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

1922年由省一中畢業考入南通醫專。

1923年轉入上海大學，當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初在西安轉為共產黨員，后回澄城，在澄城中學與張仲超(北京三一八烈士，三原人)一起創建澄城共青團特支，與張鼎安一起成立“澄城驅吳後援會”及“五卅慘案後援會”。張鼎安走後，他又發起“縣政咨議會”,把運動引向深入，所寫《非驢非馬的澄城議會》一文，在上海報紙上發表，震動很大。7月，去延安省立四中任教，於四中創建延安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膚施支部),任書記。9月黨組織派王超北去膚施(延安)創建黨團組織。他以陝西省立延安中學訓育主任的公開身份作掩護，秘密成立了膚施地區最早的團組織--第四中學團支部，后改為膚施支部，他任支部書記。這年冬，王超北領導學生和群眾開展“非基(基督教)”運動，聲討外國傳教士勾結反動政府、軍閥、土匪為非作歹的罪行。榆林鎮守使井岳秀派兵鎮壓，逮捕了王超北及十餘名學生代表。經黨組織和群眾營救獲釋。此後，王超北先後任西安城內第九黨支部書記、國民軍聯軍駐陝獨立第二師政治處主任、第十七路軍衛士團軍需主任等職。

1927年大革命中，擔任國民聯軍駐陝第二師(師長高峻，駐寺前鎮)政治處長，與王澍德、王謙益等組成國民黨澄城臨時縣黨部、澄城縣農民協會籌備處，為農民運動打開局面。

1928年6月，大革命失敗，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配合渭華暴動，他在二師策動起義。渭華暴動失敗后，調回省委工作。8月，任特科(中央軍委)陝西特派員，同時任張漢民(特科特派員，楊虎城部隊旅長)部軍需主任。

1935年夏，他為陝北紅軍秘密轉送的第二部電台，曾在澄城幾度轉移，后通過別的路線轉送至陝北。

1936年“西安事變”后，他公開身分，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總務科長。抗戰開始，調南京，在葉劍英、林伯渠領導下工作。上海淪陷前夕，他和毛澤民一起將500多噸捐獻物品運往解放區。上海淪陷后，他曾兩次去香港購買電台、醫藥器材和轉運國外僑胞、國際友人捐贈的物資。第二次由香港返回時，廣州、武漢已相繼失守。他當機立斷，繞道越南經海防、友誼關進入國境，再經廣西、貴州至重慶，行程3萬餘里，安全到達陝西寶雞。

武漢失守后，黨中央代表董用威(董必武)指示他再次轉入地下收集蔣介石、胡宗南進攻邊區，襲擊八路軍辦事處的軍事情報。以後成立了直屬黨中央的西安情報處，他擔任處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組織調王超北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后又轉到武漢、重慶、西安辦事處工作，先後在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伍雲甫等領導下任八路軍總務科長和運輸科長等職。同年秋，王超北按葉劍英指示，和毛澤民一起，以八路軍總部運輸科長身份去上海，在日軍飛機大炮轟炸下，搶送上了由上海愛國群眾捐獻給八路軍的軍需物資五百多噸。

1939年7月，王超北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去香港購買電台、醫藥、通訊器材、汽車等，同時，負責把國際友人贈送給八路軍的救護車等大批軍用戰略物資運回大陸。他又歷盡千山萬水，衝破層層關卡，把全部物資運送到陝甘寧邊區和抗l3前線。同年國民黨頑固勢力推行反共政策，王超北受黨組織指示，轉人地下，在西安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隱蔽的鬥爭。

1945年，他把父親的遺產1萬6千塊大洋用來修築秘密機關。他親自設計，在西安大蓮花池街7號(今63號)院落，建築了兩個地下工作室和兩個人口、三個出口、全長約二百米的地下通道。在國民黨特務、憲兵、警察林立的西安，王超北在中共地下黨員賀修之的大力協助下把電台設在國民黨軍政府主席祝紹周辦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時，他開闢了東路、北路和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護送革命幹部和愛國人士去延安，給黨中央傳遞了不便電傳的大批秘密情報資料。他不是詩人，而常常以詩的語言抒發對黨對人民的忠忱。1945年秘密去延安途中寫到:“抬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春風馬蹄疾，鞭快身如飛。

解放戰爭時期，在宜川瓦子街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等戰役中，特別在宜瓦戰役前後，王超北通過各種渠道，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大量關於胡宗南部隊的政治軍事重要情報，對取得戰爭的勝利起了很大的作用。l947年10月，中央表揚王超北說：“最近你處所來軍事情報頗有價值。”次年7月，中央進一步表揚他：“一年來，你處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很大，望繼續努力。”同年8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幾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軍事會議內容。王超北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把這個軍事戰略情報弄到手，並及時準確地報告黨中央。毛主席曾對他身邊工作的葉子龍說：“超北的一個情報，抵得上戰場上一個師。”

