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
中共黨員代表作《徐雪寒文集》
徐雪寒(1911年8月28日——2005年4月27日),男,原名徐漢臣,曾用名徐梅君,浙江慈溪縣河頭市鎮(現寧波市鎮海區河頭鎮)河庄村人。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編輯出版家,資深的經濟管理家、政策諮詢家和外貿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原常務幹事,《經濟研究》雜誌原編輯,中央對外貿易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原顧問,中國財政學會原顧問,中國金融學會原顧問,中國稅務學會原顧問,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原顧問,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原理事,韜奮出版獎基金會原理事,享受正部級待遇離休幹部。中國共產黨優秀情報人員,杭州市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三聯書店前身之一新知書店主要創始人,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創辦人之一,上世紀80年代初,曾首先提議在上海開闢國家第二經濟特區。
徐雪寒(1911年—2005年),原名漢臣。浙江慈溪人。1935年在上海創辦新知書店,任經理。後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救亡情報》主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副總幹事。1943年後在新四軍軍部工作。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研究員、經濟研究處處長,華中財經委員會委員,華中銀行副行長,華中運輸公司總經理。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東區鐵路總局局長,上海鐵路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運輸部部長、貿易部部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合著有《中國經濟問題講話》,譯有《德國社會經濟史》,編譯《社會科學小辭典》等。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顧問、經濟學家徐雪寒同志因病搶救無效,於2005年4月27日下午17時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徐雪寒
1912年,徐雪寒一歲時生母病逝。三年後,父親在為白喉患者做手術時受感染病故,留下結婚僅半年的續弦。繼母是一位畢業於上海女子中學的頗有修養與見識的女性。父親病重時,繼母的哥哥們前去探望妹夫時也感染了白喉。她的六個哥哥連同嫂子、侄兒侄女幾十口人傳染身亡,家中僅剩一二人。此後,繼母多數時間在上海的好友家做家庭教師,每年僅回慈溪老家小住。徐雪寒的童年處於沒有管束的家庭狀況。隨著家庭經濟每況愈下,無力支撐徐雪寒和姐姐同時讀書,姐姐只能輟學在家。當時社會大眾的貧困,帝國主義的兇殘掠奪,以及家庭日益貧困的境遇,給年幼徐雪寒的心靈留下深刻的烙印。
1925年,徐雪寒在繼母的支持下到寧波四明中學讀書。是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他出於愛國義憤,參加街頭講演,組織同學到寧波農村參加巡迴演出,積極投入抗議英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殘殺中國工人的愛國運動。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背景下,不久他去上海,轉學到中國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集中的上海大學附屬中學學習,尋找拯救中國的真理。
1925年冬,徐雪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共青團江浙區委領導下,他在滬上開辦工人夜校,組織工人學習文化。1926年,徐雪寒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黨組織派他回浙江,先後任中共紹興縣委書記、杭州地委組織部長,成為大革命後期杭州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之一。1926年冬,浙江杭州工業專科學校因學生反對校長的專制高壓和不學無術而引發學潮,北洋軍閥孫傳芳部隊鎮壓學生。時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省議會議員的沈鈞儒先生對青年學生深為同情。為尋求支持,徐雪寒假以杭州學聯代表的身份,和共青團員、工業專科學校學生宋侃夫同去謁見沈先生,獲得積極成果,這極大地鼓舞了正義學生的鬥志。
