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堅

王石堅，又名趙耀斌，王石堅在西安情報系統所屬的北平秘密電台工作。王石堅的第一次被捕，是他在北平從事地下活動之初。王石堅在中共外圍組織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擔任黨團書記時，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指導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開展工作。

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圍組織公開為李大釗舉行了公祭公葬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影響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組織。5月18日，王石堅與反帝大同盟、華北救亡會的4名負責人在西城陰涼衚衕7號院開會時，被警察逮捕，叛變的原互濟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張文勛指認了這些人的身份，王石堅等旋即被移交憲兵三團，后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獄。

王石堅第一次被捕后表現非常英勇，在蘇州軍人監獄，他積極參與了監獄秘密黨組織的活動，在獄中編髮《囚聲》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發，1935年6月，王石堅連同其他7名在押的黨員一同移送南京受審。在審訊時，這些黨員與叛徒在法庭上當面對質，叛徒卻拿不出任何證據。即使這樣，國民黨當局還是分別給這8名黨員加刑8年至8年零2個月，判決后即關進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作為重犯對待，看管特別嚴厲，不准他們與其他犯人接觸，甚至連洗澡、放風、看病等都是單獨進行的。

抗戰爆發后，國共實現了合作，周恩來代表中共將關押在各地的共產黨政治犯保釋出來，王石堅因此得以出獄，被委以重任。

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會部派到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具體的說就是與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絡，發展組織、搜集情報。王石堅到達西安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的情報調查工作全面展開之時。而事實證明，王石堅在情報工作方面的確實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從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為止，6年間，他建立起了一個以西安為中心，連結北平、保定、瀋陽、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路，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

王石堅在西安的情報工作是緊緊圍繞胡宗南展開的。王石堅由陳忠經掩護在西安紮下根來，在鞏固原有的情報關係基礎上，又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報網路。王石堅也曾經幾次讓熊向暉尋機偷出胡宗南的密碼，都被熊向暉拒絕，熊向暉的理由是這樣太過於冒險，一旦暴露就會前功盡棄。熊向暉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剛到胡宗南身邊工作的時候，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紹參加了地下情報工作，最初是由羅青長負責聯繫，並從延安派來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邊工作，羅青長回延安后，這一情報關係又交給了王石堅。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機密電報，“由機要室主任送過來，但電報信封兩頭封口，都有用機器打的鏤空的保密條，別人不能拆看”，因此，有許多機密電報熊向暉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卻憑藉自己機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剛譯出尚未送給胡宗南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如蔣介石發給胡宗南的電令和胡宗南給蔣介石的胡部作戰計劃、兵力部署、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很多機密電報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讀過了。通過從熊向暉和戴中溶兩處得來的情報，王石堅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機密，加之由其他渠道獲得的情報，使得在延安的黨中央對西安的情況了如指掌。

後來，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夕，熊向暉因要隨同其指揮部前進，向王石堅表示無法繼續提供詳細情報，王石堅表示，“主要的戰略情況已搞清，細節會由別人查”。當然，也不能說當時中共的西安情報都是得益於王石堅情報系統，僅從現在公開的材料上我們即知道，在那個時候的西安，中共情報機構另外還有西安情報處系統（王超北負責，屬中央情報部）、西安通訊工作組（王敦英負責，受中央情報部和陝西省委雙重領導）、西安交通站（吳柏暢負責），這些情報組織同樣也做出了很多貢獻，但就深入敵人內部的程度和獲得的情報層次來看，還是以王石堅系統為最突出。正是因為這些情報人員的努力，轉戰陝北的周恩來才會說：“我們在西北戰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

1947年9月，設在北平順天府東街的王石堅系統秘密電台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報務員李政宣叛變，敵特機關通過逆用這部秘密電台，掌握了西安情報組織的情況，王石堅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堅沒能經受住考驗，很快就叛變了，寫了自白書，把他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的詳細經過及他領導的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五部地下電台、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許多人遭到嚴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謝士炎、丁行之、朱建國、趙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壯烈捐軀。

王石堅叛變后追隨國民黨特務機關逃到了台灣，並在特務機關中任少將，后病死。

王石堅在西安情報系統所屬的北平秘密電台工作，電台於1947年10月被敵人偵破。這次被偵破是敵人使用美國的偵聽測向設備定位，並派飛賊搜捕而得逞，事態波及西安、蘭州、瀋陽、承德的情報組織，是中共情報系統遭破壞最嚴重的一次。事件之後，李克農立即進行檢查，研究對策，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來，他給周恩來寫了檢查，請求處分。周恩來認為這是秘密戰線不可避免的，並批示：“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事隔多年，李克農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過失，確實令人感動。

