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道

此段文字首先論述自然界的各種“圓道”現象，對於此種“圓道”現象，有學者從思維方式的角度認為這是一種“圓道思維”，所謂:“圓道即是循環之道。圓道觀認為宇宙和萬物永恆地循著周而復始的環周運動，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人事的發生、發展、消亡，都在環周運動中進行。圓道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根本的觀念之一。”①又謂:“可以肯定地說，循環觀念像一種無形的‘場’，在我們祖先精神的每個角落，都顯示出它的作用。中國文化的諸多品性或則是循環觀念的派生物，或者與其有密切關聯。以致從思維方式上看，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特徵可以用一個圓圈表示，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中國文化稱之為圓道文化。”②筆者認為，此種解釋只是抓住了“循環之道”或“循環觀念”的思維特徵，但它並不是《圓道》篇“圓道”概念的真實意義。因為在論述了自然界的諸種“圓道”之後，作者卻筆鋒一轉，認為聖王應當效法此“圓道”。此時，“圓道”實際上就脫離了“循環”之本意，成為標識主體“境界”的哲學概念，或者說成為圓通無滯的境界的符號稱謂，“圓道”也遂轉化、引申為圓融、圓通境界之意③。《呂氏春秋》“圓道”概念的形成，說明老子道家哲學所構建的形而上的標識圓道或圓融人生修養境界的“道”範疇之內涵在後期道家那裡得到進一步地發揮，而使“道”之“圓境”義得以全幅地呈現。④

“聖人”是中國哲學最理想的人格形態，因而也是最理想的境界形態。中國哲學總是把聖人的典型人格與境界作為安頓生命與智慧拓展的理想價值之域，以作為人生終極的安身立命之地與實現生命價值、意義的不竭動力，故對“圓境”的追求則是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精神。而《呂氏春秋》“圓道”概念的出現，對此“圓境”理念的定型無疑具有指點與深化意義。如其後作為漢代黃老學總結的《淮南子》，其《主術訓》篇亦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主術訓》主張造就一種“智圓行方”的人格形態，故這仍然是追求一種玄通、圓融的修養境界，而“行方”則是要求任何一種事情都應該圓滿完成而不留任何缺憾。實際上，“智圓”與“行方”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體用關係。如果說“智圓”是一種至高的修養境界、是一種“未發之體”、“未發之中”，那麼“行方”則是一種“既發之用”、“既發之和”。然而，“行方”最終要依賴於“智圓”，或者說只有“智圓”才有可能做到“行方”，亦即行為的圓滿性價值實現歸根到底要依賴於圓通境界的先在性。因此，“行方”終究要從屬於“智圓”，《淮南子》的“人論”可以歸結為對主體圓通境界的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