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橋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橋生於江蘇無錫縣禮社鎮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歲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初二的薛暮橋聽到噩耗：愛面子的父親在50歲生日的前幾天，害怕債主逼債，懸樑自盡。半年後，薛暮橋輟學到杭州鐵路車站當練習生，學習會計。薛暮橋當年的秘書、現任中國保監會副主席的李克穆對薛老驚人的記憶力嘆為觀止：對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各個時期的經濟統計數據，薛老可以隨口道出。

20歲的時候，薛暮橋已經成為當時滬杭鐵路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鐵路工作的經歷讓他結識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軍閥禍國殃民的暴行，並最終投身於鐵路工人運動。1927年，薛暮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四·一二”政變后，在杭州被捕入獄。薛暮橋和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關在甲監5 號。面對死亡判決，張依然每天堅持讀書五六個小時。有一天，張秋人把書一扔：“怎麼還不槍斃我？”薛暮橋非常驚訝：“既然知道快死了，為什麼每天還要讀書？”張秋人答道：“我們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讀書。”這句話對薛暮橋觸動很大。回憶錄里，他寫道：“這是終身難忘的教誨，我一生沒有忘記他的教導。”從此，薛暮橋養成了心無旁騖的習慣。監獄里、禁閉室中，薛暮橋都置若無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書本里。

3年的監獄生活中，薛暮橋學習了世界語、世界通史，但讀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蘇聯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這些為他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礎。

薛暮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貨幣的價值決定於貨幣發行數量，而不取決於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出獄后不久，薛暮橋幸運地遇到了經濟學的啟蒙老師陳翰笙。陳翰笙反對引經據典，反對不做調查研究、空談理論，注重田野調查。經過一個月的調查后，薛暮橋發表了第一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文章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變遷為主線、揭示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不久，該文被翻譯到日本。抗戰前夕，薛暮橋擔任《中國農村》首任主編，刊登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農村改良主義，論證變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戰爆發后，薛暮橋參加了新四軍，擔任軍部教導總隊政治教官。在歷險皖南事變之後，他輾轉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主持經濟工作。一個難題擺在薛暮橋的面前：在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抗幣處於劣勢，物價急劇震蕩。

薛暮橋研究認為：穩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幣，使抗幣獨佔市場這一舉措實施后不久，抗幣和法幣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囤積法幣的地主紛紛拋出法幣，抗幣佔據了市場，物價大幅回落；為防止物價繼續下挫，根據地加大抗幣發行量，購進物資，從而穩定了物價。

解放區沒有黃金和外匯，怎麼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西方的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就貨幣和價格的關係，30年後，世界各國廢止金本位制，“幣值決定於貨幣發行數量”，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原理了。

1947年初版膠東解放區薛暮橋著

1966年的那場風暴一開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薛暮橋就身陷旋渦。他被認為是“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其理由是他寫文章稱：大鍊鋼鐵得不償失、公有制佔100%並不好。薛暮橋首先被關押在辦公室內，當時通稱：牛棚。薛小和回憶：與父親關在一起的還有一位董姓造反派頭頭。薛暮橋再次用上杭州監獄里用過的辦法，趴在辦公桌上，旁若無人地孜孜讀書。一天中午，門口的守衛和往常一樣，喊薛暮橋和董拿飯票買飯，薛老往衛生間一看，才發現董已經上吊自殺，屍體已經僵硬，而薛老因為讀書竟全然不知道。1967年的冬天，薛暮橋全家被“勒令”離開百萬庄附近的部長樓，搬到真武廟附近和一個姓張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在張老太太眼裡，薛暮橋全然不是什麼“牛鬼蛇神”，更像是一個落難書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經常看見薛老對著冒氣的水壺手足無措地喊：水開啦！

在幹校，薛老是歲數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時候，薛暮橋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里的花生。薛老是孩子最喜愛的看守，在他沉醉書里時，孩子們就可以溜到對角偷花生。冬季，薛暮橋的主要任務是燒豬食。一次，薛老一把一把地將柴草往鍋灶里送，一個火星爆在了棉褲上，燒掉了半個褲腳才發現。這是他唯一的棉褲，冬日裡，年近7旬的薛老穿著破棉褲走來走去，“風從洞里吹到全身，凍得真難熬”。後來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每當他從別人旁邊走過，人們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他。就在這種前面看似沒有一絲曙光的時候，薛暮橋在醞釀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

薛小和去探視父親時發現：父親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馬扎，趴在床沿上，一筆一畫地寫他的書，每寫完了一稿，父親就笨手笨腳地將稿紙整整齊齊地裝訂起來，封面用一種漂亮的美術字寫上書名。這一年薛暮橋65歲。

在幹校完成數稿后，薛暮橋恢復了工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撰寫工作進一步加快，1979年8月，這部歷時11年的經濟學著作在經過7次修改後在青島最後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時的學術界正是一片荒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需要一本對全體幹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啟蒙的教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時。

日本《產經新聞》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中國有一本書，跑遍全北京都買不到，這就是薛暮橋所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各經濟機關、公司和北京各國大使館都想買，也買不到。”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推薦這本書幹部必讀材料和高等院校經濟系的教科書，全國各省緊急加印，發行達1000萬冊，創下了專業理論著作空前的紀錄。

