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璇

潘璇是白話文的積極實踐、率先示範者，她為《女學報》撰寫的諸多白話文章，可稱得上是近代婦女嘗試白話文書寫的精粹典範。

她在《上海〈女學報〉緣起》中寫道——這《女學報》，他的好處，我現在頂要緊講的，請你們聽著：第一件…… 人要知道這樹是什麼樹，盛不盛，能不能結果子，不是要先瞧這花和葉嗎？那女學會內的消息，女學堂內的章程，與關係女學會、女學堂的一切情形，有了《女學報》，可以淋淋漓漓的寫在那裡，象綠的葉，紅的花，人見了不悅目，不爽心的嗎？第二件，女學會內的人，有了這報，知道會中一切情事，省了會內司筆許多信札筆墨。這報上有那些新聞、時事，主筆新編的女學講義，看了可以解厭，可以消悶，況且長了許多見識，闊了多少胸襟。

她在《論〈女學報〉難處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中寫道——這報稱名女學，是天下女子的學，我是女子，我便有興《女學報》的責任。見路上有兩人挑擔，一是外人，一是姊妹，兩人都弱了，我不當幫助我姊妹么？這不是我私見的話，凡有人性的，不能不有這親疏的義氣。況且挑的不是他姊妹一人的東西，也是我們各人的東西哩！

潘璇於一個多世紀前的自覺追求已入化境，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白話文聖手。儘管當時自覺嘗試白話詩文寫作的女子並非潘璇一人，但很難有人能達到她這樣爐火純青的白話境界。比如《女學報》主編裘毓芳，在 1898年9月《女學報》7期的《論女學堂當與男學堂並重》一文，與潘璇的白話文章不可同日而語；在裘的文字中，隨處可見當時踏著父兄思想足跡嘗試白話文操練的女子邁出的稚嫩腳步，反映出這一白話文運動的歷史局限。這個局限，並不只是婦女的，而是兩性共同的，也就是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努力嘗試者，在個人的具體實踐中還不能完全達到（或沒有能力達到）言文合一的境界，其文體難以全然跳出文言窠臼，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文白參半的過渡痕迹。

在如此局限下，潘璇就更顯得了不起。有這樣一位白話文聖手擔綱主筆和辦報人，是近代中國第一張女報的大幸，是歷史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