在中共隱蔽戰線鬥爭史上，有前、后“三傑”之稱，“前三傑”指的是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后三傑”指的是熊向暉、陳忠經、申健。這一說法來自於中共隱蔽戰線的領導人周恩來，因此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共高層對這些情報人員所做貢獻的評價。有關“前三傑”的回憶和研究文章已經很多，單是李克農的傳記就有了好幾種版本，而關於“后三傑”的記載卻是少之又少。主要還是熊向暉的情報工作回憶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及楊者聖代熊向暉撰述的《在胡宗南身邊的十二年》，特別是關於“前三傑”、“后三傑”的說法就是直接來自於熊向暉在1991年發表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所以，有關“后三傑”的很多史實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挖掘。下面就是我根據史料，對他們人生的粗淺描述。

熊向暉原名熊彙荃，“向暉”一名應是解放后所改。從學生時代到胡宗南部下工作，熊向暉始終用的是原名。抗戰勝利后，胡宗南推薦熊向暉等人去美國留學，因為他未取得過正式的大學學歷，所以就冒用了他哥哥的名字，通過他的哥哥拿到了中央大學的英文證明信和成績單，將有關證件換成他的名字和照片。之所以能夠冒名頂替成功，據他說是因為“我們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譯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夠矇混過關”。兄弟面貌相似是非常正常的，而“名字譯成英文音也相近”就需要特別交待一下了，西安時期與熊向暉曾經共事的張佛千說起熊的原名，“‘彙’是表示行輩，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正是因為他們都叫“彙╳”，所以名字才會譯成英文音也相近。由此可見，直到他赴美國留學時用的仍舊還是原名，而他在美國求學期間，用的是英文名，沒有改名的道理，待他再回國時，已經解放了，因此他的改名應是在解放之後。

同樣，陳忠經、申健的名字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也發生了變化。1950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派出以伍修權為大使銜級特派代表的中國代表團，陳忠經就以“陳翹”的名字參加了代表團。不過這個名字陳忠經使用得並不太多，不久，他還是恢復了自己的本名，也許這是因為自“一二。九運動”以來，“陳忠經”在社會上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原因。而申健本名是申振民，據後來成為他內弟的熊向暉說“新中國成立后他改名申健”。

這三個人都稱得上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熊向暉1936年入黨，申健1938年入黨，陳忠經1940年入黨。抗戰爆發前，他們分別就讀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北平師範大學經濟系、北京大學經濟系，是那個時代真正的“天之驕子”，特別是陳忠經，在“一二。九運動”前後擔任北京大學第一、二屆學生會執行委員、第三、四屆學生會主席，成為走在時代前列的學生運動領袖，名動一時。

熊向暉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陳忠經小4歲，1936年他考入大學的時候，申健、陳忠經已經讀了兩年大學了。但在參加革命這個問題上，熊向暉卻走到了他們的前面，進大學不久，熊向暉就結識了擔任中共清華黨支部負責人的楊學誠，楊學誠通過安排熊向暉擔任學生組織“民先”工作的考察，很快就與蔣南翔共同介紹熊向暉加入了中共，時間在1936年12月8日，恰好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前夜。

“打進去，拉出來”是隱蔽戰線的一貫打法，熊向暉是受周恩來親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營壘中去的，而申健與陳忠經則是從胡宗南的營壘中“拉”出來的，因為申健、陳忠經參加革命之時，他們本已在胡宗南手下任職，只不過他們“拉”出來的過程並非是被動的，而是自覺自願、積極主動的出來革命的。為了入黨，1940年陳忠經甚至冒險闖進被特務嚴密監視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辦事處主任周子健詳細講了自己的經歷和入黨的願望，終於得償所願，被順利吸收進黨組織。

“后三傑”能夠相互結識還應該感謝胡宗南。1937年12月，胡宗南派親信陳大勛在長沙成立了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這個服務團的主要成員就是當時已遷移到長沙的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的學生，熊向暉、陳忠經就是這個時候成為服務團成員的，不久，他們隨團到了陝西。在此之前，1937年秋，晉南前線戰事吃緊，由北平師範大學等幾所高校組成的西安臨大也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到潼關、華陰等地進行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申健任該團副團長，這個服務團於1938年春回到西安，不久，與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合併，在鳳翔縣正式組成第一軍隨軍服務團。這也是為什麼熊向暉保存的服務團團友名單上有“申振民”名字的原因。而熊向暉、陳忠經與申健的相識應該是在鳳翔的服務團中，不過這次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熊向暉在當年的5月就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軍校7分校讀書去了。

