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

在小鎮成長起來的人們離開了故土、蒼老了容顏，甚至連謀生手段、進取之心和生存目標都不再與從前相同，但不管他們戴著怎樣的面具，那後面依舊是一張孩子的臉。

瑪雅·安吉洛在該書中回憶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南方小鎮斯坦普斯及加利福尼亞州的成長經歷。從三歲到十七歲，瑪雅不僅要與那如影相隨的錯位和不安全感做鬥爭，還要面對種族主義、性騷擾和強姦等一系列令人心碎的挑戰，這種遭遇影響了她的一生。最終，她意識到，愛自己、善待他人、變得堅強、閱讀偉大的作品是打開心靈桎梏的鑰匙，會給人自由。

20世紀中期，美國黑人為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平等權利進行了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在社會政治運動高漲時期，文藝往往是表達政治理念的有效手段。這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對美國當代文學，尤其是黑人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後，出現了一種個人陳述的文學——黑人自傳文學。“白人種族主義的罪惡在黑種美國人的心中產生了憤怒，這種自傳文學是種族歧視的罪惡在他們心靈中的自然宣洩”，是非裔美國人表達他們與所處社會之間關係的一種有效方式。而黑人女性自傳的大量湧現，也是這一時期的一道獨特景觀。在女權主義運動的衝擊下，出自女作家之手、描寫女主人公的傳記作品日益增多，在題材、風格上與過去的傳記文學有很大不同，有了新的突破。

安吉羅成長於美國南方種族歧視盛行的時代，一些種族主義者大肆推行種族隔離政策，這給年幼的安吉羅留下了難以撫慰的創傷。安吉羅在《籠中鳥》中指出：“黑人女性在青少年時期受到那些普遍存在的大自然力量的襲擊，與此同時，她還深陷三方交叉火力之中，那就是男性的偏見、白人不合邏輯的仇恨，以及黑人無權無勢這個事實。”女奴自敘體的敘述者們對這些壓迫做過充分的描寫。安吉羅繼承了她的先輩們的傳統，仍把種族壓迫這個黑人永恆的話題視為自己作品主題的一部分。

瑪雅寫作《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緣起於兩位朋友的鼓勵，他們是作家詹姆斯·鮑德溫和蘭登書屋的編輯羅伯特·盧米斯。1968年的一天，鮑德溫邀請瑪雅到漫畫家朱爾斯·費弗家參加一個小型晚宴。晚宴上，客人們都講了自己的童年故事，而瑪雅的故事打動了在場所有人。第二天，鮑德溫打電話給盧米斯，告訴他“應該讓他的女作者寫本書”。瑪雅表示拒絕，因為她認為自己是一個詩人和劇作家。據瑪雅後來回憶，鮑德溫十分“狡猾”，他建議盧米斯利用一下瑪雅的“逆反心理”。於是，盧米斯對瑪雅說：“我不得不說，你不去嘗試寫本自傳也許是對的，反正把自傳寫成文學作品幾乎是不可能的。”瑪雅經不起這種挑戰的誘惑，從而開始了《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的寫作。

這本書花了瑪雅兩年的時間，她把自己關了起來，從事她自稱“枯燥”的創作。而且從那之後，她很多年都堅持一種“寫作習慣”：早上五點起床，把自己鎖進一個旅店的房間，面對著空無一物的牆壁開始寫作。寫作工具是一支鉛筆和一個便簽本，手邊放著雪利酒、撲克牌、《羅熱詞庫》和《聖經》，一直工作到中午。她每天平均寫出10到12頁的素材，晚上再整理成三四頁。瑪雅用這種方法“麻醉”自己，對抗痛苦。1989年，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她說在寫作過程中“重溫痛苦、憤怒和那個狂飆的年代”。瑪雅讓自己完全地置身於書中場景，即使是被強姦的可怕時刻，用瑪雅的話說，這樣“可以告訴讀者最真實的生活”。

