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效儉

芮效儉（J. Stapleton Roy），1935年6月16日出生於南京，父親芮陶庵是美國傳教士，任教於金陵大學。芮效儉出生后與父母回美休假，3歲時回到中國。此時日本侵華戰爭已經開始，南京淪陷，國民政府西遷陪都重慶，而芮效儉則隨同父母遷往金陵大學設在成都華西大學的校園，在那裡度過了7年少兒時光。

芮效儉說，兒時的第一記憶是，日本人經常來轟炸成都，炸彈爆炸的地點離大學校園很近，他們家所住的房子有時候會受波及而損壞，有時候要半夜爬起來躲到防空洞里。

成都的夏天很熱，父親經常帶著全家去峨眉山或雅安的佛教寺院避暑。芮效儉依然記得，那時候是坐卡車去，過河沒有橋，卡車帶了一堆木板，過河時要把木板卸下，搭起臨時浮橋，過橋后收起木板繼續前行。住在寺廟裡，經常能看見和尚念經拜佛，香霧繚繞，給他留下有趣的童年記憶。

1945年，父母帶著芮效儉離開中國，乘美軍螺旋槳飛機飛越中緬邊境的高山區到印度，在印度呆了兩個月後，搭船經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在日本人投降前兩周回到紐約。

1948年，芮效儉全家回到中國，他的哥哥在上海美國人開辦的寄宿學校里上學，他則與父母一起住在南京。此時解放軍已經兵臨蘇北，偶爾會打炮。沒過幾個月，南京的美國學校關張了，芮效儉搭乘美國軍艦沿長江東下，去上海與長兄會合。其間軍艦遭遇炮火受損，在長江上拋錨好幾天。到上海后沒人接，13歲的芮效儉就自己找一輛三輪車，穿過整個上海城。芮效儉還記得，到目的地后，他拿出1個金圓券，因為金圓券在那個時候相對於法幣太值錢了，車夫居然找不開。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軍佔領，在上海的芮效儉兄弟倆與在南京的父母一度失去聯絡。美國的親戚讓芮效儉兄弟趕快回美，但他們希望繼續留下來。1949年5月份，上海戰役打響，正在期末考試的芮效儉面對兵荒馬亂，非但不害怕，還經常晚上跑到屋頂去看炮彈劃過夜空的“美景”。有一次炮彈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爆炸，芮效儉還跑出去看熱鬧。眼看著國民黨軍隊撤離，幾天以後解放軍就攻佔了上海。

在上海等待了一個月後，芮效儉兄弟回到南京，與父母團聚。那時候正值中國政權更替，沒人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上海的美國人學校也關張了，他們只好在南京繼續學習課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人在大陸已經無法呆下去了，其父母在南京滯留了8個月，但芮效儉兄弟馬上被送回美國。他們從英國人那裡得到旅行文件，從南京一路顛簸到上海再到廣東，自己扛著行李過羅湖橋，到香港新界，再從香港搭船，於1950年7月底回到了美國。

從此美中斷絕來往，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基本隔絕。芮效儉在美國先後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56年畢業后考入美國國務院，任情報分析員。後來芮效儉前往台北進修中文一年，1959年在美國駐泰國使館工作，1962年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工作了5個月後被調往台北，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工作兩年。

1965年，芮效儉被派往聯邦德國學習俄文，學成後派往莫斯科，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任二等秘書。1972年，芮效儉調任美國國務院歐洲事務司副處長。1974年，在美國國家陸軍學院進修一年，1975年，調回國務院遠東司中蒙處任副處長。1978年，芮效儉被派往北京，任美國駐華聯絡處副主任，是主任伍德科克的主要助手，參與了中美建交談判的全過程。1979年中美建交后，芮效儉任駐華大使館副館長。

1981年，芮效儉調任美國駐泰國副館長，1984年升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1986年，奉調回國務院任助理國務卿幫辦。1989年開始，芮先後任喬治·P·舒爾茨和詹姆斯·貝克兩位國務卿的特別助理兼執行秘書。

1991年，芮效儉被任命為美國駐中國大使，1995年調任美國駐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儉升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

2001年從國務院退休。退休之後，芮效儉於2001年加入了基辛格事務所（一家戰略顧問公司）並成為該公司的執行董事。現在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美國外交學會任高級顧問，在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任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在霍普金斯學會任美中關係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他還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美國亞太理事會主席。

