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

孫冶方（1908—1983年）

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寶山、勉之等。

江蘇無錫市玉祁鎮人。經濟學家。

1921年入高小讀書。

1923年在無錫竢實學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底轉為中共黨員，任無錫黨支部第一任書記，同時也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5年從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同年11月受黨組織派遣，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夏畢業后，在該校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任政治經濟學講課翻譯。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任翻譯。

1930年9月回國后，任上海人力車夫罷工委員會主席，未幾又改任人力車夫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同年底，調任滬東區工人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積極參加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編輯《中國農村》雜誌，以孫冶方筆名發表了許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在理論戰線上對托派及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鬥爭。

九一八事變后，在史沫特萊主編的《中國論壇報》擔任撰稿人。

1933年與陳翰笙等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1935年又開設新知書店、中國經濟資料室，發行《中國農村》 月刊，並任月刊編輯，還任英文《中國論壇》通訊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9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後來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

1941年6月，去蘇北根據地，在華中局宣傳部任宣傳教育科科長。后調華中局黨校教學，併兼任教育科科長。1941年在華中黨校工作期間，提倡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繫，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

其後還擔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部長、蘇皖地區貨物管理總局副局長。在山東工作時任華東財辦秘書長。

1949年隨軍到上海。任上海市軍管會工業處處長。

新中國建立后，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院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1977年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同年12月16日，為表彰與學習孫冶方，中共社會科學院機關黨委通過決定，授予他模範共產黨員的稱號。

1983年2月22日，孫冶方在北京逝世，終年75歲，骨灰撒入故鄉太湖。

孫冶方一生經歷過種種磨難，青壯年時期冒著生命危險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獄；在抗日救國中被“口誅筆伐”，蒙受不白之怨；進入老年時期又遭受“無情”打擊。他光輝的一生深受黨支中央的重視、學術界的讚賞、廣大群眾的愛戴！下面敘述的是孫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兩個故事。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日寇進攻盧溝橋，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該月，孫冶方在《中國農村》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如何“維護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三篇文章，緊緊圍繞抗日這個中心來分析人力、物力、財力，喚起民眾。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遭到中國守軍的抗擊，開始有組織的全面抗戰。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指定孫冶方（黨內名字宋亮）負責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工作，並任文委書記。參加文委工作的還有夏衍、田漢、曹荻秋、於伶、顧准等人。

文委的活動中心是在周圍被日軍包圍的上海租界里，那進被稱為“孤島”，文委的文化活動被稱為“孤島”文化活動。黨直接領導幹部出版社有復社、北社和新知書店，公開出版的報刊有《譯報》、《上海周報》、《求知叢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時論叢刊》《內地通訊》等。在文藝方面，由文委委員於伶組織13個救亡演劇隊，幾乎動員了上海戲劇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王瑩，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著名戲劇家洪深、周信芳等人。聲勢之大，前所未有。孫冶方後來在提供的黨史資料中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等群眾團隊都開展了業餘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業餘話劇團先在新光大戲院、璇宮劇場演出，後來在新世界商場下面綠寶劇場演出。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知道后稱讚說：“星期小劇場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著，孫冶方在9、10月間，又連續發表文章《最後勝利的把握在哪裡》、《“非常時期鄉村工作大綱”的修正》、《戰時的農民運動》、《十月革命的教訓》等，激勵人們抗日救亡。

參加新四軍

1940年8月，孫冶方接到黨中央調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與夫人洪克平繞道香港、桂林、貴陽等，於次年初到達重慶。

1941年2月初的一個晚上，孫冶方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1928年莫斯科見過面的周恩來。周恩來開門見山的對孫冶方說，去延安的飛機已經沒有了，並介紹孫冶方到新四軍去工作。他說：“皖南事變中犧牲了許多好同志，現在胡服（劉少奇）正在重振新四軍，那裡很需要像你這樣的骨幹。”孫冶方夫婦聽從了周恩來的安排，再經香港、到上海，由新四軍交通員接應，於1941年7月1日到達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

當天，孫冶方就受到了時任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的熱情接見。劉少奇對孫冶方說：“黨校很重要，大多是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如果講課時對某些疑難的理論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可隨時向華中局請示。”孫冶方被華中局先後任命為華中局宣傳教育科長，華中局黨教育科長兼馬列主義科教員。

1941年7月13日，孫冶方在編寫《馬列主義原理》教課書過程度中，寫到《方法與理論》一章時，碰到了一個自己感到沒有把握的問題，既對有些同志存在的經驗主義和輕視理論學習的傾向怎麼辦，便給劉少奇寫了一封請示信，劉少奇肯定了孫冶方的看法，並論述了革命理論對指導革命的重要意義，即《答宋亮周志》。

1942年春，華中局黨校成立校長委會，孫冶方為校委會委員仍兼職教育科長。3月中旬，劉少奇離開新四軍之前，為孫冶方平反了“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建國后曾經擔任上海財經學院院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是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資本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法權”》《關於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社會主義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孫冶方選集》《中國社會性質的若干理論問題》。

孫冶方不僅在經濟理論上造詣深，而且有膽識、有創見。許多經濟學家曾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將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消滅而失去作用，而孫冶方卻認為，價值規律不但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發生作 用，就是到了共產主義，只要存在社會化大生產，只要生產還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個部類進行，商品流通就會發生，價值規律就仍要起作用。這些後來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卻成了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罪狀。這位正直敢言的學者，因為維護和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帶上鐐銬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孫冶方同志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過不少獨到的見解。他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報告里說過，研究經濟管理體制，不能總是強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那是屬於國家政體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所謂管理體制，首先是作為國民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管理體制，其核心是企業的權力和責任問題。他主張，為了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必須擴大企業的許可權，把固定資產折舊和設備更新的權責，交給基層企業。同時，把產品在原來協作關係、供銷關係範圍以內的供產平衡工作，下放給企業自行處理。

孫冶方提出社會主義企業的"分權模式"：擴大再生產權力歸國家，簡單再生產權力歸企業。主張抽象法，認 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與價格一致，抽象掉了社會必要勞動量的統計過程，有脫離實際統計數據的傾向。反對長官經濟、命令經濟，主張技術更精密、計算更精確的計劃經濟；只承認產品經濟，而不承認商品經濟；強調價值規律，但僅僅是把價值規律建立在產品經濟，而非商品經濟的基礎之上；不贊成通過自由市場，通過競爭來決定價格；認為價格不是由供求關係決定，是由生產價格決定的，而生產價格是可以通過計算而被掌握的；不承認企業是商品生產者，不承認人們的經濟利益差別，從根本上排斥市場機制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標"。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標"，坐牢也不放棄該觀。

獎項名稱：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創辦時間：1985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獎項介紹：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為紀念我國卓越的經濟學家孫冶方同志對經濟科學的重大貢獻，表彰和獎勵對經濟科學做出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推動中國經濟科學的繁榮和發展而設立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於1985年開始設立和評選，每兩年評選、頒發一次，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為紀念孫冶方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重大貢獻，經濟學家薛暮橋、于光遠、許滌新等發起於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勵基金委員會"，1985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開始設立並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