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

1907年1月23日，陳昌誕生在四川省儀隴縣立山場一個破落世家。

1917年在其父陳子江先生遇害，不得已落草成寇，變為土匪張子侯部的“小老大”，由此練就了一身的武藝和好槍法。其間，被賈增儒先生收為義子，改姓為賈希一。

1924年畢業於“川軍第六師軍官講習所”學生隊，任六師某連隊司務長。

1926年畢業於“吳佩孚軍官團”軍士隊后，在湘鄂邊防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任中尉見習參謀，參加了第一次的“北伐戰爭”；在“丁泗橋戰役”中被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挺部，號稱“鐵軍”）所俘，從此改變了人生軌跡。在國民革命軍11軍“軍官教導隊”學習。受到俄國顧問鮑羅亭、政治部主任陳興林等同志的馬列主義教育。改造完畢后，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11軍20師補充團任中尉排長、24師司令部任中尉副官、26師司令部任上尉副官，參加第二次“北伐戰爭”，從此走上中國革命的康庄大道。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賀龍總指揮的上尉侍從副官、兼任“賀龍手槍隊”的隊長，肩負著保衛起義指揮部的安全重任，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積極貢獻。

“南昌起義”失敗后，就在中國革命步入了最低潮的時候，在“寧可錯殺三千，也絕不放走一個共產黨員！”的嚴峻關頭，陳昌於1927年12月3日，在武昌的中山大學，由尹人傑同志介紹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共產主義事業。

1928年，赴河南任近國軍（鄧寶珊部）任教導總隊區隊長；在返回上海途經武漢時被捕，以敵特身份，經被邵力子同志保釋。而後，再在赴四川忠縣，和湯昭武同志一起成功組織、策劃了“石寶寨起義”，創建了川東第一支紅軍隊伍。該部在中央紅軍長征路經四川時，併入賀龍同志任弼時同志率領的紅二方面軍。

1929年任廣東鬆口（今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蘇維埃政府赤衛隊隊長，后調到梅州蘇維埃政府，任赤衛總隊的總隊長，為建立蘇維埃政府作出了貢獻。

1930年任紅十一軍64團的連長、支部書記（兼政委），在一場戰鬥中負重傷回四川養傷，並與劉其珍同志結婚。傷愈後到上海找黨組織。

1931年因“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黨投敵，在上海黨中央慘遭滅頂之災時，毅然參加了中共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在黨旗下鄭重宣誓做“無名英雄”。先後在王世英同志、李克農同志、董必武同志、徐特立同志、馮雪峰同志、李濤同志、錢俊瑞同志、張黎群同志······等等中央首長的單線領導下，開始了長達18年的、隱姓埋名的、出生入死的、孤軍作戰的、傳奇般的特工生涯。

1932年在王世英同志領導下與湯昭武同志一起在上海從事諜報工作，參加李濟深將軍的“抗日軍政大聯盟”，成功策反蔡延楷將軍的十九路軍中下級軍官抗戰到底。

1933年在老張同志領導下在上海，在“中央特科”機關里為中央軍委首長整編、分析全國的情報等工作。

1934年在王世英同志領導下赴福建做十九路軍的情報工作，最大的功勛是：獲取到蔣軍的《圍剿計劃》和《密電碼》，使中央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圍剿，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拯救中央紅軍做出了貢獻。

1935年在王世英同志領導下赴江西德安，在第四專署兼保安司令部任偵緝大隊長，專做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將軍的情報工作，最大的貢獻是打通了蘇區的通道，讓紅軍長征時順利通過了莫雄的轄區。完成任務后再赴重慶，打入“康澤別動總隊”（此時康澤的地位比戴笠還要高）任情報員，藉此公開舉辦《新四川通訊社》擔任社長，“中央特科”立即派來陳養山同志和陳克寒同志前來協助，他們依靠記者的名分獲取許多許多重要的經濟、政治、軍事等系列情報······“三陳鬧重慶”是中共諜報界的一段傳奇。

1936年底，因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成功策劃“西安事變”，“中央特科”先後將陳養山同志、陳克寒同志調回“中央特科”，將陳昌的組織關係移交給中共中央長江局，遺憾沒有接上關係，而導致失去組織關係。

1937年返回老家，與陳聯詩同志、林向北等同志等取得聯繫后，發起、組織“萬縣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此後爆發“萬縣七君子事件”而遭遇被捕。後由林向北同志等人組織廣大群眾，給國民黨當局施壓而脫險。