1927年4月,中國國民黨右派於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在杭州採取了“四一二”反革命行動。此後,在杭州從事公開工作的大批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犧牲。徐雪寒所在的杭州地委機關處於秘密狀態而未被破壞。1927年6、7月間,中共浙江省委成立。根據工作的需要,徐雪寒離開杭州,先後被派到紹興和寧波開展工作。不久,省委被破壞,省委書記張秋人等先後被捕。
1928年初,由於叛徒出賣,中共寧波地委也被國民黨破壞。3月,徐雪寒乘輪船赴上海參加中共浙江省代表會議,因叛徒告密在寧波被捕。隨即,徐雪寒與鮑悲國、庄啟東等一批政治犯被當局從寧波轉押到杭州。經國民黨特別法庭審訊后即被關押至杭州浙江陸軍監獄。那時,中共浙江省委、杭州等地委市委一批領導骨幹、著名共產黨人已被囚禁入獄,他們與敵人進行英勇鬥爭,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與高風亮節的英雄氣概,對青年徐雪寒產生了極大的震動與影響。在張秋人、徐瑋(胡公達)等著名領導人犧牲后,徐雪寒決心以他們為楷模,積極投入了獄中鬥爭。
1928年3月至1933年6月,作為政治犯,徐雪寒在浙江省陸軍監獄關押。在此期間,徐雪寒與薛暮橋、張崇文、駱耕漠、蘇淵雷、鮑悲國、庄啟東、史永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學生難友形成了一個戰鬥群體。他們將監牢當作特殊的大學,為出獄繼續奮鬥而學習理論,儲備知識。五年期間,在惡劣的環境下,在嚴酷的敵對干擾中,他掌握了自學方法,培養了自學習慣,專心致志、循序漸進,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理論,還學習了世界語和日語。
1933年6月,徐雪寒被保釋出獄。
1934年春,徐雪寒到上海尋找組織。經先他出獄的薛暮橋介紹,參加了著名學者陳翰笙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參加研究會的還有駱耕漠、錢俊瑞、姜君辰、張錫昌等人;他們編輯出版《中國經濟情報》周刊和《中國農村》月刊,撰寫文章辯論中國社會性質,討論經濟問題,評論時弊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暴行。
1935年夏,“新生事件”之後,國民黨對左翼文化團體實施“文化圍剿”,《中國經濟情報》周刊面臨被迫停刊的危險。為此,徐雪寒與錢俊瑞、姜君辰、薛暮橋、孫曉郵、張錫昌、駱耕漠、朱楚辛、石西民、孫克定、華應申等發起人研究決定,以集資合作辦書店為形式創建宣傳出版機構。
1935年8月,徐雪寒受中國共產黨委託,承辦新知書店,任經理、總經理等職。新知書店陸續出版了一批進步書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鄉村建設批判》、《中國農村經濟常識》、《通俗經濟學》和《大眾經濟學》、《中國貨幣制度往哪裡去》等著作。在編輯出版圖書的同時,新知書店還組織專題討論、組織群眾運動、印製傳單等宣傳品、擔負地下黨活動機構運行等政治和經濟的功能任務。
1935年12月,徐雪寒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幹事。
1936年3月,徐雪寒任上海各界救國會聯合會副總幹事。
1936年5月,徐雪寒主持創辦上海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會刊《救亡情報》。
1936年6月,徐雪寒任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組織部總幹事、聯合會機關刊物《救亡情報》負責人。
此後,除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會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活動之外,徐雪寒接受黨組織任務,參與上海全市性重大抗日救亡運動內部秘密行動指揮部工作,成員為胡喬木、徐雪寒、王紀華(王文清),徐雪寒推薦沙文漢進入核心組。
1936年10月下旬,徐雪寒被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編入黨小組參與組織生活。他被編入的黨小組成員有胡喬木、王翰和李凡夫。組織分配徐雪寒聯繫職業界的黨支部(支部書記顧准),同顧准直接聯繫。
1936年11月下旬,“七君子事件”發生,徐雪寒參與組織發動“入獄救國”運動。
