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震

《時震》由六十三個章節組成。各個章節之間沒有邏輯和因果關係，整個小說故事也沒有完整性，小說因此幾乎沒有故事梗概。《時震》虛構了一個特殊背景，即“時震”，宇宙中的時空統一體因出現了自信危機，突然收縮而產生了“時震”，並決定要尋尋樂子調劑一下，將世界重新彈回到10年以前，具體從2001年2月13日退回到1991年2月17日，然後開始重播。不管願意不願意，每個人在一種“似曾經歷過的錯覺”主導下，完全一樣地重複以前所做的一切——賽馬時再押錯賭注，再同不該結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說中進行一成不變的重複。直到2000年2月13日，“時震”嘎然而止，歷史重新計數，人們受“震后麻木症”的困擾，世界出現一片前所未有的混亂。

20世紀50、60年代，伴隨著後現代社會（又稱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等）的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科技和信息產業正逐步消解人的主體性，人類以往的思考模式和表達方式正在被人性和社會的異化所顛覆，這時一種與眾不同的嶄新世界觀——後現代主義思想——開始深入人們的意識，它要衝破現代主義所營造的秩序井然的世界，從而使世界進入一個多元的、不確定的、另類的多維空間。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美國作家庫特·馮內古特創作了後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時震》作為其封筆之作，成為後現代主義反傳統小說的典型範例。

《時震》故事發生的特定時間是1991年2月17日至2001年2月13日。該小說中的“時震”事件，發生在整個宇宙，但作者的聚焦點設在紐約。

基爾戈·特勞特

小說家基爾戈·特勞特（他的另外一個自我）雖然不乏機智，但卻是個半瘋的怪人。他不斷寫小說，寫好后扔進廢物簍，或扔在垃圾場，或撕成碎片從公共汽車站的抽水馬桶中衝下去。他的外表滑稽得令人忍俊不禁：“他穿的不是長褲，而是三層保暖內衣，外披為戰時剩餘物資的不分男女的大衣，衣下擺下面，裸露著小腿肚子。他穿的是涼鞋，而不是靴子，頭上包的是印著紅色氣球和藍色玩具熊的童毯改制的頭巾，因此看上去更像女人，站在那裡手舞足蹈地對著無蓋的鐵絲垃圾簍說話。

主題思想

在一臉壞笑之下，真誠地拷問人類的意識和本性

《時震》只提供了一個科幻小說模式的大背景。該小說中的很多敘述卻與這一大背景無關，互相之間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內在的聯繫。《時震》是對科幻模式的延續與再一次突破：作者並不想在該小說中預言未來的科技成果與科學發明，而是直指人的本性，人的意識，乃至人的靈魂和對人類命運的憂患和關切。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是對人類自身的威脅。聰明反被聰明誤，而大多數善良的人對人類自身的恣意妄為卻毫無警覺。這種觀點是令人震驚的。

馮內古特是一位敢於幽默乃至自我嘲弄的人。小說《時震》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作者與故事主人公刻意表現生存處境的荒唐可悲，他通過“黑色幽默”的藝術手法，對現實社會生活進行極度誇張，使之變得荒誕滑稽，一錢不值。作者表面上對周圍世界不懷任何好感，也不抱任何幻想，但骨子裡卻還是希望“心智最純”的靈魂出現。馮內古特的憤懣來源於對荒誕社會已經習以為常，但又無法改變現實狀況，進而選擇了“黑色幽默”。《時震》小說雖然充斥著荒誕的觀點，但也曲折再現了現實生活中的諸多重大問題。

在“後現代主義”文學中，隨著“上帝死了”之後，作家也跟著“死了”——作者作為敘述者的權威被消解，作品的社會認識功能、教育功能都被淡化。但與此同時，《時震》突出了讀者的地位和在閱讀文本中的價值。

作者並不講清楚他要說明的問題，讀者必須在閱讀過程中積極地思考、體驗、參與和介入，直到提煉出相對的一個中心思想，這也是對早已習慣了閱讀現實主義文學讀者的挑戰。

在現實生活中，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種種嚴酷的社會問題和心靈問題。正是這些問題使一代又一代具有良知和責任感的作家的心靈焦灼，引得他們在紙上傾訴對人類命運的憂患和關切，拷問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馮內古特就是這樣的作家，他跳出現實主義文學的藩籬，站在一定的距離以外，冷眼打量著這個無序的、碎片一樣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並通過虛構與想象，勾勒出嚴酷現實的形貌，或揶揄，或嘲諷，或幽默，或超然，一臉“事不關己”的壞笑。瀰漫於《時震》字裡行間的憤懣正是無奈與玩世不恭態度的綜合體，幽默與犀利語言的綜合體。細細品讀嵌入在文本深處的作家的意識之後，讀者才猛然醒悟：他們在“冷”后蘊藏著對人類多麼深厚的熾熱的愛。而一個人的“心智最純”的意識“讓我們稱它為靈魂。”

