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

1937年，抗戰爆發，舉家西遷至重慶，在精益小學借讀一學期后，進巴蜀小學；

1948年10月，隨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區；

1945年，抗戰勝利，隨金陵中學遷回南京，父母所經營的《新民報》成為擁有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八刊的國內最大民營報業集團；

1936年，進南京山西路小學讀書；

1937年，在精益小學借讀一學期后，進巴蜀小學；

1941年，進重慶南開中學；

1942年，轉學成都高琦初中；

1944年，考入金陵大學附屬金陵中學高中部；

1948年南京金陵中學畢業；

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經濟系，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轉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4年，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為兼任研究員冀朝鼎、姜君辰等作助手，後跟隨援華的蘇聯財政專家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問題；

1955年到1956年跟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1956年到1957年參加全國範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範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

1959年4月，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

1960年5月，《經濟研究》刊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這是第一篇產生較大影響的長篇論文；

10月，參加孫冶方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作班子；

1961年3月，參加中央宣傳部舉辦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學習班，參加于光遠領導的《政治經濟學》寫作組；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碩的時期。

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國耶魯大學進行調查研究。

1957-1974年12月3日，師從顧准研究經濟學。老師顧准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待時守機”

1979——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1979年開始，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1984年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

1983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

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幹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

1985年至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主編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2年起《改革》雜誌主編

1994年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

2007年吳敬璉等100名海內外英才分別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現工作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為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人民網》專欄作家、專家。

1933年1月，母親鄧季惺與陳銘德結婚；

1931年7月，父親吳竹似去世；

1963年初夏，長女吳曉蓮出生。

1956年6月，與周南結婚。

1930年1月24日，出生於南京，年幼多病；

1947年，患上肺結核病，被迫停學。

理論經濟學

比較制度分析

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

現代公司治理

1.理論經濟學

2.比較制度分析

3.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

4.現代公司治理

市場經濟學

2005年3月，吳敬璉被授予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授獎理由如下：

吳敬璉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 發展基礎理論，推動市場取向改革

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他和劉國光、董輔礽、趙人偉等經濟學家共同工作，在80年 代初期創建了中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

運用這一學科的研究成果，吳敬璉通過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他在《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1991)一文中表明，現代市場經濟無例外地是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或稱“混合經濟”。這種經濟以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為基礎，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自己的調節和引導，修正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

1984年7月，吳敬璉參加由馬洪牽頭的《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意見書的寫作，它肯定了商品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並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

1992年4月，吳敬璉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

1997年5月，吳敬璉撰寫的“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研究報告，由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的“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對確立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布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作出了貢獻。

1999年，吳敬璉負責國務院發展中心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課題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

2000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 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

1985年，吳敬璉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這套政策包括：企業從計劃的消極執行者轉變 為自主的市場主體；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改變行政當局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直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資源的體系，而以市場機製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需求總量的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以吳敬璉為首提出的這種“整體改革”的主張，是我國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

• 國有經濟調整與國企改革

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

在80年代中期吳敬璉提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並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實現企業制度的創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方向，則應當是改組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吳敬璉和他“整體改革學派”的同事闡明了現代公司及其治理結構，走到了企業和企業管理研究的前沿。沿著企業制度創新的方向，我國在90年代後期確立了公司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的觀念。吳敬璉關於確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內部人控制”，確保董事會履行受託責任，確保董事會對高層經理人員的監督，對經理人員給予足夠的激勵，發揮證券市場在增強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等論述，對於深化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後，吳敬璉對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1998年，吳敬璉向國務院領導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同時提出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1993～2004年他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進行過多次考察。他對溫州、台州地區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作出的總結對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 倡導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

倡導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

1988年，他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對轉軌過程中的腐敗現象進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的實質，也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確的途徑。

吳敬璉指出，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是轉型時期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變革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由此，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須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國家。

• 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在縝密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1984年12月，針對當時出現的經濟增長過熱、貨幣投放過多的情況，以吳敬璉為課題組向中央領導報送了《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專題報告，提出必須對此制定總體對策，進行綜合治理。這份報告對1985年宏觀經濟調控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88年4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商品的價格，“是一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選擇”，“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除理論活動外，吳敬璉在經濟學和企業管理教育以及經濟學信息和知識傳播方面的卓著成績也為各方面人士所稱道。