1937年,江蘇省委建立后,徐雪寒與姜君辰編在一個黨小組,負責新知書店工作以及其它重要任務。
1937年5、6月間,徐雪寒受全國救國聯合會總幹事會推舉,去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探望“七君子”。因徐雪寒繼母姓沈,便以“沈鈞儒外甥”的名義,由繼母陪同前往,徐雪寒向“七君子”彙報全國各界救國會的工作與張學良、楊虎城“雙十二”事變后的國內救亡形勢和延安方面的消息。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轟炸南京、南昌、漢口。淞滬抗戰爆發后,馮玉祥向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征薦幹部去做政治工作。徐雪寒由組織委派,作為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組織部部長沈鈞儒鈞推薦的代表,接受任務到南京隨同馮玉祥工作,赴河北桑園鎮第六戰區參與籌組政治部。隨後撤回南京。
“8.13”事件后,徐雪寒即組織新知書店內遷。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設立長江局,建立中國出版社,作為在國統匡以民間企業出現的出版機構,以區別於共產黨公開宣傳機關《新華日報》及其附設的出版部。中國出版社不另立機構,完全委託新知書店辦理。在武漢,徐雪寒他們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新知書店為基礎工作平台,承擔中共長江局領導的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任務,兩年陸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八卷、《論持久戰》、《蘇聯概論》、《中國革命問題》等圖書。此外還受命湖北省委合併揚子江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他們擴展分支機構,或以各地多種形式及名義拓展出版發行合作機構,在浙江、武漢、長沙、桂林、重慶、昆明、貴陽、香港、上海等地,開展戰時政治、經濟、文化服務,並將新知與讀書、生活三家書店共同辦成售書、購書和讀書的企業,成為民間組織形式的重要出版平台。
1938年8月,武漢戰事緊張。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撤銷長江局,南方局代表中央領導南方國統區和淪陷區黨的工作,書記周恩來。9月底10月武漢失守前,新知書店撤離武漢,分赴桂林、重慶。這期間,徐雪寒安排較多時間在重慶接受南方局凱豐同志單線領導並辦理中國出版社業務,往返於重慶、桂林之間。新知書店先行撤往長沙。隨後,書店總管理處遷徙至桂林並在重慶等地開設分店,繼續辦理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業務。徐雪寒根據周恩來副主席指示精神,在各地規劃部署二線、三線書店、印刷廠和副業機構。
1940年夏,徐雪寒作為新知書店負責人,和生活書店的徐伯聽、讀書出版社的黃洛峰到紅岩咀13號八路軍辦事處接受任務。中央關心他們在大後方的困難處境;周恩來指示他們,延安和敵後根據地很需要這三家書店,可聯合派出幹部,以民間企業形式前去設立出版機構。根據中共中央決策和周恩來指示,三家書店攜帶紙型、書籍和資金分兩路赴太行和延安等地開設華北書店。這同時開創了三家書店聯合經營的企業模式。
1940年冬,周恩來交給徐雪寒一項特殊任務。從新知書店挑選一批能做買賣的可靠的黨員幹部,到江西、福建、浙江一帶開設四五個灰色書店、文具店等,隱蔽待命,準備必要時作為掩護和交通站之用。
1940年初至皖南事變前,新知與塵活、讀書三家書店在各地的分店陸續遭遇查封。1941年1月7日皖南事變后,新知書店桂林總店被查封。徐雪寒面對被迫“清理內部暫停營業’’的局面,採取分散經營策略,從桂林撤退,從事地下工作。按照“設三條戰線的策略”,徐雪寒、黃洛峰決定新知和讀書兩店店名暫不公開使用,安排部分人員參加胡愈之等聯辦的文化供應社,安排部分同志去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開展經營活動,設立圖書文具公司,或文具店、土特產等副業經營機構。隨後他們去香港執行任務,再到上海“孤島”設立泰風公司作為和大後方及香港聯繫的公開機構,開展對外聯絡,並策劃創辦遠方書店出版圖書。與此同時,他與湯季宏等同志建立上海和蘇北、山東以及浙東根據地之間的海上運輸業務,向根據地輸送書籍、藥品、醫療器材及至軍用物資。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進佔上海公共租界后,徐雪寒等即不能再做出版工作了。經組織商定,撤銷書店在上海的公開機構,徐雪寒留下,組織存書秘密轉運去蘇北根據地等工作。