1984年，在“祝賀薛暮橋同志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50年茶話會”上，薛老說：他只有兩次讀書的機會，讀了兩個大學：“牢監大學”和“牛棚大學”。

薛暮橋認為：1958年把自負盈虧的公私合營商店和手工業合作社幾乎一掃而光之後，一方面大量的社會迫切需要的工作沒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勞動者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在運輸業、建築業、飲食業、修理業、服務業等當時城市非常需要，卻又非常缺乏的行業，應改變過去有些人將其視為“資本主義漏洞”進行封堵的做法，允許發展集體企業甚至個體戶。應鼓勵回城青年自找就業門路，恢復傳統小吃、小攤點等。這一觀點後來被決策者概括為：“廣開門路，三扇門（指國家、集體、個體）就業。”

薛暮橋的提議在報章上引發了激烈地討論。這一年，薛老已75歲，剛剛復出，擔任國家計委顧問兼經濟研究所所長。決策者最終同意在回城知青較多的北京試行，取得良好效果。當時，靈機一動的楊建從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舊的“海鷗”照相機，走上了天安門廣場，為了安全起見，楊把關係掛在街道服務聯社。一位業內人士估計，26年來，楊建及其同行拍攝的照片約在1億張左右，在廣場付費留影的有兩三億人次。同年，從北大荒返城的李曉華，和楊建一樣，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憑藉一台美國冷飲機，李靠2毛錢一杯的冷飲完成了原始積累。後來李曉華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億萬富翁。

2004年底，全國個體私營企業2720.07萬戶，從業人員達9604.36萬人，佔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長到30%以上。而1979年私營企業是0，個體經濟為14萬人（戶）。

薛小和說：“從一開始，父親就直接參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樣，他也認為計劃經濟是一個好的制度，並極力想辦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斷完善、修補之後，他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制度缺陷。”“父親並沒有用理論來推斷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時，他對那裡發達的市場經濟就有切身的體驗。”薛小和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期，父親經常穿梭在集貿市場的小販中間，詢問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當地的農貿市場走一走。有一次，薛暮橋把北京城裡的一個木匠叫到了家裡做傢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過來。薛老問：招幾個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說是資本主義。按照當時的政策，僱工8人以上者，就屬於剝削性質。

“當他為之獻身的事業竟然走到與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並且由他和整個國家一起吞下自己參與種下的苦果，給他造成的刺激會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動力會更大，推動他改革的願望會更迫切，他對改革目標的認識也容易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高度。”薛小和說。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橋指出，從1957年到1977年中國搞了整整20年“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這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說得嚴重一點兒，是空想社會主義”。

1980年10月，薛暮橋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說，資本主義“有一點也可以，現在還不可能叫資本主義絕種”。在一片沉寂的學術界，他的觀點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當時，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內部材料中，薛暮橋因為強調市場調節而被列為“第四類人”，同時在小範圍受到批評。

1991年，薛暮橋與外孫一起習字

1991年，薛暮橋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一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在父親101歲的一生中，最後20多年是他最輝煌的。”薛小和說，雖然新中國后，薛暮橋已經成為部級官員，但是有很多的話只能憋在肚裡。

1980年，薛暮橋組建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紹，因為各項改革都會觸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經濟研究中心是諮詢機構，不存在利益牽扯，因此，當時設計每一項改革措施高層就會習慣性地問一問：先問一下薛老怎麼說。

物價改革是薛暮橋極力推動的制度改革———在當時，有關部門對物價調整的顧慮極大，擔心導致物價水平猛漲，引發群眾不滿。“有一天，街道通知我們去開會，以為什麼事呢，原來是研究大米漲價的事。”薛暮橋的二女兒、原國家計委幹部薛小沂回憶，“一斤大米從一毛八漲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開了多少會，最後不了了之。”與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錢漲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沒有結果。薛小沂說，改革的癥結是：計劃思想作怪，政府總想把什麼事都攬下來；改革觸及部門利益：生產環節希望漲價，而流通環節則反對。

薛暮橋把目光盯在化纖製品和棉製品的價格上：當時，化纖製品價昂，積壓較多，而棉製品則供應緊張。他大膽地提出了經過再三考慮的主張；取消布票，化纖品價格降下來，棉製品漲價。他認為這樣的調價不存在一些人擔心的風險問題。最終，國務院批准了薛暮橋的建議。調價很順利，既解決了棉布的供應緊張，又使化纖布得以放手生產。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對調整價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進入一個關鍵時期，保守思想回潮，蘇聯和東歐的劇變讓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們認為，蘇東劇變是由改革開放引起的。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經濟形勢和對策，薛暮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蘇東劇變僅僅以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解釋是不夠的。薛暮橋認為，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未作徹底改革，而採取零敲碎打、修修補補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遲矛盾的爆發，把國民經濟引入慢性危機，而不可能求得經濟狀況的根本改善和同資本主義競賽的勝利。這一年，薛暮橋86歲。回到家中，他對自己的發言並不滿意：歲數大，思維沒有原來敏捷，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說清楚，內心很不平靜。7月15日，薛在煙台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封信，書面陳述意見。

