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村

談村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城市化之前，其村落範圍南起談南路，北至和平路，西距今天的建設大街百十米，東至今天的廣安大街棉四宿舍內。至上世紀80年代，有居民2300多戶、7600多人。

該村由范談村和小談村兩個緊鄰的村落合併而成，東北部原為小談村，屬正定縣，西南大部為范談村，屬獲鹿縣。1941年兩村同時划入市郊。1958年公社化時，兩村合併，改稱談村。由於地處市中心，談村土地很早即被徵用，至1980年，村民全部轉為城市居民。談村拆遷改造從1986年開始，分批次至2003年全部完成，今天的園東園、談閣小區、談后小區、談中園等，均為談村居民回遷居住區。

寄望“修業居久而譚”

今天人們坐41或21路公交車，每當駛過談北路時，總會聽到報站的聲音說：“談村到了。”確實，談村這一站所在地，幾乎就是過去談村的中心。只不過舊村早已消失，一點蹤跡也尋覓不到。取而代之，是林立的高樓、狹窄的街道、穿梭的車輛，還有遍布街邊的飯店及小鋪。

談村原名“譚村”，據該村刻於光緒九年的張氏祠堂碑記載，張氏祖上於明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從山西遷來。原石家莊市政協文史委主任張辰來，是談村人。他在其著作《筆耕摭拾錄·談村追憶》中說，移民過來的人們，寄希望在此安家落戶，光大家業，子孫瓜瓞綿延，興旺發達，所以取名“譚村”。“譚”，在古漢語中除通“談”作說話解以及作為姓氏外，還有一個重要義項是“宏大、光大”。古語有云：“譚，業安於久而自大”，“修業居久而譚”。

隨著落戶時間日久，移民情結淡化，再加上“譚”字與“談”字的常用義項相通，“談”字寫起來又簡單，所以後來“譚”、“談”混用，再後來就直接叫“談村”了。

這一個談村，歷史上也曾有一段時間叫“范談（譚）村”，因其曾與南邊一華里處的“范村”（今范西路、省博物館一帶）合為一村。張辰來說，查《獲鹿縣誌》光緒七年以前的輿圖，都標有“譚村”、“范村”相鄰兩村。而光緒七年《獲鹿縣誌》所繪新輿圖上，卻只標有一個“范譚村”，沒有“范村”。其所附地理志“鎮頭社領村二十四”圖上，也只有“范譚村”而沒有“范村”。

據老人們言傳，當時范村和譚村合為一村，范村為前排，譚村為後排，完稅納銀時，兩村一起去獲鹿縣衙交納。後來兩村又剝離為二，1908年的地圖上又有了“范村”。

雖然與范村分開了，但“范談村”的名字一直延用。其實這村沒有一戶姓范的，倒是村東北房舍幾乎相連的另一個村子小談村，有范姓人家，他們祖上是從桃園村南遷過來成立的村莊。雖然兩村緊挨，但小談村屬正定縣，范談村屬獲鹿縣，1958年公社化時合併為一個村，正式改名“談村”。

小巷大街，青堂瓦舍

舊的村落布局，存在於老人們的記憶里。據張辰來、張華民、張友仁、張香林、張鳳波等多位老人回憶，今天的談中街，過去是村裡南北向主街，稱為“大街”。在大街兩側，向西伸出談西街（在今談北路以北不遠）、談閣街（今談閣街），向東伸出談後街（談北路位置）、談東街（今談中園樓區內）。這四條東西向小街與談中街，構成“一縱四橫”的布局，但它們與談中街只做丁字交叉，沒有十字交口。

北至距和平路50米、南至長安區政府大門前，東至談中園小區東北角牆外，西至燕風樓以東100多米路北，是舊村原有的東西南北四座大門所在地，大門均為閣樓建築樣式。

談村土地遍布村莊四周，今天，在談村土地上建起來的重要單位，西南有市委（2009年剛遷走）、市人大和市政協，正西有長安公園（東半部分），北有棉一至棉四，中有印染廠，東有華葯、熱電廠等。