《時震》可謂20世紀“生存問題”的百科全書，該作品充滿著對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藉助先進的武器進行擴張、“露一手”、“逞能”、甚至在做著納粹未竟事業的猛烈抨擊；對20世紀代表性科技發明，如原子彈、電視、核能等的嘲諷；對人類生活狀況，供大於求反而有人死於飢餓，貧富不均，墮胎，性亂及無能，婚姻問題，偷工減料等等的揭示；對人類精神未來，自尊的喪失，藝術和文學的墮落，電視對心智的破壞，暢銷書的盛行的憂慮等等。雖然作者的批評，經常是手操利刃，毫不留情，但看似冷眼旁觀的冷峻姿態中，實則依舊透露出作者的深切憂患和關懷意識，這種熱忱摻雜在嬉笑怒罵之中，痛擊讀者的神經。

馮內古特將“人”這一自稱最高級物種的生物，置於一個特定的情境中來進行幽默與拷問的：喪失了理性、人的意識和靈魂的人類，還有沒有未來？是不是已經出現了自信危機的世界真的要像“時震”那樣，尋尋樂子調劑一下，將世界重新彈回到10年以前。因為在馮內古特眼裡，20世紀，甚至以後的世界，簡直是一個被人類的種種愚行蹂躪得百孔千瘡的廢墟。人類如何才能在這廢墟之上建起理想的家園，這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有正義感的、“心智最純”的地球公民都應深思的大問題。馮內古特在一臉壞笑之下真誠地拷問著人類，當然也包括他自己。

藝術特色

《時震》典型的後現代主義特徵，令傳統的閱讀方式無法理解也無從下手，因為《時震》沒有連貫的情節，沒有時間的順序，沒有邏輯的關聯，也沒有開頭和結尾。

1、反傳統的侵入式和非線性敘述模式

《時震》的敘事策略一反常態，突破傳統。馮內古特本人也是《時震之一》中的一個人物，在重播結束、自由意志重新闖入的六個月後，在2001年夏天離宮作家度假村的海濱野餐會上，扮演了一個跑龍套的小角色。”作者邁進了該小說的世界，從文本外走向文本內。作者在該小說中出現意味著他在《時震》小說外的缺席，從而作者的權威被解構。《時震》小說的意義與寫作等待著讀者的參與。

該小說中的作者，既是敘述者又是人物，作者和敘事者密不可分，二者混淆了界限。同時，作者與特勞特有驚人的一致性：二人同為科幻小說家，長相相似，都在講述故事，創作文本又有一致的寫作風格，喜歡用反問句作為插入語獨自稱為一段。封內古特故意混淆有敘述功能的作者與作家特勞特的差異性，這恰恰破壞了這種文本的封閉性，也使得讀者被迫以自己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頗費功夫地去判斷到底誰在講故事、誰在故事中作為人物出現、以及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導致的敘述層次關係。

《時震》作品中，非線性敘述也打破了傳統的連續性敘述模式。從時間上看，敘述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順序模式和因果關係。《時震》故事的講述也呈現出碎片化的雜亂無章的意識流狀態。讀者需要時時刻刻都要積極地參與故事中，理順頭緒，整理碎片。這時的文本已經變成了“可寫文本”。閱讀不再是一種被動消極的接受，也絕不只是進行文本意義的複述和創作原意的追尋。

徠2、去中心、主體離心化

《時震》的故事情節缺乏結構的完整性，沒有確定的中心線索，文本形式也呈現出一種散亂的無政府狀態，這從根本上化解了讀者對該小說中心思想的期待。《時震》故事地點，由紐約市中心挪到位於“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上的文學藝術院。該小說中的時間沒有固定的中心，作者沒有時間概念，沒有過去和現在，也沒有事情的先後順序。這種無序的意識流，在後結構主義看來，正是解構西方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的極好方式。

該小說中“叮兒——鈴。”作為特勞特最愛說的口頭禪，在《時震》文本中出現的頻率極高。它源自其父親講述的一個笑話：一個沒來得及換衣服的逃犯藏在房子的木椽上。這時，警察趕到並發現了他從椽子空隙處懸垂下來的巨大“男性寶貝”，於是他問女主人，女主人說是中國寺廟的鈴鐺，警察用警棍使勁抽了兩下。躲在上面的逃犯疼痛難忍叫了起來，“叮兒——鈴，你這個狗雜種。”“叮兒——鈴。”是擬聲詞。作為能指，它表示的是敲擊鈴鐺發出的聲音。在《時震》中讀者發現“叮兒——鈴。”具備多元的意義。

