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館

鹿鳴館名稱出自中國《詩經·小雅》中的“鹿鳴”篇，即“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有嘉賓，鼓瑟吹笙。”櫻州山人中井弘取“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之義而命名，意即迎賓會客之所。工程佔地約1.45萬平方米，歷時3年，耗資18萬日元（約合40億日元），在當時也算得上是筆巨額經費。

1883年11月28日，外務卿（1885年12月實行內閣制后改稱外務大臣）井上馨與妻子主持了盛大的鹿鳴館開業典禮，參加開館儀式的各級官員、各國公使以及親王等許多顯貴和淑女共有大約1200多人。井上馨在典禮致辭中表示：“友誼無國境，為加深感情而設本場……吾輩借《詩經》之句名為鹿鳴館，意即彰顯各國人之調和交際，本館若亦同樣能成調和交際之事，乃吾輩所期所望。”

此後，鹿鳴館就成為日本上層人士進行外交活動的重要場所。井上馨等外交官為了專門招待歐美高級官員，經常在鹿鳴館舉行有首相、大臣和他們的夫人小姐們參加的晚會、舞會。為了便於住在橫濱的外國官員參加，日方還在舞會召開當日晚8點半，開通從橫濱到東京的專列，客人到達終點站新橋后，再用人力車拉到鹿鳴館。這裡，時常能見到帽插羽毛、拖著長裙的歐美貴婦人出入；館內鼓樂喧天，徹夜狂歡。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專門在鹿鳴館舉辦了有400人參加的大型化裝舞會，還在自己的官邸舉辦化裝舞會，將歐化之風推向高潮。人們把這一時期稱為“鹿鳴館時代”，把這時的日本外交叫做“鹿鳴館外交”。

鹿鳴館落成后，井上馨還把以前成立的與外國人交際的機構挪到館內，命名為“東京俱樂部”。該俱樂部實行會員制，一般人不許入會，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間有勢力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談只限於用英語，以彰顯俱樂部的國際性。在建造西洋風格的交際場所的同時，井上馨還指示實業界的頭面人物澀澤榮一耗資23萬，於1890年建成了西洋式的帝國飯店，以表明日本人與歐美國民有著同樣的生活方式。

井上還認為，學問、藝術方面學習歐美自不待言，各種法規、制度以及社交禮儀也要模仿歐美。於是，1885年日本先後設立了羅馬學會、英吉利法律學校和法國學會等，這些機構對日本的學術和教育產生了很大影響。1886年8月，井上馨與森有禮、澀澤榮一等人還撰寫了戲劇改良會宗旨，並於翌年4月邀請天皇和皇后在鳥居坂的宅邸觀看戲劇表演。明治政府領導人為使日本儘快實現近代化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在他們的努力和影響下，日本上層社會吃西餐、穿西服、留分頭、跳交誼舞、蓋洋樓等歐化風潮風靡一時。更有甚者，日歐通婚也成了當時的一項倡議，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國地位和日本國民的素質。

在明治政府文明開化方針的指引下，鹿鳴館成了日本近代歐化主義的象徵，不但開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誼舞的先河，還成了日本社交界的啟蒙，洋樓本身也成為日本建築史上的一道風景。但在西洋人眼裡，鹿鳴館還是有些滑稽，他們認為這只是形式上的模仿，甚至諷刺它是“東施效顰”、“公開的大鬧劇”。對於傳統的日本人來說，這也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近代教育家岩本善治在《女學雜誌》中指責這種模仿“製造了荒淫的空氣”；《國民之友》雜誌也批評鹿鳴館外交為媚外外交；參議勝海舟更是備感憂國，列舉20條時弊，向首相伊藤博文進言。

其實，井上馨建造鹿鳴館並非只是簡單地要創造一個跳舞的交際場所，而是有著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修改不平等條約。1868年，明治天皇上台，開始維新改革，倡導文明開化，收回國家主權、修改幕府末期以來同歐美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直是明治時期外交上的首要任務。

日本開始嘗試修改對外條約，始於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岩倉使節團。在與美歐的談判中，對方態度強硬，不僅拒絕了日方的要求，還提出更為苛刻的條件和方案，使節團沒有達到目的。

日本第一次正式對外改約是在寺島宗則就任外務卿時期（1873—1879）。1875年7月，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照會外務卿寺島，提出改訂海關稅則問題。他認為，更正條約是關係國家命脈的大事，尤以海關稅更為重要，應當儘快改訂，完全收回海關稅則大權。1877年，日本與美英等國展開了收回關稅自主權的談判，遭到英國政府的回絕。寺島費盡心思的屈從談判無果而終。

改約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井上馨肩上。1879年9月，井上馨繼任外務卿，他把修改條約的重點，從稅權轉移到治外法權上。井上馨認為，要實現修改條約，必須先使日本成為“歐化新帝國”，只有這樣，日本才能與世界先進國家立於同等地位。這也是井上馨修建鹿鳴館、大搞歐化的深意。

然而，這種歐化政策並沒有改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的歧視和壓迫。從1880年到1887年，日本政府在上述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用了整整8年的時間，與歐美列強進行了馬拉松式的談判，最後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其間，1886年10月24日，發生了“諾曼頓”號事件。英國貨輪“諾曼頓”號在紀州大島海面沉沒，船長和26名船員乘救生艇全部脫險，而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死。經過英國的領事裁判，僅判處船長禁錮3個月，對日本乘客分文未賠。而井上馨的修改條約草案僅在名義上廢除治外法權，方案公布后，輿論嘩然。在群眾和部分官員的反對下，1887年7月末，政府宣布改約交涉無限延期。9月中旬，井上馨被迫辭職。

事實證明，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任務並沒有因為歐化政策的大力推行很快得到解決。一直到1899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外國在日治外法權才被廢除，而日本收回關稅自主權則是1911年，也就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之時。

井上馨下台後，歐化主義漸漸式微，日本國粹主義、國家主義勢力高漲。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日，文部大臣森有禮被刺殺，有傳言說此事系國粹主義政治家指使。森有禮被刺，給因井上馨改約失敗而謝幕的歐化主義畫上了休止符，曾經風光一時的鹿鳴館成為無用之物。鹿鳴館後來幾經轉賣，於1941年拆毀，曾是“文明開化”殿堂的鹿鳴館，至此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