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登瀛

楊登瀛（1893—1969），1901年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前山。1919年赴日本留學，明治學院肄業。回國后，一度參加學生軍。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經濟通譯社就任譯員。翌年回到上海，就職於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同時為幾家日本通訊社撰稿。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楊登瀛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政界、經濟、文化乃至民間風俗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楊登瀛回國后即參加了五四運動，1924年又加入國民黨，1925年，積極參加了“五卅”反帝鬥爭，與上海總工會建立了聯繫，又結識了不少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朋友。如當時的工作運動領導人顧順章等。總之，他是一個在上海灘上非常“兜得轉”的人物。他在日本時曾讀過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思想傾向進步。這時，他認識了青幫中人、同鄉楊劍虹。楊劍虹當時是上海洋務工會的負責人，但思想卻比較右傾。楊登瀛雖然和他在許多問題上沒有共同語言，但廣東人特別看重鄉情。濃濃的鄉情把兩人連在一起，加上當時兩個人都是單身漢，他們在生活上十分親密，平時一個鍋里吃飯，一個床上睡覺，漸漸成了莫逆之交。

1925年年末，中共黨員陳養山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秘密設立於上海公共租界，該局的局長是中共早期黨員惲代英）任職時，經人介紹向楊登瀛學習日文，兩人遂相識。當時，陳養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廣州出版的大批進步的書刊雜誌，由廣州運到上海再轉發全國各地。由相識而相熟后，陳養山便經常將《中國青年》、《語絲》、《嚮導》等書刊送給楊閱讀，使楊逐步接觸了不少共產主義思想，從而嚮往進步，並結識了在上海活動的不少共產黨人如沈雁冰、趙子昂、陳望道等。楊還高興地說，如把這些書刊譯成日文寄往日本報社發表，能得到較高的稿費。其實，楊登瀛本人家裡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有時便贈送給陳養山，幫助陳學習日文。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楊登瀛大為不滿，頗多微詞，被蔣介石手下的人抓起來關進了大牢。可是沒過幾個月，又由國民黨要員蔡元培等從獄中將他保釋，以後便蟄居上海。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採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採訪股總幹事（股長），同時任命他為駐上海的特派員。這個位置雖不顯眼，但權力極大，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要抓什麼人，要殺什麼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決定。此時“中統”剛剛成立，人手非常緊張，整個調查科不過二十來個人。楊劍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幫手，他想到了楊登瀛頭腦活絡，交際廣泛，尤其在租界當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為自己的副手。

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範圍，為廣集情報，先後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並配有隨員和電台。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鬥自殺身亡。又因鮑君甫[楊登瀛]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陳立夫親自到上海，鄭重其事地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授給楊登瀛，上面寫著：“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並處理之。此令。”這就更大大地提高了楊的身價和地位。

這一時期，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主任幾經換人，先後有張道藩、錢大鈞、葉秀峰、徐恩曾等，他們都對楊登瀛表示信任。張道藩和他更有著暖昧的特殊關係，原來在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中，張道藩有一個政敵，他曾請楊登瀛設法將此人除掉，使張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站穩了腳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長的高位。為此，張道藩對他感激不盡，視為知己。有時張道藩、陳立夫到上海來，楊登瀛更是“一品香”，明夜“大都會”，聲色犬馬，盡心招待，以鞏固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後，秉承陳立夫的意旨，對楊登瀛也極力拉攏。他把黨務調查科秘密辦事機關的地址——南京中山東路5號，也告訴了楊，並對他說：“在用錢上，中央總是依從你的。”又送給他兩部曾國藩的《家書》，以示籠絡。

由於當時中共和各反蔣派組織，都以上海租界為活動基地，所以國民黨中央指令楊登瀛，設法與租界巡捕房建立聯繫，以便“中外協同，精心合作”。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從巡捕房中收集情報。楊登瀛接受任務后，就主動接近英巡捕房幫辦譚紹良。譚和他是廣東同鄉，二人早就認識。一次，譚的爪牙、兩個碼頭工賊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抓走，譚請楊設法營救，楊滿口答應。當天下午就去見時任警備司令的錢大鈞，錢得知是英捕房的人，馬上答應放人。第二天，楊再去英捕房，兩個人已經回來了。對此事，英捕房的西探長蘭普遜也十分感激，請譚拿200塊銀元給楊，他只是淡淡一笑說：“你認錯人了，你我至交，區區小事何足掛齒！”這件事給英國佬的印象很深。此後，他和蘭普遜也相熟起來。不久，蘭普遜又要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鑒式樣，他通過司令部副官處長茅乃功，將司令部各處及偵緝隊的印鑒式樣都弄全了，蘭普遜如獲至寶，十分感激，認為：“楊登瀛不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聽他指揮。”從此更加看重了楊登瀛。他還向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楊以外的人接觸。”

