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

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1865-1941）。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有影響作家、詩人、劇作家、宗教哲學家、文學評論家之一。他1865年8月14日出生於彼得堡，父親是一個宮廷二等文官，祖上是烏克蘭貴族。13歲開始寫詩，1881年首次發表作品。1884-89年，他先後就讀於莫斯科大學、彼得堡大學的哲學語文系，1888年在彼得堡大學通過碩士論文答辯。同年在高加索與18歲的吉皮烏斯相識，次年他們在梯弗里斯成婚。1888年出版第一本詩集《詩作（1883-87）》（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883-87)），1892年出版《象徵集》（Символы: Песни и поэмы），1893年刊印小冊子《論當代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О причинах упадка и о новых теч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為俄國象徵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給他帶來聲譽的是文學評論集《永遠的同路人：世界文學中的肖像》（Вечные спутники: Портреты из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97）。與此同時，梅列日科夫斯基從事翻譯，及《基督與反基督》（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三部曲的創作，並出版了文學研究論著《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Л.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1900-1902）。1906-1914主要居住在巴黎，其間出版第二部三部曲。死後葬在巴黎近郊。

主要作品有《論當代俄國文學衰微的原因及新流派》、《基督與敵基督者》、文學評論集《永遠的同路人：世界文學中的肖像》、《諸神復活。萊奧納爾多·達·芬奇》、《保羅一世》、《亞歷山大一世》、《十二月十四日》、《死與復活》等。

俄國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躲進小樓的學究，多半也不是象牙塔內 的藝術家，他們頗具“經世”作風，“實踐的世界觀”使他們將其學術研究和精神探索與俄國人民的道德形象和歷史性任務相結合。嘔心瀝血的苦思冥想，其實既是他們要在某種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的路徑，又是他們對自己在歷史與俄國人民面前地位的肯定，“俄國知識分子的力量不在in tellectus，不在智力，而在心靈和良心”，他們思想活動和藝術創作的大旨是要解惑傳道，幫助人民擔當建設未來社會的歷史性任務，充當時代嚮導。

身處世紀之交、新舊夾縫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作為典型的俄國現代知識分子，對現代文明社會裡人類內在和諧的失落、精神性靈的漂泊無形自然感同身受。1891－1892年大飢荒暴露出政府社會政策的嚴重失誤，經濟困難導致大批貧困潦倒的工業無產階級出現，下層社會的不滿爆發為公開的反抗，一系列的政治反動和社會危機更加劇了原本徘徊人生歧路的俄國人的緊張情緒，日益惡化的形勢，令他們既憂心於難以逃避歷史劇變，又悲嘆於人類前景之渺茫黯然。當此之時，在精神探索與時代危機的衝突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將全副精力投入對宗教問題的緊張巡視上。畢竟，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陳寅恪語）。他的首要關注就是俄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缺失和俗世教會反基督惡行所引發的精神混亂、政治危機，他以為，“我們走到了歷史的康庄大道的盡頭；再前進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在歷史結束的地方，宗教就開始了。在懸崖的邊上，我們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翅膀、飛翔，想到超歷史的道路——宗教。”“宗教是民族血肉相連的一部分”，“宗教至今仍在造就民族，賦予民族力量或剝奪力量”。1902年他倡建“彼得堡宗教－哲學協會”，祭起晶光嶄亮的“新宗教意識”，與俗世教會和危機社會抗衡。寫於1905、1910年的兩部宗教－哲學隨筆《未來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羅斯》，便是針對俄國形形色色的宗教論爭，從俄國歷史和社會現實角度闡發的反思和廓清。

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存在著兩個真理——基督教，講的是天上的真理；多神教，講的是塵世的真理；將來這兩個真理結合起來，那宗教真理就完整了。”在他看來，基督教表現為追求精神上的自我 犧牲，與上帝的融合，多神教追求個性的自我確立，自我崇拜。人類的靈魂剛好是這兩種真理矛盾衝突的所在。對梅列日科夫斯基而言，天上的和人間的真理、靈魂和肉體都同樣彌足珍貴、非凡重要，此中 最後的一致和諧，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佳結果。而能夠達到這一和 諧的便是他所謂的最後的宗教———“三位一體”的基督教，他相信肉體和靈魂之間的衝突、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能夠通過“三位一體”的基督教觀念解決。對他而言，“三位一體”的基督教 是“聯合一切的，不僅是靜觀的，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將所有現在 的和將來的人類文化，所有發現和知識容納於自身，如同其‘精神——心靈——肉體’被聯合於人身一般，將‘理性——意志——感覺’聯 合於自身的宗教”，他呼籲，“我們應當追求這一力量、這一贏得勝 利的力量”，因為人類只有從上帝那兒得到拯救。“只有基督能克服 世界、人類、個性命運的二律背反”，當然，沒有基督和梅氏新宗教意識就無法走向上帝。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裡，《未來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羅斯》，乃至他全部創作無疑是琢磨其新宗教意識的利刃礪石。身為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要以人民的身份為人民說話”的俄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亦清楚自身處境的絕望。他知道俄國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兩種憤怒之中：來自上面的、專制政體的憤怒和來自下面的、與其說是仇恨的、不如說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間自發勢力，但有時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壞。”而習慣於潛心靜觀，梅氏的深超前，在他人意識的界限之外，於社會生活中見人所不見，感人所未感，使他無論在挨罵、不受歡迎的俄國，還是在大受稱讚和歡迎的西方都遭到不被理解的厄運。而他於本世紀初為“重病的俄羅斯”抓的究竟是一副濟世救人的良藥，抑或只是一帖安撫自我的清涼劑，筆者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