1943年3月,徐雪寒輾轉從水路飄海到膠東,再飄海到達蘇北根據地。周恩來同志電告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證明他的組織關係,后被分配到華中局情報部,協助部長潘漢年工作。他具體負責三方面工作:一是情報分析研究,為中央決策提供戰略參考,為新四軍和華中局提供重要信息;二是巡視上海南京情報系統工作;三是應對突發或特殊事件。在此期間,潘漢年系統的情報工作為黨獲取重要戰略情報,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1943年底,華中局為籌建華中一級抗日政府,成立了政權研究小組(政策研究室),徐雪寒兼任研究員,在曾山和馮定領導下,從事抗日民主根據地財政經濟建設及貨幣鬥爭。1944年5月間,華中局成立經濟情報處(經濟研究處),任務是搜集研究戰時三方經濟信息,及時準確地提供給華中局和各部隊參考,並支持後勤保障與經濟建設,徐雪寒任經濟研究處處長,同時仍兼任情報部工作。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華中局派員去上海探望鄒韜奮,向鄒韜奮表示慰問並贈醫療費。徐雪寒受陳毅同志委派,代表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到上海探望鄒的病情。在相見的第二天,鄒韜奮交給徐雪寒一封致華中局的親筆信,信中表達了他對中共中央的感謝和病癒後去延安的心愿,並說如有可能就要寫蘇北抗日根據地之行的經歷與觀感。徐雪寒回到新四軍部向華中局領導彙報探視經過,並代為起草了向黨中央彙報的電報草稿。
1944年2、3月間,鄒韜奮病危,徐雪寒再次代表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到上海探望鄒韜奮,並帶去醫療費。鄒韜奮在徐雪寒面前口述遺囑,要求中國共產黨審查他的一生,如合格,希望接受他為中共黨員。徐雪寒將韜奮先生的願望、要求及其長子帶回根據地。
1945年夏初,華中財委成立,徐雪寒任華中財經委員會委員。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徐雪寒任蘇皖邊區華中銀行副行長、華中運輸公司總經理。
1945年10月起,為準備參與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聯合政府和發展經濟,華中局根據中央命令,派徐雪寒拓展上海、台灣、香港等地商貿活動,陸續投入上萬兩黃金資產籌建一批金融和對外貿易企業,並領導一個採辦物資和運輸的秘密工作機構。
1948年,華東戰場進入戰略反攻。3月下旬,徐雪寒接到華東局任務山香港趕回山東,準備參與接管大城市。9月,山東濟南解放,徐雪寒隨軍接收濟南的公路、鐵路部門,任市軍管會交通部部長和華東區鐵路管理局局長,負責領導修復被戰爭破壞的鐵路,送大軍南下。1949年3月,徐雪寒按華東局和華東財委指令,率隊籌備接收以上海為中心的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四省一市鐵路系統,為華東人力流動和物資流通,提供運輸保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保障從蘇北、皖南和蘇南等地組織的糧食,從唐山、淮南和秦皇島等地組織的煤炭,從中南地區組織的棉花能運抵上海。
1949年5月進入上海之前,徐雪寒在解放軍第二、三野戰軍總前委和中共華東局領導下開展接管上海和華東城市群等各類重要準備工作。
從戰時經濟轉入和平建設與恢復經濟階段,百廢待興。面對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狀態,生產凋敝、交通梗阻、貿易滯塞、物價飛漲等嚴重局面,徐雪寒參與對策研究並組織實施了以上海為中心,涉及全國的穩定物價及統一財經戰略調控任務,抑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勢頭,保障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取得了經濟社會恢復性好轉。
1949年5月徐雪寒隨軍進入上海,擔任軍事管制委員會貿易處處長,負責接管上海市內外貿易和鐵路系統以及海關總務司署、江海關、中央信託局、輸出入信託局、美援物資機構和倉庫;同時,籌設新機構或改組利用舊機構,恢復和發展業務,儘快盡善地通過穩定市場,促進城鄉內外物資交流以恢復工業生產。作為華東大區級的接管機構,貿易處擔負著上海市的生產、流通和經濟生活的恢復任務,協調華東五省一市,彙集物資支援上海並將上海工業品輸送給本區各省;同時直接與中南(武漢)、華北(天津)、東北(瀋陽)其他大區貿易部門聯繫。貿易處還組建了上海市貿易總公司,通過公司機制,溝通了新老解放區同上海的物資交流,促進了上海市內工廠產品的銷售,克服了戰爭期間貨流不暢、產品滯銷所造成的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的困難。隨後又成立的糧食、煤炭、花紗布、茶葉、絲綢、醫藥、油脂專業公司以及中國進出口公司,對於供應上海市民生活資料和恢復以紡織業為主的輕紡工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海解放前市場流通的貨幣為鑄幣和貴金屬,職工與廠商將金圓券兌換成銀元、美鈔、金塊和余條。金圓券發行、貶值成為廢紙。華中幣發行后尚未在民眾中建立信用;而操縱銀元金條買賣的投機家則以證券交易所為大本營,繼續通過金融交易,影響華中幣的發行和流通,使華中幣難以進入市場。針對這一現狀,徐雪寒與金融處處長陳穆在深入調查基礎之上,在鄧小平、陳毅、曾山等華東局及上海市委領導下,研究部署應對方案,開展了推行華中幣、禁用銀元美鈔、打擊貨幣黑市投機交易和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銀元、美鈔等系列措施,使華中幣、人民幣在流通過程中確立了法定貨幣的職能。