“在住宿營，特勞特旁邊床位的一個叫花子祝他聖誕快樂。特勞特回答道：‘叮兒——鈴。叮兒——鈴。’你也許會認為，這是聖誕老人駕著雪橇從屋頂上走過的鈴鐺聲。他的回答與節慶氣氛相符，純粹是巧合。任何人說些沒內容的話，不管什麼季節，他都可能回答‘叮兒——鈴。’根據手勢體態不同、音調和社交場合不同，他的意思確實可能是‘也祝你聖誕快樂’。但這話就如夏威夷人說的‘阿羅哈’一樣，也可以用於取代‘你好’或‘再見’。這位老科幻作家還可以使它的意思變成‘請’或‘謝謝’，或者‘是’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或者‘給你腦子裡塞滿炸藥，也不夠把你炸飛’。”

能指（“叮兒——鈴。”）成為漂浮的能指，所指的意義突然無限放大。“叮兒——鈴。”的含義增值了，意義模糊化、遊戲化、不確定化，語音中心被消解。這是嚴格意義的解構，換句話說，“所謂‘解構’，就是把傳統形而上學和一切傳統文化通過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而確定的概念和思想體系加以粉碎，以模糊化的符號遊戲取代它。 ”“叮兒——鈴。”提醒讀者世界是荒謬的、無意義的和不可捉摸的。

3、二元對立的突破——真實性與虛構性

《時震》該作品中，突破了真實性與虛構性、現實與科幻的絕對對立。二者是很難涇渭分明地分開的。該小說中的作者時不時以第一人稱的身份闖入故事中，讓大家相信故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特勞特作為該小說中作者的“另一個”自我是明顯虛構的。但是在《時震》小說中，讀者看到了作者與虛構的科幻小說家特勞特一起聊天和交流，兩個人在生活中保持著緊密的聯繫，甚至還同時參加了作家度假村的野餐晚會。二者完全超越了真實與虛構的人物界限，荒誕的虛構世界與殘酷的現實分分合合，融為一體，難以分辨。

《時震》中的虛構人物似乎也可以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蹤影，而真實的人物也走入了虛構的小說世界中來。該小說中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哲學家、畫家、音樂家、哲學家、核物理學家、大學教授、心理學家和建築師等等。他們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有些甚至還生活在現今世界。然而，他們走進了《時震》中，與故事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時震》中有一個虛構的人物，叫艾利亞斯·潘布羅克，是個羅德島的艦船設計師，在南北戰爭期間曾任亞伯拉罕·林肯的海軍助理秘書。在《時震》中，“他為鐵甲戰艦‘莫尼特’號動力系統的設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卻把妻子朱莉葉棄之不顧。她愛上了一個打扮入時的浪蕩子——一個叫約翰·威爾克斯·布思的演員。 ”

艾利亞斯·潘布羅克是虛構的，約翰·威爾克斯·布思是歷史上刺殺林肯的兇手。這些真實的人物與小說中的虛構人物混雜在一起：虛構的人物出現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之中，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融入虛構的小說之內。同時，如越南戰爭、阿波羅十一號登月和二戰等歷史事件也寫入了該小說，成為《時震》小說的一部分。

《時震》故事情節與歷史事件的交錯、相互滲透拉近了事實與虛構的距離，消解了二者的對立。“解構閱讀和傳統閱讀的最大區別在於‘可讀’和‘可寫’。”讀者一旦參與文本，就不自覺地進行現實與虛幻的識別、分析和闡釋行為。作者消亡，讀者誕生，文本變為“可寫”文本。“后結構主義解構了作者對文本的控制與剝奪、消解了固定而確切的文本意義，從而使讀者成了文本的合作人。”

詞語意象

“時震”（Timequake）一詞，是由馮內古特自創的術語，它所指的實際上就是人類的精神和靈魂上的地震。人類在當下這個充斥著科技與物慾的世界里，已經逐漸喪失了理性，喪失了正確決策的能力，以至無法正確使用人的自由意志。

《時震》小說體現了“通俗化”的傾向，是融智慧與痛楚、機智與屈從於一體的“極具娛樂性”的代表作；打破了現實與歷史的界限。《時震》雖然具有“後現代主義”特徵，但它並不參與到後現代主義對真理、進步等價值觀的否定行列中，而恰恰是相反。

——吳紅（重慶工商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時震》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沒有中心，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文本形式呈現一種散亂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文藝報

庫特·馮內古特（又譯：庫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 1922—2007），美國作家。出生在美國的猶太人，1940年考取康奈爾大學，主修化學。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志願參軍，遠赴歐洲戰場。1945年遭德軍俘虜，被囚禁在德累斯頓戰俘營。戰後，馮內古特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人類學碩士學位，后在哈佛大學任教。

作品有：《貓的搖籃》、《第五號屠宰場》、《冠軍早餐》、《上帝保佑你，羅瓦特先生》、《時震》、《蘭鬍子》、《囚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