1939年3月，熊向暉從西安王曲的中央軍校7分校畢業，被胡宗南選中擔任了侍從副官，其後又擔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此前，1938年10月，第一軍隨軍服務團解散，申健、陳忠經等被安排到西安的戰干4團受訓，之後又先後到第十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三青團陝西支團等處工作。

在西安期間，他們三人都很好的隱藏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秘密工作中迅速成長起來，為保衛在延安的黨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工作性質特殊，他們三人間並沒有直接的組織上的關係，相互也不知道他人的黨員身份，但他們還是頗為默契的相互支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使他們成為相交甚得的好友。其間，胡宗南曾經對陳忠經有所懷疑，熊向暉就代為解釋，陳忠經結婚時，也是通過熊向暉邀請到胡宗南為他證婚。而熊向暉的很多情報，則是通過陳忠經之手傳給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王石堅，熊向暉與王石堅的接頭也多是在陳忠經家裡。抗戰後，熊向暉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彙苓）與申健結婚，這時熊向暉才知道申健的黨員身份。等到熊向暉結婚時，他按照風俗請的四大紅媒中就有陳忠經和申健。

在西安的歲月里，陳忠經是非常出風頭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領導學生運動的經歷和三青團這樣一個青年組織負責人的社會身份，讓他在西安城這個不大的交際圈裡成為非常活躍的人物，甚至連當時旅居西安的豫劇演員常香玉與陳憲章結婚時，他也能以證婚人的身份出場。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護，也為他的情報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時，他又開辦了研究書店，辦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後，還接辦了在西安影響較大的《新秦日報》。

1944年6月，愛潑斯坦等中外記者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去訪問，在到達西安后，三青團為參觀團召開了歡迎大會，會上大罵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如何如何壞那一套。就在歡迎大會後的晚間，負責接待他們的三青團負責人、大會的主持人陳忠經來到外國記者住處，直言不諱告訴那些記者：“別聽大會上那一套，全是胡說八道！”這件事給愛潑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他在《我在這裡成長》一文中特別記下了這件事。

作為三青團的高級幹部，陳忠經不可能時時都表現出自己的革命性，更多的時候他還是得隱藏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違心的去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在1946年3月1日，他就會同其他國民黨黨務系統的人員，組織了一次由西安3000餘名大中院校學生參加的反蘇反共遊行，在潛伏敵人營壘的歲月里，他做的多數應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而申健在三青團系統內也牢牢的站穩了腳跟，擔任了三青團西安市分團部幹事長兼書記，掌握了這個國民黨下屬的青年組織的動向，他還兼任了西北工合寶雞事務所主任職務。1940年，在西安從事情報工作的羅青長在申健的掩護下，對陝西省三青團的情況進行了秘密調查，並根據調查的情況撰寫了《陝西省三青團概況》的調查報告呈報延安黨中央，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和好評，為中共制定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團列為爭取對象而不是當作打擊對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西安地下工作中，能接觸到最核心機密還是熊向暉。雖然按照周恩來的部署，熊向暉的任務就是做閑棋冷子，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的身份，決定了熊向暉不會閑起來、冷下去。隨著抗戰中期國共兩黨關係的變化，手握重兵包圍著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成為了對延安的最大威脅，1940年冬，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鎮西安的胡宗南向蔣介石提出“直搗膚施（延安）”的建議，但迫於兵力不足而未敢輕舉妄動。面對複雜的形勢，1941年夏天，中央社會部派遣王石堅到西安主持情報工作，王石堅的任務就是與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絡、搜集情報，而熊向暉成為王石堅系統中最重要的情報人員。

1942年9月，蔣介石在西安主持召開了北方各戰區將領會議，有關會議的情況和胡宗南部隊的動向及實力等情況，熊向暉都通過王石堅向延安作了報告，使中央及時掌握了國民黨在北方地區的軍事部署。1943年夏，蔣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閃擊延安，一舉解決中共，胡宗南根據蔣介石親自審定的《對陝北奸區作戰計劃》，在7月2日下達了於7月9日進攻邊區的命令，第二天這一情報就被熊向暉報往延安。當時胡宗南準備用於進攻的部隊有10萬人，而陝甘寧邊區僅有少量的留守部隊，面對大兵壓境、敵強的形勢，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建議使用由熊向暉提供的情報，公開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計劃，進而挫敗敵人進攻陰謀，這一建議得到毛澤東、朱德的採納，7月4日由朱德親自致電胡宗南，對其策劃的破壞抗戰進攻陝北的陰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國民黨立即撤退準備進攻陝北的部隊，同時根據熊向暉提供的情報材料，由延安的《解放日報》登出胡宗南準備用於進攻延安的部隊詳細部署情況，使蔣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陰謀一下子暴露出來，不得不中止了這次進攻行動。事後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結果只是抓到了兩個替死鬼，卻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