針對敵對勢力封鎖石油、煤炭、洋米進口,空襲鐵路、供電設施及工廠的軍事行動,以及影響國計民生的大米、紗布和煤炭(即“二白一黑”)的市場投機行為,徐雪寒等分別採取多種防禦措施,保障了物資調運、能源供應、工業生產:在市場上,以經濟手段,逐步削弱投機資本,相對地穩定市場,維護了華中幣的信用,保障了市民的基本生活安定,圓滿完成了財政經濟系統的接管工作。
1954年徐雪寒率團訪問波蘭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通過關於調整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決定撤銷貿易部,成立對外貿易部、商業部等,以適應國家建設發展的要求。9月,徐雪寒調任中央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負責東歐國家進出口貿易;分工領導部直屬機構第二局、進口局、綜合計劃局、財會局、運輸局及各專業進口公司,並率領中國政府貿易代表團出訪東歐各國開展工作談判。
1955年4月徐雪寒受“潘(潘漢年)、楊(楊帆)事件”牽連,被隔離審查、關押。
1965年8月徐雪寒被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力5年,提前假釋,被安置到國家外文出版局圖書館監督勞動,文革中被批鬥、在幹校監督改造。
1978年,徐雪寒從幹校回到北京,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參與編輯《經濟研究》月刊。在此期間,他以一位普通老編輯的姿態投入工作,為經濟學國家權威刊物的編審建設增添一份力量,發揮了業務代際傳承作用。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對徐雪寒的原判,7月中組部恢復徐雪寒的黨籍。
1982年,中央成立政策諮詢機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組織上調徐雪寒擔任中心常務幹事,分管財政、金融和對外經濟研究工作。在中心工作期間,徐雪寒為推動金融體制改革、促成中國人民銀行的建立,做出不懈的努力;為推動外貿體制改革、形成統一管理、聯合經營的方針,做出重要貢獻。1988他改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職顧問,1996年經組織批准離職休養。
1995年(左二為徐雪寒、左三為吳敬璉)
1987年,徐雪寒赴上海調研。其間,他代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薛暮橋同志與原華東局華東工交黨委委員卜三同志協商,提議籌建中國合作經濟報,宣傳推進合作經濟。中國合作經濟報在滬創刊后遷至北京。
1998年4月,徐雪寒夫人朱光熙辭世。
2000年中組部批准享受正部級待遇。
1981年至2005年,徐雪寒在中國財政學會、中國會融學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貿易促進會、中國合作經濟學會等學術團體擔任顧問: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韜奮出版獎基金會理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老同志聯誼會首任名譽會長等。
徐雪寒逝世后,遵照徐雪寒的遺願,他捐獻了遺體,並捐獻角膜,但最終因為角膜老化,沒有派上用場。按照級別,他本來“有資格”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最終,兒女們把徐雪寒夫婦合葬在了八寶山人民公墓。
經濟學家
徐雪寒同志,是我國資深的經濟學家、編輯出版家、經濟管理家和政策諮詢家。
徐雪寒同志