到西安解放前，王超北先後共建8座秘密電台，收發電報2000多份，24萬多字。為了迎接西安解放，王超北組織了由西安情報處領導的地下武裝--民眾自衛隊，同時，策動國民黨軍人起義，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安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初，宜川戰役前，為了搞到確切的軍事情報，蔡茂林運用各種關係，竟然打開西安綏署參謀處的保險櫃，從中搜集情報。

1949年西安解放，十年間向黨中央輸送了大量情報。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的瓦子街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的軍事情報，對胡宗南的人事調動、兵力分配、作戰部署，達到了如指掌的程度。1948年8月，他得到蔣介石“撤退東北，確保華中”的戰略機密，國民黨西北行轅主任尚不知曉，黨中央根據蔣介石的戰略機密，作出大兵團作戰的決策，發動了三大戰役。毛澤東曾說:“龐智是無名英雄。”胡宗南逃跑之前，他在掌握敵特的潛伏破壞活動，爭取地方武裝力量，聯繫上層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2年，王超北編寫了一篇回憶西安情報處同胡宗南集團鬥爭的文章--《古城斗“胡騎”》，被康生誣陷為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把他秘密逮捕入獄。“文化大革命”中，他進一步被誣陷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在珠江農場寫到:“虎口餘生敢交鋒，天留鐵漢斗康生，流放南國不覺老，引頸北望迎春風。

1979年，王超北冤案平反，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顧問(副部長級待遇)。

1980年身患重病仍豪情不減，寫了:“冤獄廿載氣猶豪，革命恨無殺人刀，他日若得龍泉劍，敢與天公斗三遭”的詩句。

1985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去世后黨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對他一生對革命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葉劍英、習仲勛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

北京的秋天，天高雲淡。在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記者採訪了王超北之子王乃平。俗話說：虎父無犬子。這句俗語在王乃平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他幼年時期開始跟著父母“住機關”，六歲就會放哨，十四歲到中央社會部工作。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王乃平，斯文平和，但他的眼睛仍不時閃耀著犀利的光芒。談起父親，王乃平充滿了崇敬和敬畏之情：做情報工作非大智大勇者不能勝任……

西安歷來就是中國西北部的軍事重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兵家必爭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建立了游擊根據地。西安也隨之成為蔣介石進攻中央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軍事要地，駐有重兵。那時，上海中央局特科派王超北在西安搜集蔣介石部隊的軍事情報，並籌集物資，支援陝北紅軍。

1940年的秋天，王超北在西安為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處理物資時，中央代表林伯渠正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鑒於當時王超北的身份還沒有完全公開，林伯渠便布置王超北利用本地人的條件，搜集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邊區的情報。

此後，王超北便在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的直接領導下，以香港燦華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闆的身份，化名王祥初，開始從事黨在西安的秘密情報工作。

領受任務后，白天王超北在西安城四處活動，晚上去西安辦事處和伍雲甫分析歸納了解到的情報，由辦事處的電台轉發延安。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后，他們覺得這樣既不便捷又不安全。伍雲甫就和王超北研究，最好在辦事處以外的地方再設獨立的電台，這樣既方便工作，又比較安全。

1942年秋，周恩來由重慶回延安路經西安，聽取了王超北的工作彙報，特別對在辦事處以外架設電台一事十分關心，並建議“可以把電台架設到敵人司令部去”。在最不安全的地方卻包含著安全的因素，這是革命的辯證法。王超北靜待時機。

1943年春，機會終於來了：新任陝西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紹周要成立五個無線電工作隊，這立即引起了王超北的注意。王超北託人找到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經濟，拜託徐為自己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找個工作，並且務必給留一個隊長的位子。其實，這就是將電台架設到敵人內部的絕佳時機。

無線電工作隊是一個技術性的差事，也不是什麼肥缺。因此來人一開口，徐經濟就答應了。於是，王超北找到了雷光斗，雷曾在楊虎城部隊當過無線電工作隊長，大革命時期是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后找不到組織脫黨了，現正待業在家。王超北便問他：有一個無線電工作隊長的位子願不願干？雷光斗聽了立即答應下來，並一再表示感謝。西安情報處就這樣把秘密電台“架到了敵人司令部”。

