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筱舟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看到上面的詞句，大概很多人的腦海里會立刻回蕩起熟悉的旋律。幾十年來，這首歌唱遍了祖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這首歌的詞作者就是陝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技術員姚筱舟。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鉛山縣石塘鎮。

1949年4月下旬，鉛山解放。年僅16歲、正在鉛山中學讀書的姚筱舟與幾十名同學一起，投筆從戎，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畢業後分配到二野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部。1951年冬，又隨部隊高唱志願軍戰歌跨過鴨綠江，停戰後才歸國。不久，姚筱舟轉業到陝西省。他先在商洛石棉礦，后調到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當了一名採礦技術工。1958年的一個深夜，姚筱舟寫出了三首礦工詩，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給黨聽》。

寫成后的《唱只山歌給黨聽》歌詞刊發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總路線詩傳單》上，並署了個與礦名同音的“蕉萍”為筆名。《總路線詩傳單》是由陝西省民歌整理小組專門編印的一份不定期小報。1962年，歌詞被春風文藝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雷鋒曾把其中兩段八行抄在日記里，並將“母親只能生我身”改為“母親只生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1962年，雷鋒因公殉職。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雷鋒摘抄的這首小詩的前兩段，隨即譜成曲子，並交給正在上海音樂學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瑪演唱。在上海首演獲得空前的成功，才旦卓瑪和朱踐耳一舉成名。歌曲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傳遍了大江南北。

姚筱舟在陝西省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工作了28年，1984年調銅川礦工報社任編輯，1992年冬離休。

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總路線詩傳單》上發表《唱只山歌給黨聽》;

70年代，他與其他幾位同志一起，編寫了《霸王窯》與《礦工恨》兩本礦史；

80年代，寫了《星星啊星星》、《當我戴上礦燈的時候》、《礦山情深深》等歌詞與散文30多首（篇）。

90年代，又寫了《一杯茶一杯酒》、《礦燈與爐火》、《礦工，你好》等歌詞、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等作品。

十幾年中，他為陝西銅川礦務局參加各種匯演寫了約40多首歌詞，還寫了《銅川礦務局局歌》和鴨口礦、三里洞礦的礦歌。

《唱只山歌給黨聽》,1965年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群眾歌曲”;

《星星啊星星》，榮獲山西“煤鄉之春”優秀歌曲獎，並被電視藝術片《烏金花》選為插曲之一；

《一杯茶一杯酒》在上海市“烏金杯”通俗歌曲大賽上獲三等獎，還被原煤炭部攝製的安全電視藝術片《祝你幸福》所選用。

由於姚筱舟的文學創作成就輝煌，陝西省作協、陝西省音協、中國煤礦影視劇研究會等先後吸收他為會員，陝西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分別為他拍攝了專題片，他的名字還被收入家鄉的《上饒名人錄》。他成了煤炭戰線上一名頗有名氣的詞作家。

姚筱舟1956年調任焦坪煤礦任技術員。然而，1957年元旦，煤礦發生瓦斯爆炸，14名礦工遇難。雖然姚筱舟當時不在現場，但作為技術員，他還是受到撤職並下礦採煤的處分。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傾聽老礦工吟唱高亢的陝北民歌。與煤礦工人生活、勞動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礦工，愛上了礦工。姚筱舟說：“我認為煤礦工人是最可愛的人，他們犧牲了自己應該享受的那部分陽光，把臟、苦、累留給自己，把光、熱、笑貢獻給人民。”

他與礦工親如兄弟，礦工也把他當成了親人，經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時還談起舊社會的磨難和共產黨的恩情。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和歌謠：“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鞭子是窯主的槍杆子，煤窯是窯工的棺（材）板子”等等。

姚筱舟聽多了，記多了，自己也產生了寫詩的衝動。1958年初春，一個風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三首小詩，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給黨聽》。

姚筱舟回憶說，這首詩的其他部分都寫得比較“順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這個詞，難為了他個把鐘頭。他的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覆斟酌，總覺得不夠味，又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句替換。心煩意亂中，他隨手翻閱一本小人書，偶然看到一個肥胖的地主拿著鞭子打幾個長工。他靈機一動，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的殘暴和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於是他馬上提筆改成“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姚筱舟寫成的詩共3段，除現在廣為傳唱的前兩段外，後面還有4句：“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詩句中把黨比“母親”，則是礦工們說的話。

他用“蕉萍”為筆名，把3首小詩投寄到《陝西文藝》，很快被刊發在《詩傳單》專欄內，后被春風文藝出版社編匯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