瑪格麗特

瑪格麗特，就是瑪雅·安吉羅，故事的主人公。瑪雅三歲時與哥哥一起被離異的父母像寄包裹一樣寄往南方的祖母家。在那個種族隔離嚴重的南方小鎮，瑪雅一直認為自己是個醜陋的小女孩，永遠也比不上那些白人女孩。而勤勞勇敢，虔誠信教的祖母教會了他們很多作為黑人的生存原則，並使他們成為聰明，懂禮貌的孩子。八歲時，瑪雅回到母親身邊，卻被母親的男友姦汙，瑪雅和哥哥又回到了祖母的身邊。八年級時，他們又再次被帶到了母親的身邊，在一所沒有種族隔離制度的學校上學。那個夏天瑪雅來到了父親的身邊，她試圖去愛這個在她的成長中缺失太久的父親，但父親的自我和粗心大意並沒有讓這個父女的關係得到任何進展。16歲時，在母親的開導下，青春期的瑪雅排除了自己是同性戀的自我誤解，主動接近一個白人男孩，成了未婚媽媽。

亨德遜太太

小說中被瑪雅稱為“大媽”的祖母亨德遜太太是作者塑造的影響主人公一生的第一個關鍵人物也是書中第一位性格鮮明的黑人女性。亨德遜太太秉承了黑人祖先的智慧又有著獨立自強的生存能力。與傳統的黑人女性一樣她虔誠地信奉上帝，但在小說中亨德遜太太不再是翻著眼珠，咧著大嘴，頂著大手帕的，對主人惟命是從的保姆形象，而是一位富有尊嚴而又精明能幹的業主。不同於傳統的在主人家廚房裡忙活的黑人保姆，在經濟蕭條的年代，她靠著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經營著斯丹普鎮黑人區唯一的雜貨店，養活著跛足的兒子。在瑪雅父母離異后，又承擔了撫養貝利和瑪雅的重任，她勤儉持家，嚴格管教孩子，教導他們不得骯髒，不得放肆，要保持人格尊嚴。“在瑪雅眼中祖母像母系社會的女族長一樣，給予她保護和安全感。”

亨德遜太太是整個黑人社區的驕傲，也是黑人自立自強的象徵。她過著比一些白人還要好的生活，她把家裡收拾的井井有條，對待前來買東西的黑人總是很慷慨，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她贏得了黑人的尊敬，甚至是白人都稱她為“夫人”。奶奶也是瑪雅最敬重的人，來到奶奶身邊后不久她就改稱奶奶為“大媽”。在奶奶身邊，瑪雅享受到了本該由父母給予的關愛與呵護，也開始理解黑人和白人的不平等，奶奶的雜貨店就像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每天都會迎來形形色色的人群，觀察這些人的言行和話語，使瑪雅認識到在這個白人佔主導地位的世界里黑人的生存是多麼的艱難。

伯莎·弗萊沃絲

“安吉羅指出，整個美國輿論普遍認為黑人男性的成功在體育界，而女人的成功則表現在家庭服務方面。安吉羅筆下的黑人婦女波莎·弗萊沃絲則打破了這一傳統模式。”八歲時，瑪雅回到了母親身邊，卻被母親的男友強姦。瑪雅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她開始變得沉默和自閉，拒絕與任何人講話長達一年多。儘管祖母和哥哥對瑪雅非常關心，但她仍然拒絕說話。“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我一直泡在屋裡、店裡、學校、教堂，像一塊舊餅乾，髒兮兮的，沒法吃。後來我遇見、更準確地說是結識了一位夫人，她給我拋來了第一條救生索。”瑪雅口中的“夫人”就是受人尊敬的弗萊沃絲夫人，是她開啟了瑪雅對語言的全新認識，成為引導她走出沉默的第一人。

弗萊沃絲夫人是斯丹普黑人女性的傑出代表，也是瑪雅的啟蒙老師。在瑪雅眼中她就是個優雅的天使，“她聰明、博學、溫柔又美麗，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缺乏教育、頭腦簡單的黑人農村婦女”。文中處處是瑪雅對她的誇讚之辭：“她皮膚黝黑，就像一枚李子，一捏就會卷皮兒。”“她那與生俱來的感染力，使她在最寒冷的日子裡也顯得溫暖如春”。她的行為舉止和電影和書里寫的白人一樣文雅。她從沒大笑過，“但她常掛著微笑，薄薄的黑嘴唇緩緩地張開，露出整齊、玲瓏、潔白的牙齒，然後再自如地慢慢合上”。“她是我認識的寥寥幾位淑女之一，是我一生衡量何以為人的尺度”。文章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身為黑人的自豪感。