抗戰勝利后，胡宗南資助部下的優秀青年出國深造，熊向暉等三人都被選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因為在抗戰期間分別回到母校完成學業，陳忠經和申健憑著正式的大學文憑順利拿到了美國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得以成行，熊向暉卻因沒有正式的大學文憑，出國之事耽擱下來，沒想到這一耽擱反倒成就了熊向暉情報工作的最大成績。1947年3月，胡宗南策劃進攻延安，把未及出國的熊向暉又找回來為他擬訂攻佔延安后的“施政綱領”，熊向暉由此獲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詳細計劃，很快這一計劃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而此時胡宗南麾下的眾多將領尚不知道有此安排呢。這一重要情報使得在延安的黨中央得以從容的組織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毛澤東因此說熊向暉“一個人能頂幾個師”，這也是對西安情報工作的最高評價。

1949年春夏之際，熊向暉等三人在美國完成學業回國。從此，他們開始在新中國的外交戰線上展露身手。關於他們解放后工作的安排，在胡宗南保送他們出國留學時，周恩來即已做好了打算。1946年6月，周恩來曾對熊向暉說：“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你，得益的是我們如果戰爭時間長，你回國以後在國民黨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於做情報工作。如果戰爭時間短，你回國以後可以做新中國的外交工作，事情的發展果然就是按照周恩來預想的一樣，熊向暉等三人都成為了外交戰線上的尖兵。

1950年，申健以中國駐印使館政務參贊的身份在印度參與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印度方面當時對中國解放西藏採取了阻撓和干涉的態度，1950年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約見申健，談到中國軍隊進入西藏的消息如為事實，印度政府深感遺憾，並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關於西藏問題致中國政府照會的副本。申健義正辭嚴的說，中國軍隊進入中國的領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軍隊進入印度聯合省或孟買不能叫侵略一樣。梅農理屈詞窮，只得說印度仍希望中國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申健表示，中國政府始終願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軍隊不能進入西藏。申健此次交涉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澤東還特別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確，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

1955年，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租用的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台灣特務機關炸毀，申健被派到新加坡處理遇難人員的善後事宜，隨後又到萬隆參與了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在外交部工作的熊向暉也被派往香港與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聯合展開調查，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熊向暉把國民黨特務製造的這一慘案來龍去脈全部查清，並按照中央的指示與港英當局進行了交涉，使台灣特務機關的罪行大白於天下。

陳忠經在隨同伍修權出使聯合國期間，他擔任的是與聯合國、美國方面聯絡的工作，據伍修權的回憶，他“幹得十分認真盡職”。其後，陳忠經轉入文化外交工作，1954年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對外友協前身)成立后，他當選為該協會的秘書長，後來又升任副會長，20世紀50、60年代，對外文協組織的藝術團頻頻出訪各國，通過藝術交流這種民間外交的形式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為新中國贏得了來自世界各地人民的真誠友誼，其間陳忠經功不可沒。

1960年12月，申健作為中國首任駐古巴大使赴哈瓦那。古巴是當時美洲唯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可以說他是重任在肩。時值古巴革命勝利不久，國內局勢非常動蕩，每天槍聲和炸彈聲不絕於耳，他和夫人熊友榛的枕下，每夜都放著手槍，緊張的局勢在美國策動吉隆灘登陸時達到頂峰，中國大使館甚至開始準備將使館儲存的武器和古巴政府贈送的20支衝鋒槍發給使館工作人員，以便在敵軍進佔后開展游擊戰，不過好在古巴政府擊退了雇傭軍，這才使局勢平靜下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熊向暉等三人都受到衝擊，非常熟悉他們情況的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使他們得以繼續發揮自己的才智。熊向暉在尼克松訪華期間，以“總理助理”的身份負責一些重要問題的處理；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他成為重返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的代表之一。申健則以中聯部副部長的身份主持了中聯部工作，為動蕩時期維持黨對外的正常交往做了很多工作。對外友協工作停頓，陳忠經轉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文革后，他出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在深入分析國際形勢的基礎上，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撰寫了《國際戰略問題》一書，這部著作現在已成為研究國際關係的權威之作。文化大革命后，申健出使印度，為恢復中印友好關係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後，他擔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從事對外關係研究工作。熊向暉則轉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又投入到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建設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