與80后談中國夢

在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三屆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跟80后們作了一次小範圍的溝通，相信吳老的很多觀點會對80后一代的成長有很多啟發。吳老說我不太覺得中國夢是一個新的問題，“中國夢”能夠實現的可能性，十八大給了我們希望。

吳老說：中國夢你可以把它概括為一些基本的元素。基本元素可能是大多數的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有見識的中國人共同的。它表現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那裡提到：獨立、自由、民主、統一。這好像是大多數中國人所具有的中國夢。雖然有黨派的區別，但是實際上也許當時主要兩個中國政黨，他們自稱都是代表著這樣的中國夢。

在1949年以後實際上也是一些基本的元素，還是大多數人具有的。只不過在前三十年，達到時下中國夢，他走的路徑和后三十年有區別。前三十年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建立一個計劃經濟，實現工業化，通過所謂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來實現中國夢。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覺得這條道路是實踐不了的。所以就有了新的實現中國夢的途徑。

當然為了實現一個強大、富強、獨立的中國，它在前三十年要經過一個道路，經過一個道路是東方國家普遍都認可的，就是所謂的威權發展主義這麼一條道路。威權主義非常有權威的政府，在他的統帥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實現。發展主義，就是一切工作目標就是為了發展。在威權發展主義下實現。結果發現不行。還是要有一個市場經濟。

中國夢到了世紀之交有幾個要點，有人把它叫做富強，還有人叫做富裕，民主文明，後來加了和諧。到十八次代表大會，又加了二十四個字又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說自由。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東西，特別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也許對於我們父兄那一代人都不是新的東西。

但是十八次代表大會給人一種希望，它的可及性有了新的目標。特別是80年代改革以後，我們向這個目標前進得很快。但是又發生了新的問題。這個新的問題發生，它是這樣的。大概在了這個世紀之交，原來上個世紀就有的矛盾尖銳化。它主要的從經濟範圍的表現是資源的耗竭，資源用得太多，國內的資源就不夠用了。像很重要的資源石油，石油大部分靠進口，還有鐵礦石等等。第二就是環境破壞。像霧霾這樣的問題，環境不適合人類生存了。另外在社會方面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腐敗。跟腐敗相關的一個問題，比如說貧富差距拉大。

這個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呢？對於這些矛盾從何而來，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像我們這些人的解釋是說因為我們的改革來到了。特別到本世紀初改革放慢了，甚至出現了停滯，所以這些矛盾越來越尖銳。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說法，就是因為市場化的改革造成的。而且十八大前一年左右吧，也許后一種觀點佔了上風，於是就發生了一些領域的改革不但停滯而且是倒退。比如說在一些重要產業中的國進民退，還有法制受到了破壞。司法公正我們已經取得的一些成就喪失了。我們建立法制國家是黨的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作為進一步地推進。從我們的司法部門也做了一些改進。但是你看，從重慶這樣的事例來看，三長聯合辦案，都是公安局長、檢察長和法院院長一塊聯合辦案，三者是互相監督的。他聯合辦案，先就定了這個人是什麼罪，未審先定罪。我們這些年來，我們做的建立法制國家，做得好多工作雖然沒有到位，但是真是有很多的進步，這些進步都一掃而光。所以在十八次代表大會前的一年左右有很熱烈的討論。一方面在討論中，人們認識真理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出現了一些事件。這些事件都說明，如果背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方向，它是絕不會有好結果的。不管從純的經濟方面來說，還是從社會政治方面。應該說在十八大前一年認識上有很大的提高。因為十八次代表大會它到底往哪裡走，這一點應該說它是明確做主流判斷就是要堅持市場改革這個方向的。另外在建立法制國家和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面的要求。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夢”能夠實現的可能性，十八大給了我們希望。可是這是不是能夠實現還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2013年3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出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論壇，並發表“中國怎樣重啟改革”演講。

• 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學生怎麼做人

一所大學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專業技術。他說：“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你首先是個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學生怎麼做人。”他介紹說，西方從中世紀以來就有很多關於大學精神的討論。他個人十分推崇英國牛津大學紐曼教授的觀點，即“大學課程設置的目標是為了培養良好的社會責任，它所傳授的學問乃至社會生活的藝術，其最終目標是使受教的學子能夠適應這個世界。”在這種觀點下，眼光不能局限在特定的專業之上，要通過教育使學生獲得自己的見解和判斷，堅持自己的信念，並能夠身體力行。