當弗萊沃絲太太從奶奶的口中得知了瑪雅的情況后，在一個夏日的下午，她來商店買完東西後主動邀請瑪雅去她家。在路上，她和瑪格麗特談了很多，“瑪格麗特，聽說你在學校表現的很出色，但那都是筆頭上的，老師們反映說他們很難讓你在班裡開口……聽著，沒人逼你開口，也許誰也做不到但要記住，語言是人和他的同類交流的方式，也正是語言把人類和低等動物區別開來……你奶奶說你讀了很多書，有機會就讀。很好，但還不夠。字詞的意義不光是落實在紙上，它需要人的聲音賦予它更深層意義上的細微差別。”這對瑪雅來說，是種全新的說法。接著弗萊沃絲夫人又告訴瑪雅“永遠不要容忍無知，但要理解沒文化。有些人沒能上成學，但他們比大學教授還有教養，甚至更有才氣。”她為瑪雅朗讀《雙城記》里的片斷使瑪雅感到第一次受到尊重。正是弗萊沃絲夫人的開導打開了瑪雅封閉許久的心扉，她開始逐漸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價值，明白要面對生活而不是逃避。有了弗萊沃絲夫人的幫助瑪雅心靈的創傷慢慢開始癒合，逐漸走出了噩夢，終於又開始說話了。

薇薇安·巴克斯特

書中另外一個反傳統的女性形象則是瑪雅的母親薇薇安·巴克斯特。她是個美麗、迷人的混血兒，她受過教育，出身名門，性情活潑、幽默，熱愛生活並且聰明能幹。一直生活在北方城市的她極具獨立精神，美麗使得她自信，而自信使得她坦誠直率，毫不畏縮，在婚姻、家庭、兩性關係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權。在與丈夫離婚後，她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但是，“她不想給任何人洗衣服，不想整天跟肥皂泡打交道，也不想給任何人做下賤的廚娘。至善的天主賦予她聰明的頭腦，她要用它來供養自己的媽媽和孩子。”她穿梭在賭場和酒吧之間，但從不依靠欺騙賺錢。“在父母家裡，她從來沒有遭受過兄弟的欺負，反倒是‘姐弟四個里唯一熱情外向的人，他們聽命於她，她也試試處處受到他們的保護；在族裔社區里，男人們也都尊重她，有時她甚至可以頤指氣使，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

薇薇安·巴克斯特不受社會陳規陋俗的約束，追求自我發展，然而為了生活的追求，她也可以忽視自己是一個母親的角色。她整天忙著自己的事情，根本無暇顧及貝利和瑪雅，致使瑪雅被姦汙。媽媽應該是女兒的保護神，是女兒一生的引路人，但瑪雅從媽媽那裡並沒有得到關愛和保護。年幼的瑪雅在和同學的交往過程中對性有了模糊的認識，但沒有人去引導她，致使她曾一度懷疑自己是同性戀者，這讓她選中了社區中一個白人男孩做實驗品，自己也因此成了未婚媽媽。可以說瑪雅成長中的這兩次經歷都與薇薇安·巴克斯特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有關。

但是即使如此，貝利和瑪雅面對這位“美麗而狂野的媽媽”還是被她的魅力所吸引。此外，正是她獨立，開放的個性使得薇薇安·巴克斯特在關鍵時刻也給予了瑪雅勇氣和力量。例如，在瑪雅決定要成為舊金山電車上第一個受雇的黑人售票員的時候，她鼓勵瑪雅“那就是你想做的？這樣的話，除了失敗，什麼都不能中斷你的努力。有勁兒就都使出來吧。”而當瑪雅成了未婚媽媽的時候，薇薇安的生活秘訣——“做最樂觀的估計，做最壞的打算，這樣這兩者之間的任何事情都不會讓人覺得突如其來”又激勵著她前進。在母親的幫助下瑪雅為擁有一個完全屬於她的兒子而感到滿足，也感到成熟。