鑒於當時對敵鬥爭的嚴峻形勢，為躲避敵人搜捕，秘密電台不可能由一部電台長期擔任。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裡，王超北領導的西安情報處共建立了8部秘密電台，這些電台根據形勢需要，有時建在反共頑固分子咸陽專員公署無線電隊里，有時建在敵防空司令部，有時建在西北行營主任的後院，為我黨的情報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躲避敵特的搜捕，依王超北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經驗，要想進行長期的地下鬥爭，沒有一個安全隱身之地是不行的。根據鬥爭的實踐，特別是考慮到以後情報工作的需要，王超北萌生了修築既能藏進又能逃出的秘密地下工作室的想法。

1940年10月，王超北用其父留下的遺產買下了大蓮花池街7號和王家巷24號甲、24號、25號四個院落。這四個院子的院門分別朝向西和南，但院子的深處卻可以連在一起，是一個修建秘密機關、修築地下工作室的理想地理位置。王超北設計了一個複雜的大工程：在地下五米深處挖了兩個窯洞，一個用於印刷文件，另一個安放電台。地道內，有通向地面的天線設備，還有存放密碼和文件的密室，調節空氣的天窗設在地面廚房的煙囪里，傳遞消息和食品則通過後院的水井。

四個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院子里住的也都是我們的同志。有一次王超北遇到特務搜捕，他通過地下通道來到24號甲院，從搜捕的特務身邊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大蓮花池街7號院是王超北的住所，同時也是西安情報處秘密機關所在地。地下工作室建成后，西安情報處機關就搬了進來。從此這裡不但是西安情報處秘密工作的指揮部，而且還是秘密電台的台址、地下油印刊物的印刷所。可這樣一來，這裡也就成了敵人集中偵查的目標。

敵人當時只知道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個穿過八路軍軍服、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有過聯繫的人，卻不知地下另有乾坤。儘管敵人百般搜查，卻始終不知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知男主人（即王超北）的“廬山真面目”。雖然報戶口時，戶主的姓名是真實的，但卻被告知這家的男主人“在上海做生意，是個長年不回家的人”。敵人每次來查，只由“住機關”的李天筠（王超北的愛人）以家庭主婦身份出面應付，其他人則躲進地下室。秘密地下工作室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次，院里突然闖進二十多個特務，用尺子測量，用鎚子敲擊，也未能發現絲毫破綻。

在敵人瘋狂進攻的歲月里，王超北及西安情報處工作人員的自由都被剝奪了。在房子里，他們不能大聲說話、咳嗽，王超北甚至連聽孩子喊“爸爸”的自由都沒有。因為主人既然已“去上海做生意”，孩子們若喊爸爸，萬一被敵特偷聽到，就無異於向敵人告了密。

情報搜集到以後，需要及時傳遞。當時，傳遞情報主要有兩種手段：一是電報傳遞，一是交通員傳遞。電報的優點是迅速、及時，但也有局限性——文字不能太長。這樣一來，諸如敵人的高級軍政會議記錄，成冊的秘密文件資料、圖表，成冊的武器彈藥統計等材料，就必須由地下交通員傳遞。1939年起，王超北率領西安情報處先後建立了東路、北路、南路三條秘密交通線，其中東路、北路是去往延安的，南路則通向重慶。

當時，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圍繞陝甘寧邊區築起了一條“千里封鎖線”，這條封鎖線東起黃河西岸，西接甘肅、寧夏，在封鎖線上，碉堡層層林立，日夜有武裝巡邏，每個來往行人，都需經哨兵的嚴格搜查。只要稍有破綻，貨物就會被沒收；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多數會被押送到勞動營受折磨，或被秘密殺害。奔忙於三條交通線上的交通員，憑著自己的機智勇敢，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完成了一項項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位叫史乾的老交通員，雖然是位普通的農民，但他很會對付敵人。有一次，他送的情報寫在薄紙上，摺疊起來藏在火柴盒的底層。過封鎖線時，敵人把他全身連內衣都搜查遍了。史乾很機警地把火柴盒拿在手裡，隨手遞給搜查的哨兵一根香煙，從火柴盒中取出火柴替哨兵點火。哨兵被香煙吸引住了，絲毫沒有注意到火柴盒中的秘密。就這樣，那份絕密情報從敵人的眼皮底下通過了封鎖線。

在白色恐怖中，西安情報處建立了兩條通向延安的秘密聯絡線：一條是天上的紅色電波，一條是地下的紅色秘密交通路線。兩條線互相配合，保證了情報信息的暢通。

王超北在西安的情報工作，為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解放西北和保護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收集胡宗南部軍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情報，對取得解放西北戰爭的勝利起了一定作用，多次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表揚。毛主席曾讚揚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賀龍在一次會議上稱讚王超北是“情報專家”，並說“他的一個情報，抵得上一個師”。

打入敵人內部，刺探秘密情報，必須發揮個人的機智、勇敢和才能，並且充分依靠群眾，與敵人鬥智斗勇斗毅力。西安情報處的同事就是依靠這一條，在刀刃上行走，一直堅持到西安解放。