吳教授回憶自己的求學生涯說：“1948年，我抱著科學救國的想法考進金陵大學。金陵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宣傳基督教精神和美國文化。50年代初，對金陵大學的教育作全盤否定，比如思想改造學生運動時，我是文學院的學生總代表，跳上台去批判老師，自己以為真理都在自己手裡了。其實當時非常淺薄，現在想想很可笑。當時兩個金大（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還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叫‘反美愛國’運動，批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批判了好幾個教授。到現在來看，我們應該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那段歷史。”

吳教授是金大的學生，52年全國院系調整，所以拿的卻是復旦大學的畢業證。他說：“現在有不少高校紛紛合併，說明對半個世紀前仿蘇聯模式的教育體系有重新認識。但幾十年過去了，不是說在組織上有了改變它就整個可以改變的，我想大學的基本精神是需要在各個學科之間進行交流，一個學校里各種學科的人才在一起，互相交流，才能培養一個好的學術環境。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而不在於辦公室在哪裡，系科怎麼設。”他舉例說，許多人認為麻省理工學院只有工科好，其實不對。麻省有兩個學科是全美最好的，甚至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一個是經濟學，一個是語言學。這種現象值得我們國人深思。

• 中國大學應該培養“貴族”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演講時說，中國大學應該培養“貴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來證明了他的觀點。他回憶，在他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真正對他現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響的一段日子，就是他於1941年到1943年在重慶南開中學學習的日子

當時，這個學校被稱為貴族學校，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貴族學校——父母都有錢，消費也很高，而是貴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這樣的國內許多知名人士都出自這個學校，粗略算一下，這個學校光出院士就有30多個。

當年，學校的創始人師出北洋水師學堂，親歷了甲午海戰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他意識到了依靠買船訓練海軍根本沒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國的希望，因此立志辦學，並從學生的衣食住行開始抓起，並在所有教學樓前立一面鏡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種禮儀校訓。幾十年過去了，50年代，當中國向國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時，從南開中學畢業的周恩來總理還能背出這些箴言。

最後，吳敬璉教授指出，大學生正在集中系統地學習上一代的寶貴知識時期，應該抓住機會，努力在學校的培養下，成為一個“貴族”，一個21世紀的有用人才。(完)

• 一分為二看“教育產業”

吳敬璉教授在寧夏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出，要一分為二看待“教育產業”。

他說，看“教育產業”，要先了解產業的定義，中國政府按照聯合國分類，將產業分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從自然直接生產產品，農業即是第一產業，加工是第二產業，除第一、第二業以外，都叫第三產業，教育自然屬於第三產業。按照這個分類，教育就是產業，要產業化。另外一個含義是針對性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育不一定都是產業，它有其特殊性，必須一分為二看“教育產業”。

關於“教育產業”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都有爭論，就是說社會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這種東西不可能變成一個市場的導向性。教育這個產業，有些社會效益和單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說，會計技能和軟體技能的社會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變成產業。可是，人文學科、義務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變成產業。所以，他不贊成把所有教育都變成贏利性。

他還說，研究甲骨文，是幾代人的勞動，發現二項式定理也一樣，這種活動都產生了很大社會效益，大家都用卻沒有人會去買的。如果這些都變成贏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們的社會只知道錢，什麼文化都沒有，這樣一個民族是站不住腳的！必須分門別類。另外，管理教育可以變成贏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學放到一個綜合的學科上。文化教養屬於人文學科，有巨大的社會性，它的東西賣不掉，所以不能作產業。

他最後強調，在外面走路的時候，開門一定要看後面有沒有人，如果有，讓他先過，你再關門，這是一個素質問題。如果這種簡單的文化教養要都賣錢，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養就會有問題。

• 我國有一部分地區和企業“過關”了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有一部分地區和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已經“過關”了，但任重道遠；其他許多沒有“過關”的地區和企業還需要努力。

他說，歷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斷水，不能明確劃分界限。2000年2月，國有企業幾乎支配了國民經濟，可是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真正進入改革渠道，於是，他提出了中國沒有“過大關”，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經過了近兩年時間，他發現，中國出現了兩種變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區經濟大關是過了。首先是在東部發達地區，比如浙江、蘇南地區，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已開始形成，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有進有退。在蘇南地區，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進行了改革，先從鄉鎮企業變成一般股份企業，然後再變成比較好的股份制企業並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後，國有企業改革走出了舊模式，現代公司治理機構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了，這是過去幾十年沒有做到的。