《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是一部描寫黑人女性成長的小說。

黑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首先面臨的困境是種族歧視。瑪格麗特從3歲起跟奶奶一起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黑人區生活。那裡種族隔離十分徹底，黑人和白人的生活區涇渭分明。像其他黑人女孩子一樣，瑪格麗特也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她一方面憎恨白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成為一位長相甜美的白人小姑娘，符合世界上每一個關於天使的想象。她曾幻想有一天所有的人都發現：“原來我有一頭金色長發，而不是現在這樣黑色打結的小卷……我淺藍色的眼睛大而迷人……因為我其實是白人。而我的繼母是個邪惡的巫婆，她嫉妒我的美麗，於是將我變成了一個醜陋的、大碼子的黑人。”幼時的瑪格麗特強烈渴望獲取白色人種的身份，面對身為黑人的現實，只能靠幻想來慰藉心靈，卻在黑白兩個世界里迷失了自己。瑪格麗特終究還是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殘酷的現實一次次提醒著她身為黑人要忍受的屈辱。她可敬的奶奶總是努力用樂觀、堅強、虔誠撐起自身的尊嚴，然而這種尊嚴在白人面前卻難以維持。就連那些最邋遢骯髒的白人小混混都可以在她的店裡恣意妄為，而她卻只能“從容”地忍受一切。奶奶曾借錢給一個白人醫生，然而當瑪格麗特因為牙病急需求醫時，這個醫生不但拒絕給瑪格麗特看病，還羞辱她說：“寧可把手伸進狗嘴裡，也不給黑鬼看牙。”瑪格麗特為此幻想了奶奶報復懲戒白人醫生的場面，以此來獲得復仇的快感。成長中的小瑪格麗特經歷了種族歧視的刺痛后說道：“生而為黑人是可悲的，我們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殘忍地培養為馴服的綿羊，我們甚至可以安靜地傾聽別人嘲笑自己的膚色，而不作任何辯解。我們都應該死。我想我會很高興看到我們全部死掉，一具具屍體堆在一起。我希望我們的血肉築成一座金字塔，將白人壓在最下面。”瑪格麗特的自我詛咒發泄的是對踐踏黑人尊嚴的白人的憤恨。因種族歧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讓一個黑人小姑娘開始深深質疑自己族裔的身份，走向迷失自我的道路。

小瑪格麗特遭受的另一重磨難來自男權社會。黑人男性並沒有因為自身遭受屈辱而學會理解、尊重黑人女性。黑人女性生活在黑人社會的最底層，更可悲的是這一點有時連她們自己都意識不到。8歲的瑪格麗特被母親的男友弗里曼姦汙，來看望她的人卻看起來弔兒郎當、興緻勃勃。女人們告訴瑪格麗特她現在經歷的和她們一樣多了，安慰她以後什麼都不用怕了，因為最糟糕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似乎並沒有人真正為此事感到憤慨。瑪格麗特雖然在法庭上維護了自己的權利，但弗里曼沒有受到懲罰，沒坐一天牢。當弗里曼被打死後，瑪格麗特感覺到罪惡在自己身體里徘徊、積聚，認為自己失去了升入天堂的機會，像撒旦一樣被上帝拋棄。受害者成了內心充滿罪惡感的人，被迫承擔起父權制文化強加給她的道德枷鎖。

和瑪格麗特一起生活的殘疾叔叔威利自負而敏感，依靠奶奶才得以維繫生活。當身心遭到摧殘的瑪格麗特回到他身邊時，威利叔叔的眼神里卻流露出疏遠的神色，總是有意安排瑪格麗特去做雜事，遠離他的視線。對此，瑪格麗特既感到解脫，又覺得羞恥。瑪格麗特深愛的威利叔叔，雖然是個毫無優越感的瘸子，居然也讓她感覺到自己滿身罪惡與骯髒。威利叔叔的反應令瑪格麗特感到失望，原本對威利叔叔的愛與同情也一點一點地減少。