西安情報處第一個深入到敵人魔窟的是李茂堂。李茂堂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革命，後來陷入敵人營壘。“七七事變”后，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空前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李茂堂於1941年主動向黨組織靠攏，表示願意為黨工作。後來，為了便於為黨工作，他請求調到西安任中統陝西調查室專員，也就是中統在西安的特務頭子。

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面開展情報工作的方針政策，王超北經請示黨中央，同意李茂堂為黨工作。從此李茂堂就有了兩重身份：表面上，他是國民黨中統在陝西省的特務頭子，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1945年10月，黨中央任命李茂堂為西安情報處副處長。李茂堂利用中統專員的身份，向黨提供了敵人的許多政治情報和軍事情報。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知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出敵人的許多重要軍事情報。同時，他對掩護地下黨組織，保護西安情報處工作人員的安全，破壞敵特組織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9月15日凌晨，西安情報處收到延安加急電報：關中派到西安執行任務的汪戈同志，在西安被中統秘密逮捕，此人與陝西省和西安市的地下黨組織的安危有很大關係，必須迅速搞清情況，火速營救。汪戈是14日晚因有人告密被捕的，中統已知道他是從關中來的共產黨，帶有法幣1000萬元，還有信件。汪戈在被捕后，態度很堅定，敵人準備嚴刑逼供。在這種情況下，看來正面營救已不可能了，只能通過李茂堂想辦法。

李茂堂即去找案件承辦人，表示對汪戈案十分關切。他看了汪戈有關材料后說：“此人無異是從關中來的。不怕他嘴硬，用重刑！此事由我來辦！”於是，李茂堂連夜秘密“提審”汪戈。室內擺出各種刑具，李茂堂裝出異常兇狠的樣子，大吼：“上重刑！”並親自動手，只在汪戈的太陽穴輕輕一擊，汪戈就昏了過去。李茂堂罵道：“死了，倒便宜了你。快拉出去埋掉！”就吩咐把汪戈抬上汽車，開往城外。這時，汪戈已蘇醒過來，李茂堂取下他身上的腳鐐手銬，往屁股上踢了一腳，低聲說：“還不快跑！”他還虛張聲勢朝天開了兩槍，罵道：“他媽的，活過來了，沒那麼便宜，老子送你上西天！”就這樣巧妙地放走了汪戈。

2011年4月1日，澄城縣隆重舉行縣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王超北同志故居揭碑儀式。縣級四大班子領導、各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王超北同志的親屬和各級幹部代表輕車簡從，來到庄頭鄉永內村，同村民、學生代表等500多人，共同緬懷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和歷史功績，接受以“學習超北精神建設美好澄城”為主題的紀念建黨90周年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

當天上午10時，隨著一陣鞭炮聲，揭碑儀式正式開始。活動由縣委常委、宣傳部長黨拴倉主持。縣委書記郭永峰、縣人大主任王文波為紀念碑揭幕。學生代表敬獻花籃。縣政協主席安忠坤宣讀了碑文。縣長薛楠做了講話，動員各級黨員幹部要認真學習王超北同志優良的革命信念、品質、作風和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沉身實幹，眾志澄城，富民強縣。最後，王超北同志的兒子王乃寧代表親屬致辭。與會同志參觀了王超北同志故居以及展出的有關生平事迹版面，聽取事迹介紹。

王超北，澄城縣庄頭鄉永內村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是澄城、延安黨團組織的創始人之一。1940年傾其父親留下的16000塊銀元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社會（情報）部西安情報處並任處長。十年間建成7部秘密電台，先後向黨中央發回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2400多份計30餘萬字，開闢了東路、北路、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為保衛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毛澤東主席曾經讚揚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賀龍元帥在一次會議上稱讚說“他的一個情報，抵得戰場上一個師”。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為其題詞“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無私奉獻”，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馬文瑞的題詞是“十年虎穴歷盡艱辛搜報敵情貢獻卓著”。他與潘漢年齊名，素有“南潘北王”的美譽。1962年受康生迫害，冤獄長達17年。流放在江西珠湖山農場時，曾滿懷豪情地寫了一首詩：“虎口餘生敢交鋒，天留鐵漢斗康生。流放南國不覺老，引頸北望迎春風。”1979年平反昭雪，擔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顧問（副部級待遇）。1985年10月1日因病在京逝世，終年82歲。

2010年4月，中共澄城縣委將王超北故居定為縣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此後由縣關工委負責，在縣委、縣政府等重視支持下，修繕了王超北同志的舊居，並精心設計生平事迹展板，圖文並茂地展示了他“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忍辱負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