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即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出的國家戰略目標。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兩步走”設想。

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步，力爭在二十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把四個現代化量化為，到二十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水平。鄧小平把這個目標稱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即“小康之家”。

四個現代化是建立在對“現代化”一詞的理解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化主要是指現代以來一種社會和文化變遷的現象，其含義比較廣泛。在經濟學意義上，基本等同於工業化和資本化，強調時間與空間的分離、貨幣的形成和專家系統的建立，以及這些機制背後的信任機制的建立。而隨著人們對現代化弊端的反思，那種將現代化與發展和進步予以等同的看法是有問題的。現代化存在內在的弊端，如對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資本對勞動的過度強勢等。有基於此，才有後現代理論的出現，才有強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4年，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逐步提出實現“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設想。後來，又逐漸確立了“現代化”的戰略目標。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說：“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由此，毛澤東首次較完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內容。

1960年2月中旬，周恩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將“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稱“科學技術現代化”。1963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稱，“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同年9月6日到9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同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號召全國人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1963年8月6日，薄一波在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所談的主要內容有，“原打算1963年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現在不搞了，1966年開始。這3年的調整，著重於充實、鞏固、提高，填平補充，成龍配套。”由於第三個五年計劃1963年不能出台，所以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將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四個現代化”作了公布。

1964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周恩來在會上向全國人民宣布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

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分兩步走、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要改換領導層，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時提到：

“我們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對我們這個集體，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主要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真正干出了實績。……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是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這 已經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識了。但是，“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個振奮人心的口號和目標究竟是誰提出來的呢？對此，過去有許多人是不清楚的。由於不清楚，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利用這一點大作文章，他們在講話、文章和報告中，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就連“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樣重要的口號和任務目標都不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而是某某人提出來的，更不要說其他的了；從而以此來影射毛主席不重視經濟建設。其實，“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個口號恰恰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今天，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但是，為了還歷史以其本來的面目，也為了揭露某些以攻擊和污衊毛主席為能事的人們的醜惡嘴臉，仍然有對這方面的史實加以回顧的必要。改變舊中國極端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這是毛主席從很年輕的時候起就確立了的奮鬥目標。他投身和領導革命與建設，歷經幾十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可以說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的文字表述，則是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清晰、逐步明了起來的。

1945年，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他的提法是“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奮鬥，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1081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他提出了“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的奮鬥目標，這裡他在“農業國”和“工業國”之前分別加上了“落後的”和“先進的”兩個定語（《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1433頁）。改變落後的農業國，建成先進的工業國，是毛澤東同志這一時期對國家建設目標的表達方式。 1954年6月14日，他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毛澤東文集》第六卷329頁）。這個提法比過去又進了一步。同年10月18日，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他第一次把工業、農業、文化、軍事並提。他說：“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還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只有那麼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毛澤東文集》第六卷357頁）這是四個現代化提法最初的芻形。 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提出了三個現代化。他說：“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七卷268頁）。這次講話中的上述提法，離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只差小小的一步。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他對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補充。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16頁）這裡的“原來要求”，就是指的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要求。至此，“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來了。1960年3月18日，他 在同尼泊爾首相的談話中，再一次地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作了重申。他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安下心來，使我們可以建設我們國家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62頁）毛主席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提出的當時並沒有立即向外界公布。後來是通過寫進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的形式正式公諸於世的。再後來，又一次地寫進了於1975年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樣，“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的口號就更加廣泛深入地傳播開來，成為鼓舞我國億萬人民團結奮鬥的目標基礎和精神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主席關於四個現代化的上述表述中，他是把科學和文化聯結在一起來提的。這個表述說明，在毛主席的心中，第一位的是工業，其次是農業，擺在第三位的是科學，緊接其後的就是文化了。這個表述，反映了他對文化現代化的高度重視。重視文化在整個社會進程和進步中的作用，重視發展文化事業，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今天回過頭來看，毛主席的這個提法也許更加準確和全面。的確，在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是不能沒有文化的現代化的。隨著其他幾個現代化的逐步推進，文化的現代化就更顯得重要了，就更加不能忽視了。這一點，今天和今後都值得我們很好地深思和把握。