但是，中國還有至少75%的地區和企業還很落後，比如寧夏等西部落後地區，這些地方的企業還沒有形成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需要繼續努力。不過這些地方潛力很大，一旦發展起來，將是中國經濟的新亮點。

同時，他也強調，即使是“過關”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實現早期市場經濟，不一定能長治久安，必須建立健全“法治”，否則容易滑進“裙帶資本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官僚資本主義”，前蘇聯就是反面典型。

• 落後地區必須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在寧夏接受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毛如柏會見時提出，落後地區的“三項制度”建立應該靠後，必須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他說，西部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這些地區，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無法有效參與市場競爭，更別談“三項制度”的確立了。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時強調“三項制度”，陝西還提出了“砸三鐵”，結果是無法進行了。

·1991年，國家14個部委搞了一項研究，最終的結論是：當企業所有者不在位時，公司的現代企業制度沒有建立，“三項制度”根本無法進行。所以，要有個輕重緩急，建立好現代企業制度，再建立“三項制度”。

• 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所有者進行

吳敬璉教授，日前在寧夏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老闆”進行，也就是由所有者進行。

他說，15年來，在中國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老闆”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來乾的，也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直是“打工者”進行的，結果是幹了許多事，開了許多會，就是幹不成。

十四屆五中全會後，中國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結果有兩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首先是一股獨大，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東的股權具有絕對權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分開的，實際上許多集團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層領導人是一批人，許多事情就有這些人說了算，然後就出現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佔用子公司資產的事件。其次是內部人控制，當現代企業制度不是由“老闆”建立的，而是由企業經理等“打工者”設計方案，這些“打工者”就會強化經營權，可一旦到了60歲，控制權沒有了，他就會在此之前挖國有股牆角，就出現了59歲現象。

他也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股權送給“打工者”，對於在創業中有突出貢獻的人可以給一些股權，比如飛速發展的聯想集團就是一個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適當放鬆對“打工者”的限制，以利於這些“打工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政府要耐得住寂寞 2012年5月21日，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主辦的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在深圳君悅酒店舉辦。吳敬璉在論壇中作了主題演講。在演講中，吳敬璉認為，出口導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負面的作用在積累，持續60年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他表示，這一年多來，政府加強了自己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不是主體，要耐得住寂寞。

吳敬璉在演講中說，為什麼要定位創新，如何才能實現創新，沒有什麼尖端的，講點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定位創新，我們企業為什麼要一心一意的創新，它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持續連續60年，原來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面臨的各種微觀的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問題，它的癥結、它的根源都在於我們這60年來所用的增長模式，它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問題已經積累起來，使我們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難。經濟增長模式，最早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那時候叫“增長方式”，後來又叫做“經濟發展方式”，在學術上把它叫做“增長模式”。這個增長方式也好，增長模式也好，經濟發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依靠投資來驅動增長，來支持增長。我們在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了這麼一種增長模式，它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可是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東西。我們大致上在60年代開始就想實現這種模式的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能成功。改革開放以後，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講到了我們今後的經濟發展方針，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依靠投資來實現的增長，要轉到一個依靠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去。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這個轉變非常的緩慢。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重新啟動

吳敬璉在“2012財新峰會：中國與世界”上指出，落實包括兩方面，一是根據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並匯成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二是堅決克服特殊利益群的阻擾，使得各項改革措施能夠得到落實。

十八大召開以前，國內外學術界、政界和企業界相當多人提出希望，期盼重啟改革議程，開始改革的再出發。

吳敬璉認為，目前看來，期盼基本上得到實現。十八大對於過去一兩年提出的各種意見作出判斷和決定，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重啟改革這一步已經邁出去了”。

吳敬徠璉指出，從十八大報告看出，經濟改革一個中心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種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從政治改革說，要更加註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註重發揮法治的作用。

吳敬璉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2009年第5期上發表重要論文《論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人民網2010年1月26日轉載。下面是其中的最後一部分文字。