徐雪寒同志早年在浙江寧波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活動,並因此被捕入獄。在浙江陸軍監獄,他和薛暮橋、駱耕漠、庄啟東等一批同志、難友一起苦讀“牢獄大學”,在6至7年的時間內,成為國民教育序列之外特殊環境下的“大學生”。出獄后,他從杭州到上海,從事寫作和編輯出版工作並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徐雪寒同志從主持軍隊或抗日根據地的財政工作到接管上海,管理華東六省一市的內外貿易、海關、鐵路等多部門的領導工作,並最終奉調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這一時期,徐老積累了廣博深厚的經濟運作與宏觀管理經驗,並結合工作實際寫作了大量有關貨幣管理、國際貿易等方面的文稿。
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徐雪寒同志不顧年齡和身體的限制,積極參加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再次投身經濟研究的文稿編審工作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調查研究、政策諮詢工作。對於國民經濟的較快、平穩、健康運行,他給予了高度嚴肅的關注;對於經濟增長的質量提升及其可持續性的增強,他發揮了自己所能發揮的作用。
在有關20世紀80至90年代基本國情的認知上,徐雪寒同志強烈意識到,經濟活動與人口增長存在著危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不和諧問題,要求高度重視人口、資源、經濟三者的協調關係,主張走一條堅實的、持續發展的惠民之路。他還指出,正確安排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體現。
而為了加大開放力度,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徐雪寒同志曾提議在上海開闢國家第二經濟特區,充分發揮上海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區位優勢與工業基地優勢。
對於20世紀80至90年代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徐雪寒同志堅持主張在經濟增長中,必須遵循綜合平衡的原則;堅持合理確定經濟增長率,防止盲目攀比的、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速度,保持經濟運行態勢的基本平穩,保障並提高經濟效益,保證經濟發展戰略的穩步實現。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發表后,徐雪寒同志更是在深化改革座談會上發言指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由中國革命取得政權後主要矛盾的變化所決定的。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從來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從而使國受益、民得利,避免國遭損、民受害。他指出,國家經濟改革的成功有賴於執政黨黨風的改變,不解決貪污腐敗、營私舞弊問題,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難以奏效。
三聯書店創始人
徐雪寒
徐雪寒曾經有過輝煌的少年和青年時代。1911年出生的徐雪寒,15歲入黨,擔任杭州地委組織部長;17歲被捕,在杭州陸軍監獄,和薛暮橋等人一起,把監牢當大學。1934年出獄參與組織農村經濟研究會,和陳翰生、錢俊瑞、姜君辰、薛暮橋等辦《中國經濟情報》專刊和《中國農村》月刊。1935年,他們自籌資金成立新知書店,徐雪寒出任經理。幾年工夫,新知書店就擁有二三十家分店。看看他在二十幾歲年紀上,所寫文章之廣泛:工業、農業、鐵路、海關、市場、貨幣、金融、財政,便知他是多有智慧和創造力的人。中共女情報員朱楓是徐雪寒曾經的屬下。徐雪寒介紹朱楓入黨,並調遣她做貿易,為隱蔽戰線管理經濟事務。1949年朱楓去台灣前,還寫信問徐的意見。1983年,又是徐雪寒傾其所知向有關部門講述朱楓歷史,為她爭得應有的結論。1943年徐雪寒被分配到華中局情報部工作,成為潘漢年助手。從1943年春夏到抗戰勝利前,潘漢年系統來自上海、南京的所有重要情報,都經過徐雪寒的手。
在1943年,徐雪寒任華中銀行副行長;1946-1948年,他在上海、香港一帶建立過一批銀行、錢莊、對外貿易機構,從事商業活動,為共產黨籌集資金;上海解放后,又隨軍接管財政經濟部門;1949年,被任命為上海鐵路局局長、華東貿易部部長。1952年進京,擔任外貿部副部長。周恩來曾表揚過一位為革命幹了許多不同行當的同志,說他干一行,鑽研一行,並在那一行做出優異成績。說的就是徐雪寒。
1955年4月,他被秘密關押,從功德林到秦城監獄,那是因“潘漢年、楊帆案”而受牽連。直到1965年,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後,假釋出獄,“文革”一來,又以戴罪之身蹲牛棚、下幹校。直到1981年,最高法院才撤銷原判,宣告他無罪。整整26年,從44歲到70歲!