1991年春，薛暮橋針對可能使改革發生逆轉的思想傾向，寫就《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從商品、貨幣、市嘗計劃、勞動工資、財政稅收、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制度等10個方面進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一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

1995年6月24日上午，我來到木樨地薛暮橋先生家裡，他的夫人羅瓊老人熱情地接待了我。（溫家寶說）

1999年仲夏，薛暮橋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療。

2004年1月25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專程來到北京醫院和協和醫院，看望了兩位經濟學界的泰斗——百歲老人薛暮橋和108歲的陳翰笙。上午10時，溫家寶來到北京醫院。走進薛暮橋先生的病房，溫家寶同他及其家人——握手，表示問候。溫家寶高度評價薛暮橋為推進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作出的貢獻。他說，薛暮橋長期擔任經濟領域的領導並從事研究工作，是經濟工作的實踐者，也是我國經濟領域的理論家，他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並受到國際經濟界的重視。

2005年7月22日17時12分，薛暮橋與世長辭。

中國現存的經濟學家裡，再沒有人有薛暮橋對中國經濟體制產生這樣的影響：在中國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制建設階段，他都曾親身參與設計。

經濟學家旗幟

1927年初薛暮橋加入滬杭雨鐵路總工會，投身工人運動，同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薛暮橋被捕入獄。在獄中，開始學習蘇聯布格達諾夫的《政治經濟學》、日本河上肇的《資本主義經濟史》等進步書籍，並學習了英語和世界語。三年多的牢獄生活，竟成了薛暮橋的經濟學學術生涯的開端。

出獄后，薛暮橋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翰笙的指導下，開始從事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與孫冶方等一起編輯《中國農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嚴謹的學風。其間，薛裕齡在家鄉調研后，寫了《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發表於《新創造》雜誌創刊號，並被當時的日本進步刊物《改造》翻譯刊載。這篇文章一直被薛暮橋視為處女作。

抗日戰爭開始后，薛暮橋和夫人羅瓊毅然投筆從戎。在三個月反掃蕩戰爭的行軍途中，編寫出一部通俗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從1943年開始，他擔負起財經部門的領導工作。

探索經濟體制

薛暮橋探索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財稅、金融、價格、外貿以及國有企業等體制改革的方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中，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歷程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它堅定地倡導和積極推動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取向改革，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980年9月初，正式成立了以薛暮橋為總幹事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同國務院體改辦合署辦公。針對當時中國經濟上遇到的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經濟思想，薛暮橋代表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作了《對<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幾點說明》的報告，提出：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的商品經濟。這是他在改革進程中開創性地提出的市場取向改革的主張。80年代初起，薛暮橋就系統地提出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設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社會主義經濟，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變得豐富多樣。

經濟學作用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官員，薛暮橋卻“相信商品、相信市場”。這既需要務實求真的學術精神，更需要罕見的政治勇氣，他既因此獲罪入獄，也因此聲名日隆。對此他女兒的回憶頗有意味：上世紀30年代薛暮橋在上海生活過，那時上海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又親身參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數挫折讓他很無奈地承認，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說比他小一輩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的效率可能從理論上推導出來，薛暮橋則是從親身經歷中體驗出來的。

對理念信念的執著，薛暮橋完全堪稱後來者的典範，而他勇於反思的精神則更令人感嘆。他是新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設計者之一，但也最早開始主動對這種僵化體制進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樣讓價值規律在市場上自發調節價格、怎樣以公有製為基礎並讓多種所有制共存、怎樣在保留按勞分配的同時改革社會分配製度、以及怎樣讓所有企業公平參與競爭等，任何一點都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政策領域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

1、1937年出版有《中國農村經濟常識》（后改名為《舊中國的農村經濟》和《農村經濟的基本知識》）

2、1941和1942年寫有《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3、1943年-1947年他在山東領導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工作時，寫有總結山東根據地經濟建設和對敵經濟鬥爭經驗的大量文章和報告，其後彙編成《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1979年出版、1982年出增訂本）一書。

4、1959年出版的《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經驗，有英、法、日、俄等國文字的譯本。

5、1979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論文集），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派”的經濟思想。

6、1979年寫成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總結了3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經濟規律，探索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有關問題。該書有英、法、日、德、西五國文字的譯本，1982年出版該書的增訂本，也已譯成英、日等國文字出版。

7、論文、報告彙編《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1980）。

8、論文、報告彙編《我國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1982)。

9、論文、報告彙編《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管理經濟》(1985)。

10、論文、報告彙編《我國物價和貨幣問題研究》(1985)。

11、1986年，國家統計局編印《薛暮橋統計論文集》。

2011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金融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薛暮橋文集》在北京正式出版發行。

《薛暮橋文集》共計20卷，選入文章530餘篇、著作15部，共計500萬字。

中國金融出版社相關負責人稱，《薛暮橋文集》的出版，不僅可以使讀者從中全面認識和研究薛暮橋的經濟思想理論，還可以使讀者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工作的曲折歷程，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