1938年在老張同志領導下，任國民黨湖北青年救國團的常委兼宣傳組長，通過了李克農同志、董必武同志二位領導的嚴格審查，由於找不到直接領導人“老李同志”（即王世英同志）的證明，而無法恢復組織關係（黨籍），但恢復了工作關係，並同意打入蔣介石侍從室的警衛處任警衛參謀。改由李克農同志直接領導，期間最大的成績是：掌握的蔣介石的活動規律等相關機密，均及時呈報給黨中央。后因蔣介石侍從室例行的政審時，擔心四川人的陳昌是四川軍閥劉湘打入到蔣介石侍從室的卧底，陳昌不得不離開了蔣介石侍從室，失去了重要的諜報位置。同年經中央同意批准與劉其珍同志離婚。

1939年，在李克農同志領導下赴武漢，在國民黨中宣部戰地文化服務處任幹事。再赴浙江，任浙江省政訓處政訓員兼任第十專署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在一次戰鬥中被日寇的飛機轟炸時受傷。

1940年，在李克農等同志領導下赴江西，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中隊長。在此期間，因多次被黨內戰友誤解為“叛徒”、“托派”再加之失掉組織關係的痛苦折磨，和渴望到抗日一線與日寇戰鬥，分別請求時任的領導人李克農同志、董必武同志、徐特立等同志批准他離開白區到抗戰的第一線戰鬥，但黨中央考慮到他有多年的白區工作經驗而不準其請求，這些領導人要求他堅持在隱蔽戰線上為黨工作，失掉關係可以到延安找關係。不久因“皖南事變”，再次失掉組織關係。

1941年赴廣西桂林，自辦“商戶圖書社”，並讓妻子劉一平同志打入李濟深將軍府中任家庭教師，收集情報。然後，赴廣西隆山中學任校長，兼任國民黨隆山中學區黨部書記。在此期間最大的成績是組建“隆山藝術研究社”，為黨培養出一批進步學生，有藍鴻恩、何寶儀、藍慶昌、韋秀英、劉准、朱鉞、韋遠明、吳國賢、覃永秀等等學生青年。解放后，這些青年都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骨幹人才。

1942年任廣西賓士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校長，兼任賓士縣立中學國民黨區黨部書記。同時派劉一平同志返回重慶通過王亞平同志找到了“五叔”，終於接上了組織關係，獲得董必武同志的同意后，帶著何妨、藍鴻恩、石體貴以及何妨原來“廈門兒童救亡劇團”（“廈兒團”剛從南洋為抗日將士募捐歸來，因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就地解散，凡是大齡團員都要帶幾位小團員一起謀生）的小戰友賴雪清、顏萌、洪紹堡、陳友志，還有僑中的學生陳立人、鄺平等人開赴重慶。同年與劉一平同志離婚。

1943年，獲董必武同志資助的三萬元法幣興辦“重慶磁器口協和農場”，開始了黨的農村地下工作的生涯。

1944年，在董必武同志領導下開展農村地下工作，因經營不善，協和農場倒閉。退還董老1.5萬元法幣後到岳池新三中學任教。

1945年，在董必武同志領導下開展農村地下工作，任岳池縣立中學教導主任，開展農村的學運工作。經中央批准與何妨同志結婚。

1946年，在張黎群同志領導下，任墊江縣新民鄉中心小學和墊江縣立中學的教師，興辦了“墊江縣新民鄉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墾了大通寺的荒地，培養了又一批進步的農村青年，有譚正品、肖文仲、龔晏清、董士元、曾憲川、李增霞、李增蘭等。同時，派藍鴻恩同志打入到當地農民武裝“刀兒匠”中任“神童”，間接控制了這股農民武裝。

1947年，國民黨限時南京、上海、重慶三地的中共辦事處撤離回延安，不得已，再次失去組織關係。只好自己在川東農村孤軍作戰。

1948年在四川大竹，被國民黨特務胡俊生懷疑（這麼有能力、有輝煌歷史的人，怎能在農村教書，做生意？）高度懷疑是共黨而被捕，飽嘗各種酷刑又無證據只好假釋，實為放長線釣大魚。不久，又在四川墊江縣城遭遇逮捕，這次被押送到重慶二處監獄，慘遭各種酷刑（“竹筷子”、“踩杠子”、“電刑”、“老虎凳”等）堅持說自己被奸人陷害，巧妙利用原在國民黨黨政軍系統的身份（證件）再次化險為夷，由郭世明同志保釋。在獄中不僅展現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還利用機會宣講“淮海戰役”等等喜訊，鼓舞獄友的革命鬥志，堅持與敵人抗爭到底。

