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情報處

西安情報處

西安情報處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情報機構,1945年正式成立,由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統陝西調查室主任)任副處長。到1949年5月,西安情報處累計收發電報2000多份,共約24萬餘字。此外,還建立數處秘密聯絡點和東路、北路、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經常輸送人員,搜集傳遞情報資料。

成立


西安情報處
西安情報處
戰鬥在古城西安的對敵鬥爭隱蔽戰線上的——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簡稱西情處)曾得到黨中央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賀龍、習仲勛、馬文瑞、汪鋒等的高度稱讚。
中央直屬西安情報處於1945年經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任副處長。
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中央頻頻電示,要求西情處收集有關情報。西情處的同志們,特別是情報組的蔡茂林、吳宗魯、文稚青、屈伸及機要組的王惠今、高秀芳、楊碧桃等,共同努力,在宜川戰役前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提供了500多字的胡宗南在陝北的兵力部署情況。
毛主席在看到西情處情報后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宜川大捷后,1948年7月12日,中央給西情處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戰爭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多加搜集西北蔣胡匪幫軍事情報。”為此周恩來副主席還批給了西情處一大筆活動經費。

壯大


為了從各方面搜集敵人的情報,西情處先後利用各種手段,與敵人鬥智斗勇,在西安地區先後共掌握了8部電台供西情處使用。最早的一部電台就設在西北行營主任熊斌的住處“止園”。其中還有兩台分別設在大蓮花池街7號院後院王超北家裡和東柳巷一號李江波家(西情處成員)的後院樓上。而第八部電台也是最後一部電台,建立在陝西省電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國際電台上,一直與中央聯繫到西安解放。
從1939年到1949年,西情處(西情處雖然正式成立於1945年,但其實際工作從1939年即開始)共向中央發電報2400多份,約30萬字。在白色恐怖的極端惡劣環境中,西情處一直堅持與中央電台的聯繫,這些電台之所以能堅持下來,一靠中央的正確領導,二靠群眾的掩護,三靠情報工作者的機智勇敢和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國民黨加劇了反共摩擦活動,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先後製造了150多起摩擦事件,其中屬於軍事進攻的就有20多起。西安市內的七賢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副官王克、押運員郭步海和派在火車站看守倉庫的4位同志,先後“失蹤”。國民黨在全國同樣製造了多起駭人聽聞的殺害八路軍、共產黨的慘案。其中有1939年6月,新四軍湖南平江通訊處,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全部慘遭殺害;同時,河北省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400餘人遇害;同年11月,國民黨特務和軍隊,製造了聞名的“確山慘案”。國民黨的這些法西斯血腥暴行告訴我們,胡宗南完全有可能在一天早晨,奉蔣密令,突然包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再製造一起慘案。
1940年冬,一個北風呼嘯的夜晚,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負責人伍雲甫找到王超北,對王說:鑒於全國各地八路軍、新四軍辦事通訊聯絡機構,不斷遭受國民黨的突然襲擊而發生流血事件,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同樣受到胡宗南的嚴重威脅,辦事處又不允許設電台同延安直接通報。為了防止意外事變,亟需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電台,一旦遇到胡宗南突然襲擊西安“八辦”時,我們可以用秘密電台同中央聯繫。
王超北面對伍雲甫同志的重託,欣然接受了這個光榮而迫切的任務,他經過精心策劃設法從上海搞到一部電台,經過深思熟慮的一番安排,第一部秘密電台建立起來了,電台就設在原楊虎城將軍公館“止園”的內院,開始了和延安的電台聯繫。