1981年夏,徐雪寒終於脫掉重罪枷鎖,國務院領導找他談話,徵詢他對工作的意見。重回社會,已是古稀之年。歪打正著地,他錯過了建立計劃經濟的歷史,一躍為市場取向改革奔走呼號。在他的頭腦里,大概從來沒有插入計劃經濟,接受市場經濟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1983年,國務院還要求經濟研究中心制定外貿體制改革方案。老外貿徐雪寒大施身手,召集會議、調查研究,提出“統一管理、聯合經營”的方針。
雖是浙江人,他認上海是第二故鄉,最早主張上海全面開放,提議開闢國家第二經濟特區,充分發揮上海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區位優勢和工業基地優勢。他說:“上海人靈得很,要解脫髮展商品經濟的束縛,使上海人的長袖能夠舞起來正是因為他的力主,使重建交通銀行的步伐加快。1984年12月初,國務院領導宣布,在中國人民銀行之下設立一個新的全國性的銀行——中國交通銀行,與四家專業銀行平行,總行設在上海。
1980年,國務院領導指示要設立中央銀行,可是兩年過去了,也沒有進展。人民銀行倒是提出過兩份建立中央銀行的意見,遭到專業銀行強烈反對,說他們以中央銀行之名恢復由一家銀行獨攬業務,欲使專業銀行名存實亡。從1983年3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開始研究各國金融制度,還邀請了曾任德國政府“五賢人委員會”成員古托夫斯基來華交換意見。國務院領導採納了他們關於設立中央銀行的建議,並委託中心會同四大銀行提出具體方案。
中心總幹事薛暮橋第一次邀請四大銀行坐在一起開會,就發生了爭吵不休、散不了會的僵局。要想破這個局找到一條出路還真不容易!這麼多障礙:意識形態的、部門利益的、技術上的,誰能既看得清,又擺得平呢?這時,薛暮橋倚重他的老朋友,也是他請來中心擔任常務幹事的徐雪寒。薛深知徐的價值。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經歷過市場經濟的不乏其人,有過運行經驗的人則很少,經營過銀行的就更少,而存活下來,又委以重任的似乎只有徐雪寒了。
既然坐不到一起,就背對背個別談。徐雪寒登場了。他分別和四大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的負責人談,綜合他們的意見,中心提出方案,再反饋協商。經過12次座談會,才大體達到協調。緊接著,徐雪寒南下上海,和四家銀行的分行長、金融家,以及原國民黨中央銀行高級職員分別座談,聽取意見協調矛盾。他既有資格,又有人脈,圓滿完成任務。中心最後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責。人行不直接經營信貸業務,只與專業銀行發生信貸關係,成為“銀行的銀行”。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重新有了中央銀行的建制。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合著),作為新知叢書第1輯第7種,於1938年由新知書店出版。
徐雪寒同志翻澤的加田哲二著《德國社會經濟史》、編譯日本學者神田豐穗著的《社會科學小辭典》兩部書,分別由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5年7月1日,徐雪寒在《新華論壇》第1卷第10期發表《華中解放區的貨幣》。
1981年8月29日,徐雪寒在光明日報發表《調整我國人口再生產的關鍵性決策》。
1982年1月,徐雪寒在《社會科學輯刊》發表《評我國三十年來人口理論的研究》。
1982年2月5日,徐雪寒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決貫徹農村人口政策》。
1982年4月,徐雪寒在《財貿經濟》1982年4期發表《談談計劃經濟和商品生產》。
1982年9月13日,徐雪寒與中央黨校毛蓉芳副教授、吳健教授合作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經濟特區建設中的幾個問題》。
1982年9月,徐雪寒參考華應申、沈靜芷等20餘位同志所寫的歷史文獻,回憶並撰寫了新知書店自1935年8月至1948年10月結束轉為三聯書店為止的十三年四個階段發展歷程,題為《新知書店的戰鬥歷程》。
1983年3月,徐雪寒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曉亮同志合作,在《經濟研究》1983年3期,發表《一本好的政治經濟學通俗讀物——評介<鄧克生通俗經濟論文選>》。
1983年7月13日,徐雪寒在經濟日報發表《堅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
1983年,徐雪寒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戴園晨研究員合作,在《計劃經濟研究》1983年35期發表《財力使用方向的一項抉擇》。
1984年1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武超、陳家勤、李雨時合作,在《財貿經濟》1984年1期發表《關於外貿體制改革的調查報告》。
1984年2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孟憲剛副研究員合作,在《財貿經濟》1984年2期發表《試論外貿出口的“假虧”問題》。
1984年9月3日,徐雪寒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冒天啟副研究員合作,在《人民日報》發表《綜合平衡依然是制定計劃的總原則》。
1984年12月,徐雪寒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冒天啟副研究員合作,在《財貿經濟》1984年12期發表《學習孫冶方經濟理論的一點體會》。
1985年1月,徐雪寒在《上海金融》1985年1期發表《發展商品經濟,改造和振興上海》。
1987年5月4日,徐雪寒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從強化宏觀控制入手搞好綜合經濟改革》。
1987年2月,徐雪寒在《金融研究》1987年2期發表《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
1987年6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黃旭助理研究員合作,在《財貿經濟》1987年6期發表《當前金融形勢和銀行業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1987年7月7日,徐雪寒撰寫《關於我國人口控制問題的幾點意見》。
1988年3月,徐雪寒在《財貿經濟》1988年3期發表《制止通貨膨脹是當務之急》。
1988年5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唐明峰同志合作,在《財貿經濟》1988年5期發表《深化改革需要儘快建立分級財政體制》。
1988年4月,徐雪寒在《改革》1988年4期發表《通貨膨脹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