1949年在重慶二處監獄中獲得中共川東工作委員會王敏同志的指示：“出獄后再想辦法打入敵特機構，在重慶市解放時，你要去保衛渣滓洞的數百位革命戰士呀！”出獄不后，成功打入重慶交通警備一旅（志農部隊，負責渣滓洞白公館的安全警衛）任中隊長，遺憾的是他的二小隊長徐恆同志被敵特認出是華鎣山游擊隊的人而緊急安排自己人撤離，他倆也成功逃出了中美合作所的居所，在綦江迎來了解放大軍。

1950年起由周興同志指派到重慶市公安局，率領“精字20號小組”，為新中國的建設繼續從事特警工作。重慶市公安局撥款舊幣200萬（相當於人民幣200元）先後開辦了“人民書店”、“華川煙廠”、“關廟茶社”等單位作為掩護，最大的成績是一舉破獲潛伏在重慶及周邊區縣的“中國平民黨”，以及“中華反共地下救國軍”總指揮鄧錦環等全部將士，被人民政府判處槍決的敵特分子就有26人。

1952年就在他人享受“雙中事件”勝利成果時，他卻因這些“掩體”經營不善虧損而蒙冤，以“大貪污犯”被捕入獄，實為政治審查。同時，還株連其夫人何妨同志（已經臨近分娩）被重慶市公安局開除，大著肚子給人洗衣為生，大女兒陳世英就上街乞討，孩子出生不久就患病無錢醫治夭折。即使冤屈在身，在獄中還沒忘記自己是共和國的衛士，毅然決然地為公安獄警管教罪犯。重慶市公安局將全國所有破獲的敵特案和被國民黨破獲的地下黨案子進行對比聯審，沒有任何關聯和疑問，一年半后只好無罪釋放。

1953年出獄后，重慶市公安局不安排工作而失業，只好到重慶結核病院做清潔工。他一方面找老首長申訴求助，一方面要為黨的“掃盲運動”補做貢獻，將被捕入獄的時間補回來！自己只有10幾元的工資，竟然不顧妻子何妨同志的反對，毅然拿出五元錢來，還帶著大女兒陳世英一起，父女倆就在結核病院旁租農民的房間辦起了“夜校”······

1954年，由於有董必武同志的關懷和幫助，重慶市委才約法三章（不準伸冤、不準提照顧家屬、不準要待遇）地安排到中國西南水利發電工程局任招待所所長（在龍溪河獅子灘），每月28元的工資。因為這是中國自己設計建造的首個水電工程的樣板，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同志絡繹不絕，他們竟然成為陳昌尋找革命戰友的最佳途徑。因此，在沒有現代通信的五十年代，陳昌竟然基本上找全了土地革命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等各個階段的重要證明人（除“老李同志”—即王世英同志、“老張同志”—至今沒有找到、“陳仲英同志”—即陳養山同志）。因此，順利完成了近6萬字的《陳昌同志自傳》。

1955年是陳昌最開心的一年，工作上得心應手，局黨委為了照顧其生活，也將妻子何妨同志從重慶結核病院調入獅子灘水電站醫院，一家人幸福地團聚。在此期間，還將自己掌握的中華文化遺產太極養生方法向人們傳授，《陳氏太極氣功》還在多個期刊上發表，健康了一大批中國人。

1956年讓老戰友婁甚四同志辭去新疆的公職，到重慶獅子灘水電站脫產創作《地下烈火》一書（遺憾，后因被補為右派而夭折，至今沒有完成其紅色作品，婁甚四同志也被冤，判勞教五年）。

1957年補為極右派，押送到重慶大洪河水電站強制勞改。對於一貫看中政治生命的他，認為成為右派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了結，遺憾開始放棄幾十年如一日的氣功鍛煉，再加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又沒有營養，身體慢慢開始衰退。期間沒有能力照顧其親人，又失去一位孩子陳世強。

1958年，終於找到代號為“老李同志”的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同志專程從北京趕來重慶，倆生死之交的老戰友促膝長談后，王世英同志決定回到北京就向黨中央申訴。陳昌同志得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能“復活”了，無比幸福！因此恢復了堅強的革命意志，玩命的改造。遺憾呀，王世英同志回京后就因病中風、癱瘓、療養，無法顧及陳昌同志的冤假錯案。