共同應對危機

芮效儉表示，美中兩國面臨的共同敵人是金融危機導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它有可能推動美中關係朝著進行戰略合作的方向發展。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當然是壞事，但如果美中兩大經濟體採取積極合作的方針和政策，儘可能縮短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促使美中兩國經濟恢復增長，並幫助世界其它經濟體擺脫危機和衰退，那麼，美中關係也將因此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他說，美中兩國如果把共同應對這場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列為下階段美中戰略對話的首要問題，並協調美中應對危機和衰退的政策和措施，若干年後可以看出，美中兩國的合作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又一次積極的深遠影響。

戰略對話含義

芮效儉指出，應該正確理解美中戰略對話的含義。所謂戰略對話，一是對話的內容涉及全球性或全局性的根本戰略問題，對話雙方或多方都非常關心；二是對話的影響是長期的、深遠的，是全局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芮效儉說，戰略對話的關鍵不一定在於提高對話級別，而在於參加對話的是不是了解並負責解決有關戰略問題的人，討論的是不是雙方都非常關切並希望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雙方要了解和照顧對方的疑慮和擔心。只有減少和消除對方的疑慮和擔心，雙方才能逐步建立起戰略互信。

芮效儉強調戰略互信非常重要，沒有戰略互信，戰略對話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例如，奧巴馬政府希望在亞洲地區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它必須了解中國的關切。同樣，中國政府希望在亞洲發揮積極作用時，也必須了解美國的關切，否則也有可能事與願違。

正視矛盾爭執

芮效儉說，眼下美中兩國首選的合作領域應當是共同對付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如果美中兩國在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方面取得積極成果，其它國家就會紛紛跟進。這樣的局面會促成美中兩國的經濟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率領世界經濟儘快走出衰退。反之，如果美中兩國互不信任，各行其是，當前的金融危機和世界性衰退就可能持續下去，這對美國、中國和世界都是災難。

芮效儉表示，很難準確預測奧巴馬執政期間美中關係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從以往的經驗和當前的形勢來看，在金融、貿易和經濟領域有可能出現爭執、摩擦乃至互不信任。

芮效儉解釋說，美國國會有可能繼續通過針對中國的決議和法案，因為仍有議員認為中國在操縱人民幣匯率，人民幣應當繼續升值。這個問題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再度冒出來，美中兩國政府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問題，有可能導致新的摩擦和爭執。芮效儉強調說，美國國會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國會議員或者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或者對中國有誤解，他們只有局部而沒有全局觀念，只考慮所在選區的選民的要求和利益。

芮效儉說，美國總統在競選時曾表示要針對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實行保護主義的政策，但從他最終提名美籍華人駱家輝為商務部長就可看出，他不會那樣做。駱家輝在華盛頓州當過8年州長，他主張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政壇，你不僅要聽總統講什麼，你更要看他用什麼樣的人來執行他宣示的政策。”

中美關係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

2019年1月，曾擔任助理國務卿的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表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實際上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捍衛者，而美國的所作所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他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仍然保持樂觀。

芮效儉表示，中美關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其性質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表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它必須放在具體情景中來看待。在某種意義上，中美兩國現在所面臨的是一種全新的情況，但它是累積發展的一部分。“眼下，我們的雙邊關係中有兩個我們必須對付的問題：一是中美之間日益加強的戰略競爭的意識；二是貿易問題。在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來解決最令人關心的一些貿易問題方面，存在廣泛的支持。但同時有一種看法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用關稅來對待這個問題，而關稅不是對付這個問題的正確途徑，因為關稅不可避免地會給美國經濟帶來損害。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他說：“中國改變了很多，因此，自然我們對這個關係的思考也改變了很多。眼下真正的問題是，特朗普政府內部沒有人在努力建立一個我們可以處理所有更為廣泛問題的框架。而且特朗普政府不從政策與策略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因為特朗普總統不喜歡受到某一個政策或是策略的束縛，因此他的內閣部長害怕明確說出我們在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是什麼，因為總統可能會根據他在某一個時刻對局勢的看法而改變它。”

芮效儉認為，特朗普政府把“競爭”和“對抗”而不是“合作”看成是國際局勢的主調，但實際情況則相反。在芮效儉看來，和平時期大國之間總是有競爭和對抗的方面，但合作更為普遍。他還認為，由於兩國關係的平衡發生改變，你不得不對國際秩序進行修改，但是美國沒有接受這樣一個事實。

他還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是一個錯誤。在他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實際上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捍衛者，而美國的所作所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重新談判美墨加貿易協議以及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等。

