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
軍事家、政治家、革命家
李濟深（1885——1959），字任潮。廣西蒼梧人。黃埔軍校副校長；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領導人之一。
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曾留學日本。歷任粵軍第一師參謀長、師長，西江善後督辦、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北伐戰爭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留守廣州。1927年曾參與蔣介石的反共活動。1933年聯合十九路軍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號召，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共政策。
1948年就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后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1885年，出生。
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后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官，歷時五年。
1920年，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師參謀長。
李濟深軍官照
1922年，兼任第一師代理師長。
1923年，升任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併兼任西江善後督辦，大元帥大本營西江辦事處處長等職。
1924年，被任命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
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1927年，到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
1932年，曾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圖謀反蔣，未成。
1933年，被蔣介石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
1937年，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還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1944年，在家鄉廣西蒼梧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
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46年，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
1947 年，被國民黨中央以“背叛黨國”的罪名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並被“全國通緝”。
1948年，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9年3月，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爆發蔣桂戰爭。3月15日，蔣介石以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髮難，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剝奪軍政大權，並“永遠開除黨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被釋放。11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和訓練總監。但李濟深沒有接受蔣介石的收買，不久離開南京到廣州，開始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政治活動。
1932年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圖謀反蔣，未成。后又聯合方鼎英、陳銘樞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為當時擁胡反蔣的軍事首領。
1933年10月23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將李濟深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11月20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軍事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軍事協定。從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李濟深被選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福建事變被蔣介石鎮壓，李濟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眾日報》，繼續進行反蔣抗日宣傳。
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李濟深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李濟深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分别致信宋慶齡、何香凝、張群和吳稚暉，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李濟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張的“逼蔣抗日”。“父親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就主動上廬山和同是民主派的馮玉祥一起找蔣介石面談，說蔣介石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介石對峙；如蔣介石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李濟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主張國共合作，一致抗日，蔣介石鑒於全國的抗日形勢，撤銷對李濟深的通緝令，並任命李濟深先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還授予李濟深陸軍一級上將軍銜。新四軍成立后，李濟深希望將“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所聯繫的地方武裝，編入新四軍戰鬥行列，參加抗戰。他派李任夫與葉挺接洽，葉挺十分歡迎，當即將表冊等送軍政部轉蔣介石核示，結果被拒絕了。
1938年8月，抗戰形勢日趨嚴峻，李濟深等人發表宣言，號召盟員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同年10月，服從蔣介石命令，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1944年桂林淪陷后，他和一部分軍人和進步人士，在家鄉廣西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李濟深聯絡馮玉祥等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的內戰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濟深聯絡李章達、蔡廷鍇等先後兩次會晤，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7月31日國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濟深、但懋辛、李杜、張鈁、石敬亭、郭汝棟、金漢鼎等八人為國民革命軍上將（均為非現役將領，並予退為備役）。同時，蔣介石三次邀請李濟深到廬山，李濟深對蔣介石徹底絕望后留下一封長達19頁的萬言書，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他以送兒子李沛金出國之名到了上海，並且秘密會見了孫夫人宋慶齡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們徵求了組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意見。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濟深決定到香港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濟深一家遷往香港。此時他已公開打出反蔣旗幟。3月9日，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國民黨內“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勇敢地站出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該文見諸報端之後，在國內外激起千層浪，蔣介石大為光火，5月，國民黨中央以“背叛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並下令“全國通緝”。李濟深卻僅僅一笑置之。事實上，就在李濟深抵港后，他就在著手創建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
1947年5月4日，李濟深邀請何香凝、蔡廷鍇等人到他的寓所聚會，商討醞釀已久的建立國民黨民主派革命組織問題。會上決定，由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給上海的“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負責人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封裔忠、陳銘樞，邀請他們來香港共商大計。這封信最後被寫在一塊巴掌大的綢巾上，縫在衣服襯裡。當年10月份，譚平山、柳亞子、陳銘樞等人陸續抵達香港。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5月5日，發表通電，代表民革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12月，應中共中央邀請離開香港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
民革成立之後，李濟深便發動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國民黨、推翻獨裁統治的活動。他先後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反抗兇殘的掠奪》等文章，揭露蔣介石獨裁政府罪行，號召人民堅決起來鬥爭。
他還去函勸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當機立斷與美蔣決裂，向人民靠攏，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親筆寫信給白崇禧“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餘地……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干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濟深還派人在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國民黨統治區組織反蔣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動搖國民黨後方的反動統治，配合人民解放戰爭。
同時，他還堅決反對美國援蔣。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聯合在港的八個民主黨派，為美帝侵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控訴書》，揭露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政府援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侵略中國的事實，要求聯合國促成美國政府立即撤退在華美軍，停止援助蔣政府，並廢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條約。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並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親自致信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強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合作、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李濟深部分合影(6張)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一接到這封信，李濟深和沈鈞儒均非常高興，表示會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立即響應。
事實上，當時的政界，走“第三條道路”的呼聲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親自到香港約李面談，希望與李濟深合作，疏通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龍雲及原十九路軍舊部和桂系地方勢力，在廣東另組政府，重舉孫中山旗幟，推翻蔣介石，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
1948年秋，美國政府也派遣曾任國民黨招商局局長的蔡增基專程來港充當說客，想說動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新政府，由美國給予支持，以代替蔣介石政府。後來，美國總統還派一個記者身份的人找李濟深，再次提議成立“第三政府”，李濟深都堅決予以拒絕。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請李濟深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會議和聯合政府。當時李濟深在香港的活動已成效顯著，但由於籌備新政協的工作正緊鑼密鼓進行，李濟深名列中共邀請名單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動之下，李濟深決定與朱蘊山、吳茂蓀、梅龔彬、李民欣一同北上。當時的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對於共產黨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撓。他們都認為只要把李濟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為此，潘漢年曾專門向李濟深秘密通報周恩來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準備工作。
1952年與葉恭綽等人聯名致信毛澤東，呼籲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新政協會議后正式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當選為政府主席，李濟深與朱德、宋慶齡等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李濟深先生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積極從事國家政權建設。他真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針，推進社會主義事業，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祖國統一，增強同各國人民的友誼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病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留下了“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詩句。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病逝世。同日下午遺體入殮，並於晚間火葬。10月11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宋慶齡、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園中山堂弔唁李濟深。北京各界於10月12日上午10時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公祭李濟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