1962年，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因公殉職。在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號召下，舉國掀起學雷鋒高潮。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雷鋒摘抄的這首小詩的前兩段，隨即譜成曲子，並交給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試唱。沒想到這首歌一炮打響，在全國傳唱開來，幾十年久唱不衰。

在歌曲到處傳唱的時候，姚筱舟依然默默無聞，他就像一棵無名小草，經歷了無數的風霜雪雨。主要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關係複雜。”他有一個叔父是國民黨軍聯部的少校軍官，還有個親大哥在國民黨海軍某工廠任職；直到現在台灣的親屬還有十幾位。在盛行“血統論”、“成份論”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里，他很容易就被划入“重點專政對象”、“內控人員”之列。

如果他是一個意志薄弱者，很可能早就在愁苦的征途中無力跋涉而沉淪了。但是姚筱舟相信黨，相信群眾，也相信自己，希望和追求使他戰勝了厄運。他放下了手中的筆，卻沒有放棄對知識的渴望，他讀完了當時能讀到的《列寧全集》和《毛澤東選集》等經典理論，使他的思想認識有了一定的提高。當談起這段蹉跎歲月時，姚筱舟只是淡淡一笑說：“我那時感到愁苦與茫然，也有過牢騷與埋怨。但與質樸、豪爽的礦工們在一起，礦工那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品德給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礦工當我師，以礦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銘。這樣，也就挺過來了。”

《唱支山歌給黨聽》到處傳唱的時候，曲作者朱踐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謀面的歌詞作者“蕉萍”是誰.1963年秋，朱踐耳通過多番尋覓，終於發現“蕉萍”在陝西焦坪煤礦，於是便給該礦黨委書記寫信。黨委書記趙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誰，就召開大會問大家：“誰叫蕉萍？”筱舟沒有吭聲。他那時已深受“血統論”和“唯成份論”之害，心裡暗想，尋找“蕉萍”，誰曉得是好事還是壞事？第二天，礦黨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趙炳儒問：“你是‘蕉萍’，有人看見過你用筆名寫稿子。”筱舟一看瞞是瞞不住了，於是就誠惶誠恐地點了點頭。趙炳儒笑說：“好事嘛，這有啥不敢認的！”便把朱踐耳的信轉到筱舟手中。於是，從1964年起，《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才正式註明詞作者的真實姓名。

北京舉行頒獎大會時，筱舟因“社會關係複雜”未能成行，一套《毛澤東選集》和四張絲織音樂家像、一張獎狀還是由礦上轉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給黨聽》不但沒有給筱舟帶來好運，反而成了他的“罪狀”。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記憶中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點，他珍藏在心裡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電視廣播大廈”4樓演播廳舞台上。

姚筱舟應上海東方電視台之邀，前去參加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的。導演與主持人精心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他在現場見到了作曲家朱踐耳和已成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瑪。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照相機閃光燈的包圍下，他們3人忘情擁抱，緊緊地握手。一家報社記者風趣地說：“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來的3個人共同的節日。”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詞、朱踐耳譜曲、才旦卓瑪首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

姚筱舟告訴記者，他從1949年參軍那一天起，就渴望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奉命入朝參戰時，他寫下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但因為家庭出身的影響，他的入黨夢一做就是50年。這50年裡，不管歷經多少坎坷，他的赤心從未改變，入黨的願望始終強烈。

回首數十年的人生歷程，他說：“不管一個人有時怎樣被歷史的漩渦拋擲蹉跎，到最後他往往發現自己無法跳出歷史，那種同時間一起流逝的青春也不可追回。你可以痛苦憤懣，但不應該放棄希望與追求，還是要勇敢地面對人生，揚起自己的生命之帆。”

一位曾與他一起勞動的老礦工來看他，談起光榮與成就時，他搖搖頭說：“這一切我從不去想，就像井下你當掘進工那樣，從不去想自己掘進了多少條巷道：想的只是進尺多少米，能否完成任務。”離休10年來，他從未忘記他“欠”的掘進任務—寫礦工、唱礦工的責任和義務。他說：“改革開放以來，礦山與礦工都在經歷著轉軌變型的困惑與痛苦，我雖然仍在煤礦生活，如果接觸基層礦工少了，也就不容易真正深切了解今天的礦山，理解今日的礦工了。加上我的文學理論基礎差，系統學習少，所以，就借離休在家較富裕的時間來讀點書，去走一走，深入思考、認識一些歷史潮流和時代風雲及其在礦山引起的變化。我是一名煤礦職工，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像礦工那樣去流咸澀的汗，走艱辛的路，寫開拓者的歌”我們衷心祝願黨的忠誠戰士姚筱舟，寫出更多、更美謳歌黨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