在他看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東西需要加以矯正，也有很多國內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特朗普。

芮效儉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仍然保持樂觀。他說：“我認為，中國不與美國發展成敵對關係並且更加繁榮富強，是完全可能的。”

2019年1月，據美國《僑報》報道，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表示，美中之間存在戰略競爭是一個事實，如何管控是關鍵；兩國在很多共同利益的領域可以進行合作——相信美中兩國終究還是會走向合作。

經歷中美關係三次危機的芮效儉大使

王立 著《美國駐華大使傳奇》世界知識出版社

任內經歷的中美關係第一次危機：美國售台F-16戰鬥機事件

芮效儉大使的工作並不輕鬆，因為當時中美關係尚未恢復正常，特別是1991年蘇聯宣告解體后，美國政府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對改善中美關係缺乏緊迫感，因而對華施壓的事件一再發生。如宣布中國為“超級301條款”的“重點觀察對象”（知識產權問題）、停止對華出售衛星及其部件、美國海關對中國在美國的幾十家公司進行突襲式搜查等等。中方有關部門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儉大使進行交涉，使這位新大使有應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嚴重的事件發生了。布希總統於1992年9月2日宣布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老布希本人也清楚地知道，這是嚴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行動，但他在反華勢力、親台議員及通用動力公司老闆的催促下，為了扭轉大選中的頹勢，企圖多撈一些選票，並緩和同反華勢力的矛盾，竟不顧中方的嚴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灣賣價值50億美元的150架F—16戰鬥機。

芮效儉大使在北京聽說布希要採取這一行動前，曾竭力表示反對，認為這無異於撕毀了《八一七公報》的協議。但他無力影響華盛頓的決策。只能以遺憾的心情準備接受中方的強烈抗議。

1992年9月3日，劉華秋副外長召見芮效儉，向美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提出中方要做出強烈反應的警告。布希政府接到芮效儉的報告后，只得採取修補措施，派助理國務卿克拉克到北京就布希的行動進行解釋，並提出了七項修補中美關係的措施，包括恢復兩軍交往和對話，頒發出售衛星許可證等。到1992年11月上旬，美國大選結果揭曉，民主黨的柯林頓將入主白宮。在此情況下，關於F—16戰鬥機的交涉只能告一段落。

任內經歷的中美關係第二次危機：“銀河”號事件

芮效儉任駐華大使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機就是“銀河”號事件。

1993年1月柯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上台初期，柯林頓政府對中國實行“以壓促變”的高壓政策。這個政策的重點有二：一是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問題掛鉤，企圖迫使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做出政治讓步；另一個是指控中國對外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政府內部成立了以助理國務卿洛德為主持人的各部門聯席會議，專門負責人權和貿易問題。另外，還成立了以戈登·科勒為首的防擴散中心，其成員包括中央情報局、軍方、國務院等部門人員，專門對付所謂中國對外擴散武器問題。

1993年7月，中央情報局獲得情報，稱中國貨輪“銀河”號將由大連港駛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船上裝有可作為化學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醯氯。美情報機關已得到上述物品的裝船貨單，可作為指控中國的證據。1993年7月23日，美方命其駐華大使芮效儉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指控。此時，“銀河”號已駛至新加坡，美國在當地的情報站報告說，該船未在新加坡卸下化學品集裝箱，相信化學品仍在船上。

1993年7月下旬，美國政府舉行了高層會議，一致同意採取強硬措施。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將軍（后在小布希政府內任國務卿）命令美國海軍對“銀河”號進行攔截。據此，從1993年8月1日開始，美國地中海艦隊派出一艘軍艦，以保持15海里的距離對“銀河”號進行監視，包括用軍用飛機在“銀河”號貨輪上空低空盤旋、偵察、拍照，也即進行不間斷的近距離干擾。

1993年8月4日，外交部長助理秦華孫奉命召見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指出中國政府已對美方的指控進行了徹底調查，經核實，美方的指控純屬子虛烏有，中方對美方的無端指責和干擾中國船隻正常商業運輸活動的行為提出強烈抗議。1993年8月7日，秦華孫再次召見芮效儉，就美國干擾該船航行提出強烈抗議。

為了避免事態惡化，中方已指示“銀河”號暫停航行。中方在駁斥美方指控時曾指出：“銀河”號是從天津港出發的定期貨輪，其航線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達、迪拜、達曼、科威特，並非美方說的從大連出發，終點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銀河”號主要貨物是文具、五金、機械等，均為集裝箱貨櫃，而伊朗的阿巴斯港並無集裝箱碼頭。由此可見，美方的情報完全是錯誤的。

