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木英

1964年，胡木英在外交學院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

退休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總局，處長一職。

反腐是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新京報：2014年你在“延安兒女聯誼會”新春團拜會上的講話引起很大反響，你是即興發言還是準備了很久？有人授意嗎？

胡木英：講話並沒有複雜的背景。這兩年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下的反腐鬥爭，給我印象深刻，中央向瀰漫多年的歪風邪氣開刀，很鼓舞人心。我感覺到這是一場艱難的鬥爭，應該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支持習總書記，作為延安兒女、革命後代，我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團拜會半個月前，我準備這篇發言稿，把大家平時的意見綜合起來，代表大部分革命後代的想法。

新京報：你說在講話中提到，黨中央反“四風”是“動真格的了”。你從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關鍵不是看說了什麼，而是看做了什麼。以前也提反腐倡廉、群眾路線，但沒有長久踐行下去，成效不大。習總書記不僅態度鮮明地提出“反四風”、反腐倡廉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而且帶頭實踐，落到實處。他親自去河北參加民主生活會，出行不封路等等。上面帶了好頭，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蒼蠅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周永康、徐才厚等黨內的大蛀蟲抓起來，中央反腐的力度和決心是空前的。

新京報：你說“這場鬥爭極為複雜，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基於哪些觀察得出的？

胡木英：黨內的腐敗分子數量不少，從基層幹部到高級幹部都有，他們已經丟掉了共產黨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對立面。為了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手中權力反撲。

“官老爺”消極對抗“反四風”

新京報：你觀察到的反四風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風和享樂主義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嚴，下面不敢胡作為。但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還普遍存在，現在對“胡作為”有禁止性規定，但對“不作為”的懲罰較少。有些黨員幹部消極不作為，生怕出問題。

我們聯誼會籌資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兒女精神風貌的紀錄片《延安的兒女們》，拍完後到各部門送審，三年還沒有審批下來。各部門相互推諉，這是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

新京報：反四風中存在哪些困難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來自黨員幹部內部。有的共產黨幹部已經變成了“官老爺”，對人民趾高氣揚，講排場，要享樂。他們過去放鬆慣了，現在突然緊張起來，會不習慣，有抵觸情緒，有的行為上不敢違抗，但消極對抗。

新京報：有官員抱怨，反四風對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樣看待？

胡木英：這根本不是共產黨員應該說的話。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貪圖享樂。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會在意自己過得怎樣。父輩們從延安走過來，生活艱苦樸素，他們從來不關心物質條件，一心撲到工作中。如果抱怨，還不如自己主動辭了。

極少數“紅二代”破壞革命後代形象

新京報：延安兒女聯誼會是怎樣的組織？平常有什麼活動？有很顯赫的“紅二代”參加嗎？

胡木英：延安兒女聯誼會是由革命後代自發組織起來的，組織很鬆散，沒有在民政部門正式註冊登記。聯誼會成員很廣泛，父輩是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後代都可以參加聯誼會。聯誼會並不是圍繞著顯赫的領導人的後代轉，這個團體中不僅有元帥的兒子，也有紅軍戰士的後代。在這個團體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報：新春團拜會是聯誼會最重要的活動，是怎麼組織的？

胡木英：聯誼會是在春節前後，把延安兒女組織起來團拜。形式很簡單，用很少的錢租一個老舊禮堂，大家聚集起來，吃的喝的都不發，就發我們印的一頁小報，介紹這一年的活動發展情況。每年團拜會都有四五百人參加，氣氛很活躍，大家踴躍發言，想為社會貢獻餘熱。

新京報：社會上對“紅二代”有些非議，認為他們享受了特權。

胡木英：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紅二代”是社會上對革命後代約定成俗的稱謂，這個稱謂比較模糊。大多數紅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親身經歷，上山下鄉，我都跟同齡人一樣，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極少數紅二代，腐化墮落，利用父輩的權力撈好處、掙大錢，背離了人民群眾。我認為不能把他們稱為“紅二代”，稱為“官二代”更合適。這極少數人破壞了我們革命後代的形象，辜負了他們父輩的革命教育。

新京報：你在團拜會上呼籲“紅二代”對於中央反腐“不打橫炮、不幫倒忙”，是針對什麼？

胡木英：當前反腐形勢很嚴峻，我們作為革命後代，肩上責任更重大。我們要全力支持習總書記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