1959年，因高強度的勞改和“糧食關”的出現，陳昌同志出現水腫、浮腫等病狀。但監管人員將醫生開具的病假條撕毀，規定其勞動量、強制勞改。陳昌只能連夜干，甚至連軸轉。畢竟年過半百、體弱多病，又遲遲盼不來王世英同志的消息，身心交瘁，病入膏肓······

1960年1月25日凌晨3點，被路過的工友發現他暈倒在工地，送到醫院后搶救無效死亡，享年53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諜報英才與世長辭！但他，確確實實地履行了步入“中央特科”的誓言做了一名真正的“無名英雄”！

1961年王世英同志康復後到重慶視察工作時得知陳昌同志被迫害致死，異常氣憤！隨即邀請湯昭武同志一起，聯名向黨中央申訴，經過4年多的調查、甄別，於1965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其第一次平反：糾正了1952年的錯捕錯判、1957年的右派等冤假錯案（國內第一起糾正右派的案子），家屬享受革命幹部待遇，但是黨籍只承認到“西安事變”。

1978年黨中央開始撥亂反正，不少冤假錯案得以昭雪。何妨同志及女兒陳世英不停地往返北京，特別是獲得陳養山同志、陳克寒同志、張黎群同志的鼎力幫助，198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其徹底平反昭雪：承認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入黨，黨籍從1927年算起。骨灰盒遷葬八寶山革命公墓（因為家屬都在四川，不便掃墓而婉言謝絕，等候革命老伴何妨同志謝世時再合葬）。

198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責成四川省委，由周明軒同志代表黨中央為其骨灰盒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至此，陳昌同志的政治生命得以“復活”。當時覆蓋黨旗的條件是：土地革命時期入黨的副省軍級老幹部，就是說：相當於追認陳昌同志為副省級（軍級）老幹部。

《陳昌同志自傳》創作於1954年底，創作目的主要為了組織上了解其的歷史。由此引火燒身被劃為右派，但卻為黨和軍隊，尤其是共和國情報系統，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陳昌同志自傳》已於2010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珍藏，也正是解放軍檔案館的收藏，揭秘了“賀龍手槍隊”塵封了83年的軍史。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部和中央軍委保密局“解密”后即可出版。

於1954年到1957年，由陳昌同志口述，由他的學生戰友婁甚四同志主筆撰寫。遺憾一場“反右”運動而夭折。將由孫輩們完成。

（以接觸先後為序，加粗的為主要領導人，其他的為短期領導人）：

智澄同志（陳昌的革命引路人）、葉挺同志、鮑羅亭同志（俄國顧問）、陳興林同志、吳仲喜同志（將陳昌引薦給賀龍的人）、賀龍同志、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劉伯承同志、彭湃同志、譚平山同志、周逸群同志、林伯渠同志、吳玉章同志、惲代英同志、尹人傑同志（陳昌的入黨介紹人）

（以接觸先後為序，加粗的為主要領導人，其他的為短期領導人）：

葛霽山同志（陳昌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蔡盛分同志、聶榮臻同志、古大存同志、舒淇同志。

（以接觸先後為序，加粗的為主要領導人，其他的為短期領導人）：

王世英同志（代號“老李”同志）、老張同志（至今不知真名）、老蘇同志（至今不知真名）、李克農同志、小陳同志（李克農與陳昌之間的唯一聯絡人，至今不知真名）、董必武同志、馮雪峰同志、李濤同志、徐特立同志、錢俊瑞同志、張黎群同志、劉光同志。

（以接觸先後為序，加粗的為主要領導人，其他的為短期領導人）：

周興同志、劉明輝同志、盧輝武同志、於炳然同志、張若千同志、熊良晨同志、牟光遠同志、廖亞彬同志、肖澤寬同志、周裕光同志、雷雨同志、楚群同志、趙孝庭同志、林向北同志、陳平達同志。

陳昌同志在解放前接受了李克農、董必武、張黎群等同志的嚴格審查，解放后1952--1953年政審,1961--1965年政審，1978--1981年複審，參與其審查的同志無數，為他平反昭雪的主要領導同志非常值得懷戀，請大家記住他們：（以接觸時間為序，加粗的為主要領導人）