1946年,國民黨積極發動全面內戰,陝西和全國一樣,山雨欲來風滿樓,西安市內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軍、警、憲、特、團虎視眈眈。西情處直接支持和平民主的力量,並將西安的情況電告中央。
毛澤東主席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西安的《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態度鮮明,為歡迎毛主席到重慶而寫的社論,非常精彩,社論的題目是《團結在望,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社論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熱烈謳歌,受到全國進步輿論的一致好評。反動派如坐針氈,暴跳如雷,祝紹周、谷正鼎、楊爾瑛等反動頭子,說它比共產黨還可恨,特務立即寫黑信,將子彈裝在信中進行恐嚇。
西情處當即給中央發電報,報告了恐嚇黑信的內容,又將收到的新華社的廣播稿及新華社的新聞電訊,全部供給《聯合版》,使《聯合版》在西安的影響不斷增大。但是西安的法西斯採取了種種暴行和惡劣手段,使《聯合版》被迫停刊。
胡宗南並未因此而善罷甘休,一個更加罪惡的陰謀計劃正在進行之中,他們決定暗殺《民眾導報》主編李敷仁,並擬定了逮捕名單,還要特別處置杜斌丞。西情處緊急電告中央,同時設法告知有關人員。由於李敷仁對敵人的兇惡本性估計不足,不幸慘遭毒手。
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西情處即向中央發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汪鋒、工委統戰部長呂劍人、組織部長王俊、西安市工委書記韓夏存等,立即千方百計,不惜代價進行組織營救,好在敵人的罪惡子彈未擊中李敷仁要害,關中地委派人將李敷仁送到延安,傷愈后,毛主席接見了李敷仁,高度讚揚了他堅持正義,堅持民主,不怕犧牲,為老百姓辦報的革命精神。
1947年8月10日凌晨,全城的人們還在熟睡之中,建立在國民黨陝西鹽務局的西安電台仍在緊張的工作——向延安發電報,發電報者就是西情處四號秘密電台台長鬍家兆,電報的內容是關於胡宗南新的作戰計劃。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破了一片寂靜,一群凶神惡煞的特務踢開門闖進了發報室,正在全神貫注發電報的胡家兆手中的密碼被奪走,一副冰冷的手拷戴在了胡家兆的手上。特務將胡家兆押入位於太陽廟門街至善巷13號——西北特種拘留所秘密監獄。
兩天以後,西情處的機要科長王釋奇也在梆子市街雜貨鋪門口被特務逮捕,一同關在秘密監獄。
胡家兆、王釋奇兩人被捕后,軍統特務即對他們嚴刑逼供,酷刑用遍,胡家兆、王釋奇始終堅貞不屈,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情報工作的機密。黨組織一直在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加之李茂堂的特殊關係,最後軍統判處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釋奇10年,後來被捕的西情處保衛科長梅永和判刑5年。西情處將三人被判刑的情況電告中央,中央來電錶示深切慰問,並資助救護費用。胡家兆同志因受刑過重,不久犧牲於獄中,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杜斌丞是中國傑出的民主革命活動家,是我黨的忠誠朋友。蔣胡集團曾用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辭拒絕,因此,蔣胡集團對他恨之入骨,把他視作眼中釘、肉中刺。
西情處根據中央的指示,對杜先生的個人安危非常關切,不斷加強情報工作,並及時報告中央。
據李茂堂獲悉,軍統將陝西名流及教育界進步人士和十七路軍退休軍人張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楊子廉、李虎臣、王菊人、楊明軒等百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單。
中央電示,西情處設法告知杜老,讓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並提供必要的幫助。在西情處獲得了祝紹周的“杜斌丞、向柏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據,速即查辦”的情報后。西情處處長王超北設法當面告訴杜先生上述情報,但杜先生並未完全看透胡宗南和祝紹周的兇狠本質,認為他是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士,蔣胡不至於馬上對他下毒手。
1947年3月2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古城西安,烏雲翻滾,寒風瑟瑟。就在胡宗南侵佔延安的第二天,敵人採取了極其卑鄙的栽贓誣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同時被捕的還有王菊人先生。西情處立即將這一消息電告中央:“杜斌丞先生和他的侍從杜良民與王菊人均被逮捕。”中央回電:指示西情處注意敵迫害杜的進一步陰謀,隨即電告,並讓西情處注意自身安全。
1947年10月7日,敵人以捏造誣陷的販毒罪,把杜斌丞先生等多位革命者殺害於西安古城的玉祥門外,古城西安被血雨腥風所籠罩。