村落之中，過去不乏磨磚對縫、青堂瓦舍的好房子，在村中心位置，基本沒有坯房。張華民家的老房就是一處兩進院落營造精美的宅第。它的原址就在今天的談中園2、3號樓中間。不論廂房正房，都是高砌台階、擎檐明柱，青磚灰瓦，漆雕彩繪。“如果能保留到現在，恐怕也夠上文物標準了。”張華民說，解放后這處房子曾被市公安局四分局做過辦公室。後來家人翻建，失去了原貌。

今天的談中園西門向東橫跨兩個單元，向南直至長安區政府西院大門，當年是談村最大的宅子“記生家”所在地。記生家是談村第一大戶，最盛時，談村32傾田地（不算小談村），記生家佔24傾。記生家的房子自然也最大，重重院落都是青磚瓦房。建房時，他家的大房梁平放在地上，兩個大人相隔蹲下，竟互不見人，可見房梁之粗！不過，這豪宅大院並未給主人帶來什麼好處，從日軍侵華開始，便先後被駐軍、工廠或機關佔用，而房主人後裔則長年流寓在外。

街坊憶舊

記生、貴林、“破車棚”

張辰來說，他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張記生、張路生兩位老人還健在。說到記生家，值得一提他的發家史。相傳早年間，山西平定州一商人走京上衛做生意賣瓜子，年關前攜資回家，半路遭劫，一路饑寒交迫，討飯來到談村。被記生家前輩主人收留將養數日，並送回山西老家。後來，這位商人感恩戴德，對記生家施以厚報。幾年之間，記生家不僅宅中廣廈隆起，村外也田產廣增。富到什麼程度，與幾百裡外束鹿舊城（今辛集舊城鎮）的高門大戶結親，雙套馬車一天趕不到，就自家出錢在晉縣馬於鎮建驛站，以備往來途中“打尖”住宿。

石家莊有句著名的民諺“金談固，銀白佛，玉石高家營”，在談村一帶流傳的版本後邊還有這樣一句：“趕不上談村破車棚。”足見其家之富。其“破車棚”就指張記生與張路生兩位老人的祖上—張家，傳說祖上弟兄五人，個個一身好功夫。有一次在藁城一個集鎮上因做買賣與人發生爭執，當地人意欲打架，小弟站出來說，不急，待我放好衣服。說完跳到戲台上，一隻胳膊摟住戲台明柱提了起來，另一隻手把小褂塞在柱子與柱礎石之間。只見戲台檁起椽動，瓦響塵飛，把當地人驚得目瞪口呆，隨即拱手揖讓，息了紛爭。談村這“五虎”也隨之名聲大噪。後來，他們開鏢局走江湖，又在南北大道沿路大市鎮開貨棧、店鋪，字型大小“五福堂”。張家雖有錢，卻相當低調。往回運銀兩的棚車（罩著席棚的馬車），大多棚頂破舊不堪。所以，“破車棚”這個外號就被鄉里叫了起來。其實“破車棚”家日進斗金，南北兩路送來的銀子，屋裡放不下，倒入院內井中。後來老五股分家時，擰著轆轤從井裡撈銀子。據說，談村那麼多好房子，和他家後代遍布村中建房立業有很大關係。

記生家雖富卻不忘濟貧，早年前曾撥出糧食建立“義倉”，每年青黃不接之際，由族中長者開倉放糧。受益者秋後還糧“灌倉”。有的無力“回灌”，便稱“下年再說”，實則作罷。給當年的談村人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另一位讓人難忘的鄉親，不是因為多富，而是他敢於為村民辦事，敢和日本鬼子打官司，他就是張貴林。1943年秋，日本人帶著幾個“二鬼子”（日偽工作人員），來到談村村東地里（今天的華葯一帶），強行埋樁、劃線，要佔地建“綿羊改進會”（也稱“糧棉試驗廠”）。談村老百姓不幹，把他們打跑了。“闖禍”之後，談村村官張貴林與鄉親結伴上省城保定，找偽省長吳贊周告狀。吳贊周雖是正定老鄉，卻不敢管。他們又來到北平，請當時在協和醫院工作的談村老鄉張式溥代寫訴狀，一式三份，分送王克敏的偽華北臨時政府、岡村寧次司令部和日本駐北平大使館。經過交涉，最後日本人答應每租借一畝地付款100元，並承諾場子開工后，被佔地戶可以優先錄用作工。不過到1945年，廠房剛蓋起，日本就投降了，老百姓得到信兒，連明徹夜拆房扒磚，拿回了原屬於自己的土地。