瑪格麗特的親生父親，在她很小時把她和哥哥託付給列車員送給奶奶后就消失了；四年後，父親再次出現並把這對兄妹扔給媽媽后就又不見了；當她長大再次與父親相聚時，父親也只顧著自己出去快活，任由瑪格麗特與他的小女朋友相互詆毀。當父親毫無責任心地丟棄女友時，瑪格麗特覺得父親又卑鄙又殘酷。父親的種種行為，讓瑪格麗特感到失望，把自己隔離在父愛之外。

瑪格麗特生活中的這些男人給她帶來的是疏離、鄙視與傷害。這些境遇展現了黑人婦女所承受的令人窒息的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雙重壓迫。瑪格麗特的性暴力遭遇印證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傳統中書寫的性別歧視問題。黑人種族內部黑人男性把他們所遭受的來自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連同他們自身所固有的性別歧視一起壓向黑人女性，從而嚴重地扭曲了黑人兩性間的平衡關係，使黑人女性成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終於，瑪格麗特美好的童年幻想破滅，她選擇了讓自己在失語的世界里躲避殘酷的現實。

瑪格麗特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自我救贖之路。最初，她掙扎在性別與種族的桎梏中，身心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她對自己的認識是“卑微如空氣中的塵埃”。之後，她用沉默對抗生活的苦難，是不同的黑人女性給了她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幫助和鼓勵，幫助她逐漸克服困難，改變了可憐的印象，贏得了自我意識。奶奶的莊重果敢、母親的歡樂自信、弗勞爾斯夫人的智慧與書籍都是滋養瑪格麗特成長的養料，這些構成了瑪格麗特靈魂中最堅實的部分。故事結束，瑪格麗特完成了自我發現的成長道路。

她打破白人世界的規則，成為舊金山第一位黑人女性電車司機。她顛覆傳統男權社會，不依附男人，尋求自我價值，獨立撫養下一代，完全認可了自己黑人女性的身份。至此，瑪格麗特從自我否定、自我放逐到自我認可，完成了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的歷程。綜上，瑪格麗特的成長不是自發完成的，她需要滋養。她的自我意識不是憑空確立的，需要環境給予養料。正如書中所言：“對英雄與壞人的印象、對愛與憎的區分最初也是在早期的環境中形成，並永遠地充當著是非評判的標桿。”是這些人和事在瑪格麗成長的過程中鑄造了她獨立的靈魂。

這部作品的價值首先在於它衝破了片面化的理論囚籠，採用自傳體的形式，突出表現了個人家族生活的獨特性，展示了另一種女性走上成熟獨立的生活道路。家族生活是人格形成的最基本的文化單元。在小說中，影響主人公一生性格的第一組關鍵人物是奶奶和威利叔叔，主人公在他們身邊度過了童年歲月。作品突出表現的是他們之間對比鮮明的獨特個性。奶奶是安吉羅最敬重的人，因此，來到奶奶身邊后不久她就改稱奶奶叫“大媽”。這位近乎神奇的勞動婦女，為主人公的茁壯成長撐起了一片自由天空。在奶奶身邊，主人公充分享受到了童年的溫暖，而“在這之前，我們像是被一去不回的管理員鎖在遊樂園裡。”對孩子，“大媽”是那樣慈祥，嚴格而不嚴厲，教導他們不得骯髒，不得放肆，要保持人格尊嚴；對黑人同胞，她溫文爾雅，平等相處，她的店鋪里總是洋溢著歡聲笑語；對白人，她自稱是個現實主義者，有禮有節，不卑不亢，贏得了普遍尊重，被尊稱為“太太”。她頑強的生活態度和做人的準則，無疑在主人公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與“大媽”形成對比的是威利叔叔。作者在描繪這一形象的時候，多少有些調侃的口吻。他自幼殘疾，難以照料自己，卻高傲而敏感，一心要在孩子們面前樹立威信，充當他們的保護神，甚至他們的父親。主人公喜歡他，尊敬他，不過她明顯地感覺到，他不是家裡的主心骨，他與奶奶的最大差距在於，他缺乏那種頑強不屈的自信與堅韌。對白人，他多少顯得畏懼，而奶奶則從“不顯得低三下四”。作者描寫了他和其他黑人男子在白人面前驚慌失措的神態，他們身上流露出的下意識的自卑感讓主人公感到“羞憤無狀”。在他們身上，主人公並沒有感覺到什麼男性對女性的歧視及壓迫，恰恰相反，她意識到，婦女同樣能夠頂天立地。

