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養山

陳養山(1906-1991.2.22) 浙江上虞人。

1919年到漢口當店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組織上海五卅運動。

1928年後，在上海從事中共中央的保衛工作。

1931年後，相繼在上海、天津、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

1940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地方工作科科長兼幹部訓練班主任、中央黨校支部書記。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調查局局長、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安市公安局局長。

建國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檢察署署長、市委常委，華北政法委員會副主任、華北公安局局長（1952年），司法部副部長（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1966年）、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2月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1982年5月任顧問、諮詢委員會委員。是中共七大和八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早年投身革命

陳養山（1906～1991），上虞百官前江村人。自幼家境貧寒，1919年6月，時年13歲的陳養山隨親戚到武漢一家錢莊做學徒，其間，發生的五四運動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使陳養山思想受到很大震動，“位卑未敢忘憂國”，陳養山從當時由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雜誌中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並由此與惲代英熟悉，受到他的引導與教育。1924年7月，惲代英約陳養山單獨談話長達6個多小時，這對陳養山來說是一次思想洗禮，使他堅定了革命意志和鬥爭決心，奠定了終身革命的思想基礎。1924年10月，陳養山被吸收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月，中共武漢地委書記陳潭秋向陳養山宣布，他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後由時任青年團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林育南決定，陳養山擔任青年團武昌地區特別支部特派員，他所在的錢莊被中共武漢地委確定為交通站，由於來同他聯繫的人很多，引起錢莊老闆注意。同年5月，黨組織將陳養山調上海團中央工作。從此，陳養山結束錢莊店員生活，開始了以革命為職業的戰鬥生涯。

出生入死鬥爭

陳養山調上海后，擔任團中央交通員，在任弼時領導下，參與了“五卅”運動的組織工作。1925年7月，調任武漢團地委代理書記。9月，受黨組織派遣化名陳英舟以國民黨員的名義籌建國民黨武漢市黨部，並任常委兼組織部長。11月，又重新調回上海協助惲代英籌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任發行科長，並參與組織了上海閘北區印刷工人罷工鬥爭。1926年冬，受黨組織委派到寧波市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從事統戰工作。1927年3月，調杭州組建中共浙江省委組織機構，由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杭州白色恐怖嚴重無法立足，重回上海。其時上海黨組織重新調整，陳養山被分配擔任上海法南區委宣傳部長。11月，南昌起義失敗后，起義領導人賀龍為躲避敵人懸賞輯捕，輾轉來到上海，黨組織把掩護賀龍的任務交給陳養山。他不顧個人安危，細心安排，從食宿地點到聯絡方式，一切都處理得十分周密，保證了賀龍的安全。后又依據黨組織指示，布置交通線把賀龍順利護送到洪湖革命根據地。同年冬受黨組織安排回到武漢從事店員工會工作，由於在武漢的熟人太多，不宜開展秘密工作而返回上海。因與組織接不上關係，遂回到浙江開展地下工作。1928年1月，在浙江海門秘密領導組織農民暴動，后被人告密而遭反動軍警追捕，在妻子章素貞幫助下隱蔽脫險，碾轉回到上海。在等待接上組織關係時，暫避於舊識好友國民黨員鮑君甫（楊登瀛）家中，同時積極地做楊登瀛的正面引導工作。

參加中央特科貢獻卓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革命形勢由高潮轉入低潮，中共黨員人數由原來的5.7萬人銳減到不足1萬人。為有效地保衛處於秘密狀態、處境極其險惡的中央領導機關，使其能安全地指揮全國革命，周恩來在他領導的中央軍委專門設立了特務工作處，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央特科保衛機構，以適應隱蔽戰線工作的需要。

1928年4月，陳養山因向組織引薦楊登瀛，而被調入中央特科做情報工作，參與了中央特科的創建和一系列活動。此後在周恩來、陳雲的領導下，為保衛黨中央，保護和營救我黨重要領導人，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間，陳養山對黨的最大貢獻就是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中央特科的第一個重要反間諜關係楊登瀛。