舉人“海歸”辦職教

上述幾位雖是談村名人，名聲卻基本只限於當地。真正名聲遠播、為國家民族做出重大貢獻的，當屬張良弼和他的女兒張式沅（即安娥）。

張良弼家就在談中街與談北路交口西側，今天這裡是一片未開發的空地，臨時被人用做“夜色啤酒廣場”。據《鹿泉文獻》記載，張良弼，字佑卿，幼年時“俊艾清慧，甫六歲即讀詩禮數千言。”27歲那年，張良弼中舉，曾任直隸州知州，后被清廷派往日本留學，入弘文學校師範科。在日本的經歷對他一生產生重要影響，他看到日本重視實業，曾在參觀后說：“吾知所以富國矣！”回國后，致力於實業技術教育。於1909年在保定創辦“直隸實業補習學校”，自任堂長。1912年，改為“直隸甲種工業學校”，任校長。這個學校以教授紡織職業技術為主，后校名幾經變遷，成為今天的“河北紡織工業學校”。張良弼被該校校史列為第一創辦人，同時被學界譽為河北職業技術教育的先驅。

他在辦工業學校的同時，還開辦私立民生中學和女子師範學校，並在高陽縣開設染布工廠。對於他的功績，《鹿泉文獻》稱頌道：“今也保陽（指保定，記者注）連屬（指屋宇連接不斷，記者注），工廠林立，富甲全省，民乃歌曰：種德者親，勤工者仁，張公之義，惠我無垠。”因其辦學績優，清代被遴選為知府，從1913年至1922年，四次被選為國會議員，這在當年時局動蕩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

張良弼不僅本人貢獻卓著，而且他的後代也多數學有所成。他的長子張式汀是石家莊最早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四子張式渠是紡織漂染專家；五子張式溥（前文提到代鄉親寫狀紙那位）是北京協和醫院眼科專家；七子張式瀛是紡織工程專家，曾任石家莊市紡織公司工程師；二女張式濃一生從事圖書館工作；第十子張式湛精通多國語言，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組織副代表；第十一子張式深是長沙鐵道學院橋隧系教授。

名門才女

一曲“漁光”紅遍全國

但以上所有人都不如張良弼的一個女兒出名，她就是張式沅——安娥。石家莊日報記者王律這樣評價安娥：“她是女作家、女革命者、社會活動家、具有先鋒思想的女權主義者，是一位多方面取得成就的傑出的女性。”

今天幾乎人人會唱的老歌《漁光曲》、《賣報歌》，以及抗戰時期唱遍大江南北的《打回老家去》，都是由安娥作詞。她作詞的歌曲有100多首，此外還有詩集《燕趙兒女》、詩劇《高梁紅了》、歌劇《洪波曲》、神話歌舞劇《海石花》、戲曲《楊八姐盜刀》、小說《石家莊》等大批作品。她曾陪同史沫特萊採訪新四軍李先念縱隊，寫成長篇戰地通訊《五月榴花照眼明》。前幾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將她的作品結集出版為《安娥文集》。

安娥是張良弼的兒女中唯一參加革命的一位，所以，她也被稱為“紅色女郎”。她早在1925年、年僅20歲的時候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受李大釗派遣到大連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至1929年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在隱蔽戰線，她化名“安娥”，做國民黨中央上海特派員楊登瀛的秘書，負責收集辨讀情報，在其參與下，包括任弼時、關嚮應在內的多位共產黨員得以被營救脫險。