主人公的母親和她周圍的男人是另一組構成對比的形象。他們生活在北方城市。在那裡，佔據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依然不是男性。母親極具獨立精神，在婚姻、家庭、兩性關係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權。與丈夫離婚後，她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在父母家裡，她從來沒遭受過弟兄的欺負，反倒是“姐弟四個里惟一熱情外向的人”，他們聽命於她，她也時時處處受到他們的保護；在族裔社區里，男人們也都尊重她，有時她甚至可以頤指氣使，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整部作品里的母親不僅沒有遭受男性的欺壓，反而始終居於支配地位。

與以往女性主義將兩性二元對立的觀點不同，作者沒有把她家族成員間的男女關係概念化、簡單化。我們或許可以在主人公父親與其後來的女友之間找到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然而在主人公的家族生活中，這卻沒有典型意義。在南方小鎮，作者看到了奶奶能夠頂起一片天；在母親身邊，她目睹了女人可以無法無天，甚至“不必為此付出代價”。實際上，小說主要表現的是女主人公的成長道路，而非男性與女性間的整體性對抗。養成主人公積極向上性格的直接原因是她的家庭成員們不甘於現狀的頑強生活態度，幫助她尋求到自我的是她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環境，而支持和鼓勵主人公奮發進取的人物則有男有女。比如女主人公的哥哥貝利，他和主人公一起長大，對她的兩性意識的形成起到了最直接長久的影響。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男尊女卑的意識；恰恰相反，他自幼就養成了兄妹間相互扶持的習慣，幫助妹妹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心理危機。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剛剛三歲的貝利對妹妹學走路時磕磕絆絆的動作頗不滿意，就像個小大人似地宣稱：“這是我的妹妹，我得教她走路。”

該書1969年出版，1970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為瑪雅贏得了國際聲譽，也在商業上大獲成功，在兩年的時間裡躋身《紐約時報》平裝暢銷書排行榜，經過了近半個世紀，時至今日仍在圖書網站上熱銷。1993年，在朗誦罷《清晨的脈搏》之後的那一周，瑪雅的全部著作加印了40萬冊。截至2012年，《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平裝本累計印數為460萬冊。

《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的內容被選入多國從高中到大學的教育材料，並獲得“為美國回憶錄開闢了新的文學道路”的讚譽。當然，這本書對強姦、種族主義和性慾的描繪也使它頗受質疑，甚至被一些學校和圖書館列為禁書，但這無法掩蓋它的魅力。

早在童年的時候，我就明白，書中的人物比我們每天遇見的人更真實。這是本書深深打動我的原因。

——詹姆斯·鮑德溫

從打開《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那一刻起，我就覺得我與瑪雅·安吉洛深深地聯繫在了一起。每一頁，她的人生都折射出我的經歷……在書頁中與瑪雅相遇，像是遇見完整的自己。

——奧普拉·溫弗瑞

一部優美的作品，一部引人入勝的回憶錄。瑪雅是天才的作家，對生命有著非比尋常的感悟，所以才有了如此傑出的自傳故事。

——《科克斯評論》

瑪雅·安吉羅（Maya Angelou，1928-2014），原名瑪格麗特·安妮·約翰遜，是美國黑人女作家、詩人、編劇、歌手、演員，同時也是積極的人權活動家。生於1928年4月4日，在南方小鎮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度過童年，后移居舊金山。1993年，在柯林頓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她應邀朗誦了她的詩歌“早晨的脈搏”而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她寫過很多詩歌、自傳和劇本。然而，安吉羅給美國文學帶來巨大影響的還是她的自傳作品。安吉羅的自傳系列作品有6部，分別為：《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以我的名義重整旗鼓》、《像過聖誕節般唱歌、跳舞、歡樂》、《女人心》、《所有上帝的孩子都需要旅遊鞋》、《擲向天堂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