1988年6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張軍擴同志合作,在《財貿經濟》1988年6期發表《論經濟效益與承包經營》。
1988年7月11日,徐雪寒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價格全面改革分兩步走為奸》。
1988年11月23日,徐雪寒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治理整頓的幾個問題和建議》。
1989年1月9日,徐雪寒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關於治理整頓的幾個問題和建議》。
1989年12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夏德仁同志合作,在《管理世界》1989年6期發表《當前穩定貨幣的基本對策》。
1989年9月在沈靜芷、俞筱堯、孫全、曹辛之諸同志的大力幫助下,《徐雪寒文集》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薛暮橋同志為之作序。其中經濟類文章包括“30年代起至50年代”和“80年代起至90年代”兩段時期的著述。回憶類紀念文章涉及的專題人物及部門,包括周恩來、陳毅、曾山、潘漢年、沈鈞儒、鄒韜奮、徐雉、孫冶方、庄啟東、朱楓(朱諶之)、華應申、沈靜芷、陳其襄、徐伯聽、許滌新、孫曉郵、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新知書店和三聯書店、上海內外貿易系統等。這是一部經濟學著作的範文集,不僅有理論深度和歷史厚度,而且針對性極強。
1990年4月,徐雪寒在《財貿經濟》1990年4期,發表《為繼續深化改革開闢道路——祝賀<財貿經濟>創刊十周年》。
1991年9月,徐雪寒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張軍擴同志合作,在《經濟研究》1991年9期發表《改革呼喚新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和企業制度——<論我國所有制和企業制度的改革>評介》。
1992年3月,徐雪寒在《改革》1992年3期發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研究商品經濟理論》。
1994年5月,徐雪寒在三聯書店出版的《新知書店的戰鬥歷程》發表《五十年後的反思——我對新知書店工作的思考(代序)》。
1995年2月,徐雪寒在《教學與研究》1992年3期發表《<躋身國際市場的艱難起步>評介》。
1996年5月,徐雪寒為《商品經濟原理》(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撰寫序言。
1999年6、9月,徐雪寒與駱耕漠共同為《一個左聯兵士的求索》(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和《庄啟東勞動經濟文選》(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撰寫序言。
2006年10月,《徐雪寒文集(增訂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出版。
徐雪寒同志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徐雪寒同志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在戰爭年代為我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逆境中正確對待組織的決定,不計較個人得失,正確對待組織的工作決定,扎紮實實做好本職工作。
徐雪寒同志在經濟改革之初,以高度的工作熱情投身到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工作中。他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努力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在國民經濟建設規模、分配比例關係、財政稅收、銀行信貸、對外貿易、特區建設等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議和意見,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國家經濟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做出了突出貢獻。
徐雪寒同志堅持真理,處處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他勤于思考,刻苦學習,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善於運用經濟理論研究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提出獨到的政策建議。他工作認真負責,勤勤懇懇,勇於開拓;他作風民主,為人正派,胸懷寬廣,謙虛謹慎,關心同志;為人坦誠,不計名利。
徐雪寒同志在近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不渝地堅信共產主義,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我國的經濟政策研究和諮詢事業努力奮鬥,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
經濟學家吳敬璉評價徐雪寒同志道:“如果顧准在學術思想上是一個泰斗級的人物,那麼他的才能是表現在多個方面的。”
1988年薛暮橋在給 《徐雪寒文集》寫的序言中說:“歷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憂鬱症,在同朋友敘談時常常流露出憂國憂民而又無能為力的苦悶心情。但他從來不談自己所受的將近20年的冤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魯志強寫過一篇《想起徐雪寒》,其中翻來覆去地“想”:“我想不出一個革命者被革命專政的所思所想,也想不出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理想拋棄的所感所受,但我知道那一定無數倍於肉體的痛苦。”
紀念徐雪寒誕辰100周年
徐雪寒同志百年誕辰紀念會
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用“傳奇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來評價徐雪寒,認為他的傳奇在於人生經歷的傳奇性、故事性,偉大在於他多方面的貢獻。
《懷念徐雪寒同志》出版
2006年,在曹健飛會長的主持下,《懷念徐雪寒同志》文集由三聯書店老同志聯誼會編輯印刷,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懷念徐雪寒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