她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日軍侵華、上海淪陷后，安娥在武漢發起、籌建“戰時兒童保育會”，搶救難童。她利用自己是文化人的有利條件，積極聯繫上層人士，使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她先去聯繫鄧穎超、史良等人，又和劉清揚一起找到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建議李德全出面請出蔣夫人宋美齡。最後，鄧穎超、宋美齡、李德全等多位婦女界名人成為保育院負責人。

解放以後，安娥先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單位從事劇本創作。不幸的是，她很快就失去了寫作能力，1956年，一場腦溢血使她半身不遂並失語，1978年，被疾病折磨多年的她謝世於北京。

還原歷史：

她是怎樣一個人

以上這些成就的羅列，或許並不能讓人真正感知：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根據老舍等人的回憶：她的裝束時而樸素，時而華貴；她總是神情安閑，即使剛剛經歷轟炸；她做什麼都不慌不忙，但作品眾多；她常常凝望遠處，像在沉思深奧的哲理……

讀她以自己家族為原型創作的小說《石家莊》，可以看出，兒時的安娥，是一個溫和、膽怯、聽話的女孩，“母親的話是她務必聽從的命令。”她內心世界豐富，常陶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反覆唱《小白菜》、《小草雞》等歌謠。她對美有強烈的感知力，家鄉綠海一樣的麥田，能夠吸引她長時間注目不願離開。

長大后，進入青春期，她和小時候判若兩人。15歲，她帶頭鬧學潮反對不合理校規，逼走和母親是結拜姐妹的女學監；20歲在北京國立美專讀書時，參加共產黨員鄧鶴皋領導的學生罷課，趕走校長。母親把她“捉”回家，父親與她決裂，她還是離家出走鬧革命。

她對事業，有著“理想主義者”的情結。她最怕人們提《漁光曲》，好像自己總在吃老本。她也不看重舊作，不收集，不整理。在《五月榴花照眼明》中，她說：“十幾年來，那個永遠存在於不遠的前面，而永遠抓不到的那顆壯麗的、樸厚的、鮮亮的藝術的果實，每一分一秒鐘都在擾亂著我！十幾年來，無論我的腳步速度如何，它——理想中的藝術果實——永遠示威似的懸立在我的額頭高空！”

她的愛情，經歷曲折，甜苦交織。而她對戀愛的態度，是既不迴避也不強求。她始終追求女性獨立，始終有自己的事業。眾所周知她是田漢（國歌詞作者）之妻，但田漢不是她第一位丈夫，她也不是田漢第一位妻子，但他倆最終攜手走完了一生。當1929年田漢遇見安娥的時候，已和林維中有婚約在先。娶了林維中后，與安娥重逢時又再度陷入愛河。林維中大鬧，兩人離婚。在這個過程中，安娥表現得非常理性，她在接受《新民報》採訪時說：愛情是無法爭得的，爭或許可以得到一個人的軀殼，但卻不一定能得到一個人的心。對於婚姻，她認為，在封建社會裡，女人依靠婚姻取得合法地位，其實“非常可憐”，假如男女的結合是基於愛情，那麼“同居也好，結婚也好，有什麼關係呢？企圖用結婚這一形式作為愛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對於那場沸沸揚揚的“三角戀”，她表示一切聽憑田漢決定。

安娥的戀愛哲學，在那個年代堪稱前衛。也因此有人稱她為具有先鋒思想的女權主義者。不過，安娥晚年雖然和田漢感情甚篤，在事業上卻沒能更進一步，又加患病，可謂晚景凄涼。尤其1968年田漢被批鬥至死，對她刺激極大。

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她的作品就不再那麼“吃香”。在那個寫了寫志願軍戰士與風對話訴思鄉之情即被批判為“吟風弄月”的時代（見安娥《關於討論抒情歌曲的發言》），她最終沒有摘到心目中那顆“藝術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