軍事情報


情報的重要性表現在軍事上顯得尤其突出,西情處在軍事情報工作中,也作出卓越貢獻。邯鄲戰役是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前發生的,在戰役發生的前兩個多星期,當國民黨軍隊出動后,西情處就向中央發出了“酉江電”,及時地向中央報告了國民黨軍的數量,進攻路線,進攻時間,使我軍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爭取了主動。
1946年11月18日,在延安的窯洞里,毛主席起草了《關於暫時放棄延安的指示》。而早在1月1日,西情處的“子東電”就向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叫囂進攻延安的動向。1946年5月1日,蔣介石親自到西安進行督促動員,西情處又把蔣胡企圖打延安的新動向於6月21日向中央發出了“已馬電”。中央接到西情處的幾份電報后,於5月22日回電,認為西情處的軍事情報質量很好,對了解敵情很有幫助,這使西情處的同志們深感欣慰。
1947年8月10日夜,夜深人靜,西情處打入胡宗南總部的情報員吳宗魯送來緊急情報:我軍攻榆林,榆林向蔣介石告急。蔣聞訊大為震驚,於8月7日親自飛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並命整編36師師長鍾松率該師123、165旅輕裝組成快速兵團,沿咸榆公路增援榆林。西情處立即將此電告中央。而鍾松到達榆林后,自以為援榆有功,誤認為我軍聞訊逃跑,掉頭南下追擊我軍。我軍佯作東渡黃河之態,鍾松貪功冒進,陷入彭總設下的包圍圈,大部被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戰役。8月20日中央來電通告西情處:“西北戰局已根本改變,解放軍已開始反攻。”事實上肯定了西情處沙家店戰役前的情報工作,同時也對西情處的工作予以鼓勵。
在沙家店大捷鼓舞下,西北戰場轉入戰略反攻,中央多次電示西情處,注意搜集胡宗南軍動態及軍事意圖。1947年11月15日又來電問:“胡軍最近動態如何?胡宗南現在何處?”西情處很快了解到胡宗南部的董釗整一軍,從陝北出潼關去河南對付陳謝兵圖,陝北只剩劉勘部的整29軍,守宜川的只有何文鼎的76師24旅約5000人。西情處把這一情報電告中央。並在宜川戰役前先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的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500多字的“丑感電”。
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趙壽山、閻揆要等領導在獲悉重要情報后,率領指揮西北野戰軍,於1948年2月28日,對宜川發起進攻,至3月3日,宜川戰役勝利結束。1948年7月12日,中央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我軍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加緊搜集西北蔣胡匪幫的軍事情報。
這些潛伏在西安國民黨敵特機關的西情處的同志們,用自己對黨對人民的忠誠,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壯歌,為黨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

秘密交通線


情報搜集到以後,傳遞情報也要及時,當時的主要手段有兩種,一是電報,一是靠交通員傳送。電台的優勢是迅速及時。但是有些文字太長,如軍政會議的記錄、成冊的機密文件資料圖表、成冊的武器彈藥統計等材料,就必須由地下交通員輸送。為此,西情處先後建立了東路、南路、北路三條秘密交通線,人稱紅色交通線。比如,東路地下秘密交通線是沿隴海鐵路到華陰車站,渡過渭河,北經朝邑、澄城兩縣,過黃龍山至洛川舊縣,偷越封鎖線,進入邊區富縣、茶坊。秘密交通線,除運送秘密情報外,還負責護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進步人士。西情處這條交通線先後護送了潘自力、張瑞華(聶帥夫人)、張琴撫等百餘人去延安解放區。
為了加強同重慶方面的聯繫,西情處又建立了南路地下交通線。南路交通線最早是共產黨員武志平開闢的,武志平當時是活躍於川陝的著名老交通員,他的公開身份是楊虎城部孫蔚如的38軍少校聯絡參謀。1933年,他通過大巴山歷盡艱難險阻,完成了川北紅軍與楊虎城部孫蔚如38軍簽訂共同抗日反蔣的“巴山之盟”。事後被蔣介石覺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蔣介石的通緝。