在我黨的隱蔽鬥爭歷史上，有過“打進去”和“拉出來”兩個成功範例：一個是以李克農為組長，錢壯飛、胡底為組員，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掌握了敵特的核心機密的事例；另一個就是由陳養山將他所聯絡的敵特楊登瀛從國民黨特務機關中拉出來，建立我黨第一個反間諜關係的事例。陳養山與楊登瀛是1925年在上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擔任發行科長時認識的，關係比較密切，受陳養山影響，楊登瀛對共產黨比較同情，1928年楊登瀛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後任高級偵探，思想上產生了一定的矛盾：要當偵探，肯定會得罪共產黨，不僅對不起朋友，還會有生命危險，如果幫共產黨做事，又弄到一點共產黨的消息去應付國民黨，那既可在國民黨里做官，又可以不擔風險。於是他把這一想法告訴了陳養山，還把隨身帶著的一些情報與一份搜捕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了陳養山。陳養山把這一情況專門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當時負責中央特科的周恩來等領導認真研究后，認為楊登瀛這一關係在政治上雖然不很可靠，但對我黨地下工作確實非常需要。可對他加強教育，為我所用，決定在陳賡直接領導下由陳養山與楊登瀛單線聯繫。我黨利用這一關係，獲得了敵人許多極其重要的情報，掌握了敵人行動規律，使黨組織及許多黨員免遭破壞與逮捕，並利用楊所提供的情報，有力地懲罰了叛徒。如在營救我黨早期領導人彭湃（后因故沒有成功）、鎮壓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營救任弼時等事件中的重要情報，都是由楊登瀛通過陳養山向黨組織提供和幫助化險的。

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被已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及時獲知，周恩來連夜組織中共中央機關、江蘇省委及國際遠東局機關全部轉移，並對顧順章認識的，不宜再留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員，逐一安排轉移、調離措施。因陳賡與陳養山曾與顧順章一起工作過，已經暴露，周恩來決定他倆轉移到天津開展地下工作。黨中央指示他們的任務：一是營救在天津被捕的同志，調查被關押在什麼地方，協助胡鄂公、楊獻珍設法救援；二是考察能否在天津組建特科性質的機構，以保衛黨組織的安全；三是清查叛徒情況，凡對黨組織有嚴重威脅者必須堅決鎮壓。當時天津地方黨組織由於張克雲（張開運）等叛徒的出賣而遭到嚴重破壞，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陳原道等一批黨的負責人均遭被捕，一片白色恐怖，黨的地下工作者活動很不容易。陳賡與陳養山化裝成商人到達天津后，在與楊獻珍接上關係並準備開展有關救援事宜時，不料楊獻珍也遭敵逮捕，使救援工作擱淺。於是他們將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叛徒工作上，經過仔細清查與盯哨，終於摸清張克雲的活動規律，並由陳養山專程赴上海報告黨中央，後由從上海派來的“打狗隊”（當時我黨地下工作分工很細，“打狗隊”是專門負責執行鎮壓叛徒任務的），將其鎮壓。后因天津黨組織遭破壞的情況非常嚴重，難以立足開展工作，加之敵特中認識陳賡的人又很多，行動非常不便，隨時都有遭被捕的危險，於是陳賡與陳養山化裝成傷員，經山東青島回到上海向陳雲彙報了天津之行的工作情況。

從事情報工作成績顯著

1935年9月，中央特科完成歷史使命而自行撤銷，由於陳養山在中央特科的資深經歷和曾以新聞記者進行情報搜集活動的身份，被黨在上海的“中央臨時局”派到重慶開闢情報工作。陳養山化名陳仲英，以新聞記者身份赴重慶，與陳昌、陳克寒3人一起，利用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兼省銀行總經理劉航琛所創辦的《新四川通訊社》這一刊物為掩護，並通過劉航琛（原任四川軍閥劉湘所轄第21軍財政處長）的關係，與國民黨重慶行轅政訓處（情報處）建立情報聯繫，既找到了“靠山”，解決了經費和情報來源；又取得“合法”身份，便於打著政訓處的招牌大膽開展情報工作。經過數月努力，獲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開的、非法和合法的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的黨政軍動向、軍力配備及相互衝突、國民黨軍部黨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重慶經濟界與各地資本家的矛盾等，既準確又及時，價值極高。同時，廣泛聯絡各方社會人士，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秘密領導與參加了重慶、成都等地的有關抗日救亡活動。

1936年7月，為開展對東北軍和西北軍統戰工作的需要，陳養山被黨組織調到西安，他化名陳鳴鈞，以《西北文化日報社》記者身份，從事黨在西安的抗日宣傳和統戰工作，並協助左翼作家吳奚如編輯出版由張學良出資創辦的《文化周刊》，開展參與聯絡西北軍的統戰工作，在西北軍中宣傳我黨反對內戰，團結抗日主張。“西安事變”后，為保持與延安的聯繫，陳養山奉周恩來之命籌建《紅中通訊社西安分社》，專門負責向西安的各家報社及社會團體印發西安紅軍辦事處抄收的《紅中通訊社》的新聞和我黨發布的抗日文告、宣言等。《紅中通訊社西安分社》建成后，陳養山被調入黨中央西安情報站，專門從事情報工作。為推動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進行了大量艱苦的工作，搜集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要價值情報，做出了顯著成績。西安情報站以工作卓有成效和沒有出過任何差錯，受到黨中央的高度評價。