對於上述過程，鄧小平同志當然知道得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一次會見外賓的談話中就曾明確地指出：“我們現在講的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出來的。”（《鄧小平文選》第二版第二卷第311—312頁）在了解了上述“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個奮鬥目標“提出來”與“講出來”的過程之後，我們就更進一步地加深了對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論述的理解。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加深了對“非毛”、“反毛”“精英”們借“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和任務目標的提出問題，來影射和攻擊毛主席，這樣一種醜惡嘴臉的認識。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仍然是天下大亂，而且越來越亂了。資本主義世界面臨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傾向蓬勃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越來越激烈。它們的爭奪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爭奪重點在歐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聲東擊西。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和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它們的激烈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世界上到處講緩和、講和平，恰恰證明，這個世界沒有緩和，更談不上什麼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國際形勢總是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世界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要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著眼於人民，寄希望於人民，把對外工作做得更好。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我們要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我們要加強同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團結，堅決支持他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保護本國資源，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我們堅決支持朝鮮、越南、柬埔寨、寮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南部非洲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我們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和人民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威脅和欺負的鬥爭。我們支持西歐國家在 這個鬥爭中聯合起來。我們願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為增進兩國友好睦鄰關係而努力。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分歧。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三年來兩國關係有所改進，兩國人民的往來有了發展。只要中美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能夠認真執行，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蘇聯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同他們的原則爭論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我們歷來認為，這種爭論不應妨礙中蘇兩國正常的國家關係。蘇聯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惡化兩國關係的步驟，對我國進行顛覆，直至挑起邊界武裝衝突。他們背棄中蘇兩國總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達成的諒解，拒絕簽訂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議，致使中蘇邊界談判至今沒有結果。他們連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都不承認，連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防止武裝衝突這樣的事情都不幹，卻侈談什麼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條約，這除了為著欺騙蘇聯人民和世界輿論以外，還有什麼呢？我們奉勸蘇聯領導，還是老老實實坐下來談判，解決一點問題，不要再玩弄那些騙人的花招了。

毛澤東教導我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我們要保持警惕，加強防禦，準備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軍擔負著保衛祖國的光榮任務。全軍要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建軍路線，加強軍隊建設，加強戰備。要認真辦好民兵。人民解放軍和廣大民兵要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入侵之敵。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崇高目標而共同努力。各位代表！在國內外大好形勢下，我們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我們必須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抓大事，抓路線，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我們必須堅決擁護黨的一元化領導。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須置於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之下。我們必須發揚遵守紀律的光榮傳統，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我們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的大多數。不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我們必須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頭，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我們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一邊。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發揚成績，克服缺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乘勝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作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繼續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並明確提出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從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這樣的基本國情出發，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就必須緊緊扭住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不放。1980年新年伊始，鄧小平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分析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指出：“我們從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此後，他又一再強調搞好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並由此提出了“政治路線”的概念，指出：“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況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這件事情，任何時候都不要受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幹下去。”他要求把這條政治路線寫入黨章修正草案，並認為不管草案中怎樣表述，“實質是搞四個現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經濟建設，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生產力”。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鄧小平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要真正實現四個現代化，還必須有一整套與之相配合的發展戰略。而過去傳統的“兩步走”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日益顯示出過分強調高速度、片面重視重工業、盲目追求高積累率、經濟發展相對封閉性等弊端。為此，有必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和我國的基本國情，逐步調整我們的發展戰略。此後，鄧小平在繼續堅持使用“四個現代化”這一提法的同時，開始對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具體步驟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他認為“真正摸准、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乃是“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顯然，這裡所說的長遠規劃，指的就是發展戰略，它揭示了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正在思考的重點。

鄧小平比較具體、比較明確地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是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談話中。當時，曾參加過日本經濟發展戰略設計的大平首相提出：“中國根據自己的獨立立場提出了宏偉的現代化規劃，要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整個現代化藍圖是如何構想的？”對此，鄧小平的回答是：“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一個多月後，鄧小平在黨內幹部會議上，轉述了他與大平正芳談話中關於“小康”目標的設想。“小康”的目標後來在1980年11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得到確認。中共十二大根據鄧小平的這一設計，首次把“翻兩番”、“實現小康”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戰略目標提出來：“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

自1984年以後，鄧小平開始把目光投放到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步驟和目標的設計上，提出在實現“小康”以後，還要花30到50年時間，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到1987年，鄧小平規劃出了一個清晰的中國經濟建設“三步走”的發展藍圖。十三大確認了他的這一戰略設想，指出通過實施“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積極而又切實的重大決策，體現了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的辯證統一，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符合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

“三步走”的戰略步驟雖然是以經濟指標來作為劃分的標準，但是它的效果卻是落實在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面，從而體現了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的統一；它著眼於綜合國力的提高，用國民生產總值來作為衡量的尺度，充分體現了速度與效益的統一。正是隨著這一戰略步驟的提出和逐步實施，人們明顯地感受到了“四個現代化”這一提法的局限性，即對現代化的理解仍然比較狹窄，只涉及到經濟、文化的層面而未涉及到政治、社會的層面，只涉及到物質文明的層面而未涉及到思想和體制的層面，不能反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沒有考慮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齊頭並進和協調發展。因此，從十三大以後，四個現代化的概念開始逐步淡出人們的記憶。

放棄長期以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並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有其歷史的原因。早在1979年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時候，葉劍英就在國慶講話中指出，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的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為限。他認為，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鄧小平後來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在繼續強調四化建設乃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鬥目標”的同時，提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必須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從而首次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納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體系之中。十二大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裡，開始把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看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和特徵。

十三大正是在此基礎上使用了“富強、民主、文明”這樣的概念，提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宏偉目標，從而正式取代了過去一直使用過的四個現代化奮鬥目標的提法。