蘭普遜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攏楊登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楊是個日本通。當時，英國和日本的矛盾日趨尖銳，英國方面需要日本的情報，了解中日、英日關係。蘭普遜常向楊登瀛請教，楊淵博的知識，準確的判斷，使英捕房的官員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極力聘請他擔任了捕房的顧問，還特准他在租界緊急辦案時，不必履行常規的拘捕手續。從此他成了蘭普遜的座上客，經常自由出入蘭的寓所，蘭又推薦他擔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顧問。國民黨方面見他成了租界里的紅人，更把許多重要的案件交他處理。中央特科通過他，能及時地掌握租界捕房的情況。

其實，早在楊劍虹招徠楊登瀛時，楊登瀛就在內心產生了矛盾。所以，楊登瀛決定在正式就任前，徵求一下共產黨朋友陳養山的意見。陳養山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是中共黨內搞情報工作的行家。陳賡詳細詢問了楊登瀛的情況，並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覺得能夠在中統內安插一個內線實在是太重要了，當即決定由陳賡和他單線聯繫，同時要陳養山迅速從楊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楊登瀛興沖沖地來到外灘，與化名王庸的陳賡見了面。楊登瀛談到了自己與楊劍虹的關係，並訴說了身不由己當國民黨特務那番苦衷。陳賡非常誠懇地說：“我們完全理解你的處境和為人，支持你跟楊先生干調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起聯繫，最好與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關係。”“這沒有問題。”楊登瀛回答：“市黨部和警備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蘭普遜與我關係很好，我自然會更加用心地和他們打交道，只是這幫傢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動輒需要幾十塊光洋，我手頭……”“這沒有問題。”陳賡笑了，他從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條遞給楊登瀛：“這點黃金你先拿去用，以後每個月我們給你三百塊光洋，特別花費再當別論。”

楊登瀛為難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錢，今後楊劍虹要我搞你們的情報，這叫我怎麼辦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當了。”陳賡回答：“我們的情報會不斷地向你提供的，我們黨內的文件、傳單、《紅旗》、《布爾什維克》等機關刊物，我也會叫人給你的，絕不會使你為難。”

楊登瀛十分感動：“你們如此豁達大度，我心領了，今後我決不會使你們失望！”從這次黃浦江之游以後，楊登瀛正式確定了“雙重間諜”的身份。

為了掩護楊登瀛的工作，免除敵人對他的懷疑，顯示他的身分，陳賡請示周恩來批准，專為他購置了一部汽車。又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替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中央特科派安娥（張紅惠）去做他的秘書。楊登瀛把收集到的情報，全部拿到辦事處，凡屬對我們有用的，就由安娥及時抄送給陳賡。

貢獻突出

楊登瀛執掌了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的大權以後，為中共做了許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悄然而至，開會人還沒反應過來，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已沖入房內，將包括彭湃在內的開會人員全部逮捕。敵人“登樓捕人如預知的一樣”，中央斷定：黨內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誰呢？為此陳賡找到楊登瀛，經其一番“打聽”，原來是一個名叫白鑫的中央軍委秘書，早在一個月前就通過其弟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白鑫叛變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將其槍斃了，因此懷恨在心。再經中央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來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儘快除掉叛徒白鑫。陳賡再次與楊登瀛聯繫。楊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轉送龍華上海警備司令部。”於是中央特科全體出動，隱蔽在轉送的必經之地——楓林橋畔。遺憾的是敵人提前解押轉送，中央特科的武裝劫車功敗垂成。

為了儘快除掉叛徒，陳賡繼續與楊登瀛接洽。楊告訴陳賡：“白鑫就像不敢見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飛路和合坊43號（今淮海中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的家裡，有一群保鏢護著。南京方面已給白鑫一大筆錢，他將於11月11日去國外避難。”獲此消息的陳賡率領特科立即行動。

那天下午，先有兩輛國民黨方面為轉移白鑫的小車駛來，停在范爭波家的後門口，范家用人開始往車上搬行李，接著白鑫被眾保鏢簇擁著走出，離第二輛車僅幾米處時，特科隊員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驚疑恐懼之中的白鑫見狀拔腿就逃，並拔出手槍試圖反抗，但機警勇猛的特科隊員很快就將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號門前。

自從中共叛徒白鑫被剷除以後，中共認為楊登瀛（鮑君甫）“告密”的情報不僅重要而且準確，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與楊登瀛取得聯繫，中央特科先後增派了連德生（曾赴蘇聯接受過特工培訓）和一個化名安娥（女，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后成為田漢夫人）的地下黨員與他單線聯繫。

1928年秋，上海警備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產黨地下機關正在某處開會議事，上海警備司令部立即會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楊登瀛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親眼目睹7名共產黨人被捕。事後楊“告密”陳賡，叛徒戴冰石被及時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顧某正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的回報問題。楊登瀛獲此情報后立即“告密”陳賡，叛徒顧某立即命歸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為楊登瀛獲悉，他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慰年，隨後“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向巡捕房謊稱任是自己的手下，後來說項成功，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走出監獄。