王世英同志、湯昭武同志、陳養山同志、董必武同志、賀龍同志、李克農同志、安子文同志、閔學文同志、李凡同志；陳養山同志、陳克寒同志、羅青長同志、胡耀邦同志、宋任窮同志、潘中信同志、林向北同志、周明軒同志、鄭朝芳同志、李佳同志、畢建芝同志等等

戰友

何藩昌同志、蔣仁鳳同志、湯昭武同志、康健同志、史白新同志、李明柯同志、劉博萬同志、宋紅同志、陶紅同志、邵力子同志、張遠大同志、秦伯卿同志、馬烈光同志、孟槐同志。

湯昭武同志、劉其珍同志（第一任妻子）、邱人傑同志、老衚衕志（至今不知真名）、老朱同志（至今不知真名）、何藩昌同志、吳會治同志、余極同志、老盧同志（至今不知真名）、項與年同志、陳雷同志、徐稀影同志、李友義同志、老王同志（至今不知真名）、陳養山同志、陳克寒同志、林佩堯同志、陳聯詩同志（雙槍老太婆原型，曾結為姐弟）、林向北同志、吳昌文同志、劉一平同志（第二任妻子）、王濤同志、王亞平同志、徐伯昕同志、徐雪寒同志、王白申同志、梁同志（至今不知真名）、婁甚四同志、蕭美均同志、韋振之同志、何妨同志（原名何送金，第三任妻子）藍鴻恩同志、何寶儀同志、藍慶昌同志、韋秀英同志、劉准同志、朱鉞同志、韋遠明同志、吳國賢同志、覃永秀同志、蔡依渠同志、趙楓林同志、周開運同志、燕子飛同志、廖亞彬同志、廖寧君同志、沈永時同志、賴雪清同志、顏萌同志、洪紹堡同志、陳立人同志、鄺平同志、王立壽同志、譚正品同志、肖文仲同志、龔晏清同志、董士元同志、曾憲川同志、李增霞同志、李增蘭同志、李鐵夫同志、周子明同志、傅伯雍同志、王敏同志、陳克楷同志、陳良楨同志、郭世明同志、徐恆同志、蔡雄同志、楊煥章同志、張濤同志。

因為從事特工，與本家親屬全部斷絕了往來，至今了無音訊。這裡只能介紹他結拜的姐姐和三位妻子：

結拜姐姐

陳聯詩同志（1900.1—1960.5）妹夫林佩堯（1900.2—1946.6）育有一女一子：

侄女廖寧君（1925.4—1975.5）侄女婿林向北，侄孫兒林民濤、侄孫女林雪、林波、林芝、林鶴、林平；

侄兒廖亞彬（1928.8—2010.10）侄兒媳周玉碧，侄孫兒廖清華、廖青年，侄孫女廖嘉陵、廖小可。

第一任妻子

劉其珍同志（1911.3—2011.4），1930年結婚，1938年經組織批准離婚，育有一女二子：

大女兒賈閩生，女婿向德貴（1933.8—2008.9）外孫：向偉、向軍；

大兒子賈爭由，兒媳婦李荷清、孫子賈放、賈衛、孫女賈練、李航；

二兒子賈自解（1938.9—1977.10），兒媳婦吳光清、孫子賈征（1965.12—1988.1）孫女賈蕾。

第二任妻子

劉一平同志（1920.10—2008.3），1940年結婚，1942年離婚，與陳昌無孩子（但改嫁后育有一子三女：兒子賀鈞、女兒賀虹、賀白、賀蘭）。

第三任妻子

何妨同志（1923.5—2009.6）原名為何送金，1942年由劉一平同志介紹與陳昌同志相識，1945年經組織批准結婚，育有二女三子，有三個孩子因為遭錯誤路線迫害而謝世：

大女兒陳世英（女婿余兆春、外孫余磊）

二女兒陳世X （1952.8-1952.8）還未取 名就夭折了，因陳昌被捕，何妨被開除無任何經濟來源而致

大兒子陳世強（1955.2—1959.12）因陳昌勞改，患病身亡

二兒子陳偉光（1956.1—1967.8）因何妨被隔離審查，無人看管，在大渡河裡淹死

三兒子陳龍獅（兒媳婦劉若琴、孫女陳彥宏）

珍貴圖片

為了隱姓埋名，不僅與親人斷絕關係，也不能照相和留下之言片語。這就是中央特科的紀律。

這兩張照片是解放后，陳昌在重慶市公安局（身後是他在公安局的二位戰友，懷中的小孩是女兒陳世英）和獅子灘水電站時拍攝的。異常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