西安解放


荔北戰役以後,西北地區的形勢和全國一樣大好,為了保證西情處的安全和迎接西安市的解放,地下黨組織認為應該組織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此時,西情處從西安綏署方面獲得情報,胡宗南要擴編西安市民眾自衛隊。
由於胡宗南的主力已受到殲滅性的打擊,不僅野戰軍沒有力量,城防也很空虛,他想把西安市原來的民眾基幹隊擴編為民眾自衛總隊。自衛總隊是西安市的武裝,當時西安市是院屬直轄市,因此,胡宗南便以中央行政院名義,電令西安市政府,把原基幹隊擴編為12個大隊,轄23個中隊的西安市民眾自衛總隊,共有官兵2000餘人,總隊長由西安市長兼任,設立專職副總隊長一人,以掌握領導自衛總隊的全面工作。各大隊長由各區區長兼任,另設專職副大隊長。主要任務是協助正規軍防守西安城和維護社會“治安”。王超北決定將這支自衛總隊控制在黨的手裡,以迎接解放軍入城和保衛西安市。西情處將此情報電告中央,中央同意,並指示要慎重行事。
王超北要控制自衛總隊,關鍵一點是把專職副總隊長爭取到手。西情處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最後決定將閔繼騫派去做這個專職副總隊長。
閔繼騫是陝西渭南人,1930年在中共陝西省委和王超北一起工作過,時任胡宗南的中央黨校第七分校駐西安辦事處少將主任,本人和胡宗南的高級幕僚都有關係。經中央同意后,王超北做閔繼騫的工作,閔表示很願意爭取這個職位,願意為黨做工作。
王超北經過艱苦細緻、曲折複雜的工作,使胡宗南下手令任命了閔繼騫為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
西安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7日,解放軍逼近渭河北岸,西安警備司令見勢不妙,準備逃跑,便命令自衛總隊接替西安城防。18日,西安城已可以聽到解放軍的炮聲,西安城內的軍警憲特一片驚慌,秩序大亂。胡宗南下令炸工廠、機器,破壞西安市的市政設施,王超北以地下黨組織的名義,向閔繼騫提出,自衛總隊要採取有力措施,保護主要機關、工廠和檔案,加強崗哨巡邏,防止敵人破壞搗亂。由於解放大軍的迅速入城,胡宗南企圖炸毀西安城這一陰謀沒有得逞。
5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軍長羅元發率部進入西安市。自衛總隊按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參加歡迎解放軍入城的行列,王超北、李茂堂和閔繼騫等人一同去見羅元發,向他介紹西安地下黨組織和自衛總隊的情況。羅元髮指示自衛總隊開赴指定地點,協助維護社會秩序。幾天後,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奉命改編為第六軍第十六師的補充團,正式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行列。
西安的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西情處也完成了它光榮的歷史使命。

王超北


王超北,化名龐智,澄城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革命鬥爭。1939年武漢淪陷后,他奉黨的指示轉入地下,在西安以大商行老闆的身份作為掩護,秘密收集情報,建立了廣泛的社會聯繫網。他動用父親遺產16000塊大洋並親自繪圖設計,在大蓮花池7號院建造了一座內部結構複雜、可確保安全的樓房,作為秘密工作機關。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他先後設立8座秘密電台,源源不斷地向陝北發送重要情報。這些秘密電台大都設在國民黨要害部門或其駐地附近。
王超北
王超北
王超北
王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