（節選）

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

30年的歷程告訴我們，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面積極推進。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的改革開放源於1970年代後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在我國社會正在快步走向現代化的形勢下，我們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趕上時代的潮流。更何況在近幾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黨否定的舊思想、舊觀念又力求利用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來，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亂，亟待澄清。此外，還要進一步明確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避免由於缺乏統一認識導致的思想混亂和不準確的理解。因此，一些地方正在興起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求衝破不適合於現代化發展和不利於社會進步的舊思想觀念的束縛，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為了保證思想解放運動取得成功，需要營造自由和務實的討論氛圍，提倡具有不同觀點的人們理性思考，良性互動。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因此，不應當採取“一分為二”、“階級鬥爭為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辦法，用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是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達，然後通過協商和博弈，形成社會共識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是通向各個利益群體互補共贏和社會和諧的坦途。

其次，在經濟改革的實際推進上，需要從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這即使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

二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佔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

三是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壟斷，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資本市場上，被稱為“政策市”、“尋租市”的痼疾並未得到根除，各類“內部人”利用信息優勢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等犯罪活動，損害民間投資人的利益、大發橫財的情況也不少見。因此，必須端正思路，選好手段，加強合規性監管，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成長。

四是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可是十幾年過去了，由於遇到了政府內部的重重阻礙，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至今還沒有建立，使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其建設進度必須加快。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須加快。

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範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需要著重指出，根據30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要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為專註於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政府，首先是黨政領導幹部要出以公心，割捨那些與公僕身份不符的權力。政治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可能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於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沒有這樣的制度平台，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係緊張的狀態，就難以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吳敬璉在《財經》雜誌2012年9月3日發表重要論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騰訊網、搜狐網、網易網、中國證券網、21CN財經網、天涯等各大網站於2012年9月3日轉載。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

“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

1957年，因為犯有在青年中宣傳《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類“右派小說”等“嚴重右傾”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

吳敬璉曾經提出中國股市“賭場論”，主張維護市場規則，保護草根階層生計，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是媒體和公眾眼中的學術明星。在2007年3月參加政協會議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言論，從反對春運鐵路票價不上浮到主張城市拆遷不應按市場價補償等等，他的評論引發了很大爭議。

曾經被指責為美國間諜，透露中國的重要經濟數據CPI，（西方國家每個季度的經濟數據包括消費者信心指數都在政府網站公布），後來該指責被澄清。

吳敬璉以“敢言”著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鄉村之間，由他所帶頭成立的富民基金（樂平公益基金）為廣大農戶的生活帶來生機。

訪問台灣

據香港“中評社”報道，中國大陸重量級經濟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7日上午在台灣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陪同下低調踏進民進黨。據悉，吳敬璉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上任以後，第一位到民進黨拜會的具有半官方色彩大陸學者。隨同吳敬璉拜會民進黨者，包括一位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以及一位國台辦官員。

另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文說，大陸學者吳敬璉訪問民進黨，“顯示大陸不再把與民進黨交流當禁忌，是對台政策變化的訊號”。

報道稱，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9屆、第10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且有官方色彩。他7日拜會位於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智庫，和民進黨人士會晤，且事後由民進黨中央證實，“則屬罕見”。

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前台灣“陸委會”主委、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說，民進黨過去常與中國大陸一般智庫學者接觸，與吳敬璉這麼資深的官方智庫人員接觸，“是個難得的機會”，但不涉及“民共交流”。

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說，“吳敬璉是中國大陸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到民進黨拜會很合理”；比較罕見的是過去多由中國大陸專攻台灣研究的學者訪問民進黨，吳敬璉並非台研學者，這點比較特殊。

中新網11月8日電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文說，大陸學者吳敬璉昨天(7日)訪問民進黨總部。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已證實此事，他表示能和吳敬璉這麼資深的官方智庫人員接觸，是個難得的機會。

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濁水說，吳敬璉是大陸改革派經濟學家，到民進黨拜會很合理；比較罕見的是過去多由大陸專攻台灣研究的學者訪問民進黨，吳敬璉並非台研學者，這點比較特殊。

儘管台灣媒體在報道中多強調吳敬璉的“大陸官方學術單位成員”、第9屆和第10屆政協委員等身份。但民進黨方面表示此次來訪不涉及“民共交流”，林濁水提及，未來是否能打開民進黨與大陸的頻繁交流，將是觀察的重點。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

● 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國際顧問理事會理事、國際管理學會會員

●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主編

● 《改革》雜誌主編

●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聘任新一屆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的決定》聘任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聘期為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