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中共叛徒黃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蘇區任職，他竟致函蔣介石，表示要“歸順黨國”，並企圖以出賣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見面的時間、地點為籌碼，提高自己的身價。楊登瀛獲此信息后及時“告密”特科，黃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協助會審，楊立即“告密”特科，會商後派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以楊所請專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叛變行為後，由特科領導的“紅隊”將其懲辦。

1931年，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關嚮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還有不少機密文件。因巡捕頭目蘭普遜不識中文，便找到楊登瀛，楊遂“告密”特科，陳賡提議由楊介紹前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劉鼎藉機將其中的機密文件換出，由此巡捕房失去關嚮應的“罪證”。幾個月後，楊登瀛請律師出面將關嚮應保釋，出獄后，中央安排關嚮應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兼紅三軍政委。

而且經過楊登瀛的努力，中共許多人員陸續被安插在中統機關，如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打入中統內部，並成為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楊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的所有重要機密。周恩來曾經稱此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被捕以後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這個大叛徒由於工作關係，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當然也知道楊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況。顧順章叛變的電報從武漢發出后，首先由中共潛伏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身邊的共產黨員錢壯飛截獲，錢立即轉報中央，千鈞一髮之際，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平安脫險，只有極少數機關遭到破壞。楊登瀛雖不是共產黨人，但陳賡還是找到楊登瀛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楊登瀛卻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裡！”楊不相信顧順章能斗得過張道藩。陳賡說：“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一定會得天下，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就在這天早晨，徐恩曾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楊登瀛作為一名“告密者”同樣遭到逮捕。不久楊登瀛與陳賡先後被關押於南京憲兵司令部。楊登瀛在獄中仍舊通過關係，對陳賡予以照顧。陳賡極為感動，對楊登瀛說：“今後共產黨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決不會忘記你”。此後楊登瀛在獄中始終緘口不言。

該案中錢壯飛的出現，使得調查科徹底破壞中共中央的企圖化為泡影，但對於陳立夫、徐恩曾來說，中共“間諜”就隱藏在自己身邊，還擔任要職，真是奇恥大辱！頓足捶胸之後，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隱瞞”措施，正在焦頭爛額之時，又被捅出一個通共“告密”者，而這個通共“告密”者楊登瀛還是緣起陳果夫、陳立夫籠絡青幫並由張道藩引進的“人才”。大叛徒顧順章早已將楊的“罪行”和盤托出，這對陳立夫、張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商議之後，張道藩以“情報販子”“曾經有功”親自出面保釋，徐恩曾一路綠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楊登瀛被寬釋。從此楊登瀛牢記張道藩、徐恩曾的“教誨”，“老實做人”，徐恩曾給他安排了一個反省院副院長的職位，此時的楊登瀛已經完全脫離特工系統，與共產黨方面也失去了聯繫，生活歸於平淡。

七七抗戰爆發，特工總部（由調查科發展而來）西遷，重獲“自由”的楊登瀛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時，鮑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擺煙攤維持生活。

晚年生活

1951年“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楊登瀛認為自已曾為共產黨做過事，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一到，楊登瀛立即被逮捕。審訊時，楊登瀛講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間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楊登瀛去北京，楊登瀛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楊登瀛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楊登瀛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

回南京之後，楊登瀛於4月22日給安娥寄去一信。現摘錄如下：“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后即晚舊疾複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與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不愧煞！並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回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並致敬禮。”

由於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的關照，楊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見肘。一年冬天，實在冷得不行，楊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僅傾囊相助，還不時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誼令楊登瀛一家感動不已。至1963年他們之間還時斷時續地有著信件來往，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田漢不幸慘遭迫害，鮑君甫與安娥的通信中斷。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燒到了鮑家，楊登瀛被幾個自稱為“專案組”的人帶往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家。難能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淫威下，楊登瀛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約到身邊談話。周恩來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周總理作為秘密戰線的最高領導者，臨終之際，對羅青長提及楊登瀛，大概也有為秘密工作者在建國后長期遭受不公正壓制乃至迫害鳴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謂：“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要不要忘記他們”。

楊登瀛先後育有2子4女，長子早逝，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雲。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產黨員，在平凡的崗位上自力更生，過得踏實，並以父為榮。

楊登瀛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也就是所謂中統特務在上海的最高負責人，但又與共產黨人關係密切，事事處處聽從周恩來的調遣，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但又為了營救中共領導人，卻不惜一擲千金，以命相搏。周恩來、陳賡稱他是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無論楊登瀛內心當年有怎樣的考量，個人作風上又有多少不良習氣，可他對共產黨在最艱難時期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要知道，那樣的年代，誰能坐天下根本見不了分曉，如果單就個人仕途考慮，楊登瀛的選擇應該完全倒向有人脈基礎、能給他大官做的政權掌握者國民黨才對；而不是冒著生命危險，並真的因此而丟了仕途地在兩黨中間周旋，做什麼“雙面間諜”。他那上海灘以”楊登瀛“為名的冒險生涯顯赫輝煌，從獄中出來，蒙張道藩念及舊情安排於南京反省院后，就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