受到民眾的熱烈追捧，但是一些相對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看到了其中的獨斷專權問題，明治時期的政治理論家中江兆民就感慨：“送到我們手中的這部憲法究竟為何物？是良玉？還是土瓦？大家還未看到其實質，就沉醉於其名稱。國民之愚，竟至於此！”

也正是從這部憲法開始，天皇將各種權力集於一身，成為了人間的“神”。1893年3月，在緊鑼密鼓完成了軍艦建造費預算的同時，明治天皇把歌曲《君之代》推廣到學校節慶祭祀儀式中去，歌詞里有“君王的時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長出小岩石，帶著青苔”。更渲染明治天皇“神”一樣地位的是，雖然所有重大決策都由他親自作出，但是從形式來看，在大臣們請示各種政務之時，天皇只是靜聽，絕不會當面回答，這就是憲法中規定的天皇“無答責制”。二戰結束時，裕仁天皇也是依據這一條，逃避了對自己的戰犯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