新目標的提出，不僅是著眼於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改善與提高，而且是著眼於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的統一，反映了整個社會全面發展和共同進步的特徵。因此，它是一個更加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奮鬥目標。新的目標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之上，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要求改變我國社會傳統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重新構建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從而把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中國變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以說，這不僅是一個綜合性的奮鬥目標，而且是一個立體化的奮鬥目標。

從單一的工業化，到多方面的四個現代化，再到全方位的富強、民主、文明，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宏偉目標的認識已經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深入，換言之，即是越來越符合當代中國的具體實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真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並在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二條原則，標誌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已經更加深刻和全面。

1991年，江澤民在全面總結建黨70年來中國現代化追求與探索的歷程時，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這樣三個概念，對“富強、民主、文明”的基本目標作了進一步闡釋。此後，十四大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三者並列，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大目標，進一步深化了“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內涵。

黨的十五大強調：“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進一步明確什麼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怎樣建設這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從而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鬥目標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直接掛起鉤來。可以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與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奮鬥目標，是兩個相互對應的範疇，它們之間互為補充，互相說明。江澤民同志正是在這種有機統一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科學概念。他認為，正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基本綱領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這樣三個方面，它把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以來追求的現代化奮鬥目標進一步具體化，分解為經濟建設方面的目標、政治建設方面的目標和文化建設方面的目標，這些基本目標和相關的方針政策互相配套，互相關聯，讓人看得見，摸得著，使得富強、民主、文明的總體目標從理論變成了政策，從目標變成了綱領，從口號變成了實踐，避免了過去很長時間以來提出的目標過高、過大、過空，脫離中國的具體實際，缺乏相關的實施策略，最終變成空頭文字或口號的命運。

正是為了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江澤民在世紀之交還提出了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基本綱領，這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面向新的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才能真正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只有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只有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才能真正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換言之，只有真正做到“三個代表”，才能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領導全國人民最終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奮鬥目標。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我國開始實施第三步發展戰略，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新階段。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現代化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繼承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理論和實踐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思維，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鬥的目標”，並把它納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體系，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奮鬥目標從“富強民主文明”進一步拓展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是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2002年，十六大報告首次把“社會更加和諧”納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提出新世紀前20年建設更加全面的小康社會，其目標是“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此後，我們黨對社會和諧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抓住歷史機遇，及時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

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時代要求和當代國情，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以此為指導，十六屆四中全會不僅提出要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並列提出來，體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新思考。

2005年2月，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首次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屬於“社會建設”，並把它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並列，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布局由過去的“三位一體”，發展為“四位一體”。此後，十六屆五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明確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要任務，並提出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和重大措施。

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進一步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深刻闡明了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表明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了新的境界。

十七大明確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強調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即“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根據這一新的奮鬥目標，黨中央對十五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作出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首次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這個基本綱領按照“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對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內容作了全面部署，對“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出了具體的闡釋。

把社會建設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並列，強調“四位一體”，共同服務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奮鬥目標，這不僅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補充和完善，而且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新拓展。

十七大在充分總結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新中國現代化奮鬥目標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明確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奮鬥目標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基本綱領，充分說明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建設客觀規律的認識更加科學和全面，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路更加明確和具體，制定的奮鬥目標和基本綱領更加適合中國的具體實際。

繼1960年代“四個現代化”正式確定為中國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後，習近平去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后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因應世界局勢，徹底實現現代化政黨轉變和長期執政的必然之途。

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此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在觀察人士看來，他顯然具有洞悉世界政治發展潮流的遠見和自覺順應時代發展改造中共執政方式的自覺性，即拋除一切人治思維的痕迹，真正地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化的執政黨；同時，將社會矛盾的解決納入法制化、有序化的模式當中，有效地將自己的執政行為規範化，化解社會矛盾對執政根基的衝擊。其中，信仰的整合與理念的革新都將在“第五個現代化”的落實過程中同步進行。

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就已經向外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面向幾乎所有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層官員的會議上，習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可以說，在習近平眼裡，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而並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國家治理體系，顧名思義，強調的是一國整個治理結構的重新架構和分工。在過去中國的國家各部門架構中，黨政不分，分工不明，機構重疊，人員臃腫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些情況的直接後果就導致了政策的上下不暢，大量人員人浮於事。而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可以發現中共中央希望對這種過去式體系進行的改變。以最受關注的反腐為例，在《決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迴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

在經濟問題上，以習為首的中共高層也正在用“第五個現代化”來轉變觀念。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到習對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辯證性認識，到李克強的定向刺激，調整結構，不僅計劃經濟和西方經濟理念有著完全的不同，與以往的簡單、粗放比，也有著更為現代化的轉變。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

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是現代化視野下的概念，它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是中國長期一窮二白的現狀，旨在大力發展生產力，那麼“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上層建築的層面來減少“四個現代化”在新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的阻礙。所以說，“第五個現代化”是建立在“四個現代化”基礎上的現代化。

習近平提出和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回答了堅持改革總目標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可以預知推行“第五個現代化”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也將使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這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