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妻制

公妻制

所謂“公妻制”,源頭很早,是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而到19世紀中期,據蒲魯東說,在各種空想共產主義流派中,“一種名叫《人道雜誌》的共產主義刊物明確主張公妻制。”

探討


“公妻制”是不是性開放,是不是人的性自由?對於烏托邦的考察,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這些女人應該歸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與任何人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這是因為小家庭會破壞城邦精神。因此,這個話題不僅涉及婚俗和性道德,更涉及個人、家庭與國家的關係。
16世紀義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就明確採取了這種制度。
《太陽城》中的兩個角色朝聖香客招待所管理員和熱亞那的航海家(後者即“太陽城”的親歷者)有這樣一段對話:“管理員:我看這一切固然是非常明智非常美好的,而且是虔誠的,但我覺得公妻制度似乎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誠然,羅馬的聖克里門特說過,根據使徒的教諭,公妻是應該的;他很贊成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宣傳的這種公妻主張。然而,‘註釋’認為這種公妻制度應該理解為婦女為大家服務,而不是大家公有的妻子……”航海家:我對於這個問題了解得不多,但我發現,太陽城的人民的公妻制度雖然涉及服務問題,也涉及性交問題,但絕不像一般動物那樣,同任何女性都發生性關係;而是像我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根據一定的制度生產後代。可是我認為他們的這種做法也許是錯誤的。“
從這一段對話看,”公妻制“是國家對個人的”性安排“和生育制度的安排,而不是人自己的性自由。在長達幾個世紀的烏托邦作品中,由敘述者明確表達”不贊成“其所述理想國家的某一項制度的情況,也屬於少見的,足見這種制度並不為作者坦然地視為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好的東西。

發展


公妻制在此後的烏托邦作品中基本不復存在。19世紀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伊加利亞旅行記》的作者卡貝也是明確反對公妻制,主張保留家庭的。該書借書中歷史學家狄納羅給外賓作宣傳報告的機會表達了對柏拉圖《理想國》中”婦女共有制度“的看法:
“儘管這種主張從我們今天的教育水平、風俗習慣和社會成見看來有點格格不入,但是,在那個人類對婦女、廉恥、貞潔和禮節的看法與我們今天大不相同的時代,這種主張並沒有什麼可笑之處。……如果他們是活在今天,肯定就不會提倡子女共有,不會抽籤決定短期婚姻,更不會主張實行奴隸制了。”
然而,正是由於這種對家庭的保留的“保留”,被當時烏托邦主義的反對者蒲魯東抓住了“小辮子”,成為他在理論上顛覆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理由:“如果您維護婚姻的不可侵犯性,那麼,光是這一點您就是在大共有制里製造新的共有制,製造國中之國;就是讓家庭登上王位,把家務、私有權、世襲制等一系列與共有制不相容和相矛盾的事物變成家庭的不可分離的屬性。”
在蒲魯東看來,家庭是與私有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或者是不要共有制或者是不要家庭,也就是不要愛情。事情只能是這樣。”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公妻制”使得婦女不再處於單純的生產工具的地位。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正面回應了“公妻制”問題:“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所特有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這種公妻制的充分表現,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