1940年6月，陳養山奉調回到延安，先後擔任中央社會部地方工作科科長、情報幹部培訓班主任、中央黨校第七支部書記及幹部科科長等職，其間負責過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政治審查工作，並出席了黨的“七大”。

1944年底，經賀龍向中央提議，陳養山調晉綏邊區工作，先後擔任中共晉綏分局調查局局長、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中共西北局社會部部長、西安市軍管會保衛處長、西安市公安局局長等職，他認真貫徹黨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線、方針，領導廣大政法幹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並參與領導了某些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在肅匪反特、保衛邊區、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等工作中做出了顯著成績，受到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中央領導人的讚揚。

對黨忠貞不渝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養山先後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檢察署檢察長、華北政法委員會副主任、華北公安局局長等職，為保衛和鞏固新生政權，奪取“鎮反”和“三反”、“五反”鬥爭的勝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績，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1954年秋，陳養山被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在1958年第四屆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司法部黨組被錯誤地定性為“反黨集團”，陳養山因此受到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降三級和留黨察看的處分，並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廠勞動。

1960年，中央組織部根據李克農提議，調陳養山到中央調查部承擔為中共黨史提供中共特科斗爭史的資料編寫工作。他隨李克農收集我黨情報保衛組織創建時期的歷史資料，整理編寫了十餘萬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傳記資料。

1966年2月，中央組織部調陳養山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列席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他在受到嚴重衝擊的情況下，不顧身體狀況，堅決抵制林彪和“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全心全意為寧夏的經濟社會發展而努力工作，他那深入基層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的工作作風，受到幹部群眾的擁戴，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好老漢”。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恢復后，陳養山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成員，不顧年事已高，同高檢院黨組班子一起，總結經驗，消除“左”傾影響，研究制定新時期檢察工作方針和任務，重建檢察隊伍和業務，為黨的檢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983年中央撤消了對陳養山、鄭紹文等9位同志的錯誤處分決定，蒙冤長達20年之久的司法部黨組“反黨集團”一案得以徹底平反。

1991年2月22日，陳養山因患肺癌醫治無效去世。

留下精神財富

陳養山以其傳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事迹，展示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以踏實的腳印踩出了一條正直的人生之路，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

一是對黨忠誠。無論在險惡的白色恐怖時期，還是在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他都沒有怨言、沒有牢騷。在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激情之中。對黨忠貞不渝的高尚情操，使陳養山始終沒有陷入功勞和冤屈的矛盾之中，在他的心中牽掛的總是黨的崇高事業。

二是持身嚴謹。在崇高信念支撐下，陳養山始終嚴於律己。從1924年至1940年的16年中，他一直在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經常同敵人周旋，但始終沒被敵人發現，也因此譽有隱蔽戰線“福將”之稱。許多人曾問陳養山：“你長期在龍潭虎穴中闖，在敵人眼皮底下工作，敵特怎麼沒有發現你？難道你有什麼秘訣嗎？”陳養山回答道，“沒有什麼秘訣，只要膽大心細，沉著機警，臨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與陳養山同事多年，深知陳養山為人的羅青長曾說：“這並非他有什麼決竅，而是由於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的鬥爭藝術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據陳養山妻子章素貞說：其實他還是有訣竅的。第一，他外出辦事不坐車。這樣，發生險情可以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環境，又能鍛煉身體，還能為黨節省經費。第二，他不輕易照像。這樣敵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敵人的追捕。第三，他辦事從不作記錄，凡事都記在腦子裡，能避免泄密。陳養山的這些做法充分體現了他老成練達的鬥爭藝術。陳養山嚴守黨的機密，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直到1940年陳養山回到延安，組織上向章素貞說明真相時，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實身份。陳養山只有高小文化，但他酷愛學習鑽研，勤於動腦，為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甚至敢於“以身試法”，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張很模糊的照片，那是1931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時，陳養山發揚自我犧牲精神，用自己身體試驗麻醉藥效力時留下的，是由陳賡親自拍攝的一張很有紀念意義的照片。

三是淡泊從容。陳養山從不居功自傲，幾十年如一日，不計名利，兢兢業業。他的無私奉獻精神已植根後代，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產黨員，在平凡的崗位上自力更生，過得踏實，並以父為榮。他的女兒回憶父親曾對她說：“過去我們參加革命的時候，腦袋是系在褲腰帶上的，不知哪一天就會丟掉，很多同志被捕犧牲了，我很幸運活下來看到革命勝利。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烈士用鮮血生命換來的。你們要珍惜，要知足，不能忘記過去，不要忘記為革命犧牲的前輩。”他無私無畏，兩袖清風，以高尚品格昭示後人，激勵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