儘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1993年8月10日向國會宣稱：“美國決心檢查那艘船隻。”

1993年8月18日，江澤民主席會見美國眾議員代表團，芮效儉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說：“我親自過問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沒有你們指控的化學品。”芮效儉心裡明白，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表態已經說明，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肯定有誤，事態的發展將以美國的難堪而告終。他立即向華盛頓申述自己的看法，認為船上不會有化學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調了結此事。但中央情報局此時仍堅持己見，胡說中方的表態不可靠，因為美方有裝船貨單為證。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也都支持中央情報局的意見，同意與中方斗到底。於是美國政府又指示芮效儉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須制止該船駛往目的地，否則美方將對中國進行制裁。美方還提出要搜查該船。為向中方施壓，美方還於1993年8月25日宣布，由於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M一11導彈，美方在兩年內禁止向中國出口敏感的高級技術產品。實際上美方這一指控是柯林頓總統上台前已經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證據，此時卻突然宣布制裁中國，純屬進行恐嚇，企圖來個下馬威，使中方在“銀河”號問題上讓步。

中方在與美方的霸道行徑進行堅決鬥爭的同時，從策略上考慮，同意在第三國與美方對“銀河”號進行聯合檢查，以便向世界輿論揭穿美國指控的虛偽性。

開始中方曾向“銀河”號到達的海域近處阿曼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聯繫，希望在其某個港口停泊，以便進行聯合檢查。1993年8月17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已同意提供此項方便，但1993年8月18 日突然改口，表示不願介入中美紛爭，拒絕讓“銀河”號入港。美方此時繼續向中方施壓，要求“銀河”號返回中國。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虛，最初是它提出的檢查貨物，這時它又向有關國家施壓，不讓它們讓“銀河”號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圖顯然是躲避公開檢查，讓“銀河”號返航，到時候中方如宣布貨輪上未裝載美方指控的化學物品，美方也可繼續造謠，使中方背上黑鍋。

經過中方努力，1993年8月底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許“銀河”號駛入達曼港，並願由中、美、沙三方人員共同檢查貨物。當時中國政府同意檢查時堅持一個條件：美方必須公布檢查結果。

美方派中央情報局人員到沙特參與此事，在中國、沙特和美國三方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對船上782箱貨物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全面檢查，美方一無所獲。1993年9月4日，美國國務院無奈地宣布，對中國船隻的檢查沒有發現載有化學武器的證據。

美方耍了一個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結果，而這一天是星期六，經歷一個“長周末”，在美國新聞已成了“舊聞”，可以大大減少美國外交上出醜的轟動性。美方在宣布時還加上一句活：美國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蹤和檢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銀河”號事件是美國地地道道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它給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國強烈要求美國方面公開道歉，賠償中方蒙受的一切經濟損失，並採取措施消除其錯誤造成的惡劣影響。

美國在全世界面前丟了面子，政府內部因此發生爭吵。克里斯托弗、萊克和國防部長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報局和防擴散中心，而後者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又無中生有地說，中國貨船已把化學品投入大海。這顯然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因為在大批美國軍艦和飛機24小時不間斷的監視下，中國貨船怎麼能把大量化學品投入海中而不被發現呢？

1993年9月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上述謬論批判說：“‘銀河’號事件真相已經大白的情況下，美國還在繼續造謠，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這樣做只能是欲蓋彌彰。”

柯林頓政府在對華關係的兩個方面都遇到了麻煩：在人權與貿易掛鉤問題上面臨美國企業界的反對，政府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在防止武器擴散上，借“銀河”號事件攻擊中國的企圖落空，政府內部出現爭吵。美國的霸權行徑和高壓政策不但使中美關係不斷下滑，而且在亞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國在外交上陷於被動和孤立的處境。在這種形勢下，柯林頓政府終於進行了一次政策評估，開始認識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對美國自己是不利的，並決定進行政策調整。在“銀河”號問題上，柯林頓接受了芮效儉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調處理”意見，派助理國務卿幫辦湯姆森訪華，向中方承認美方的情報有誤，做了口頭道歉，並表示美方今後樂於改善對華關係。湯姆森20世紀80年代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工作，當時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館長），後來調任駐阿富汗大使（長駐在巴基斯坦），過去同中國交往較多，一直主張加強中美關係。這時選中由他來緩和關係是一個用心良苦的選擇：一是他同中方關係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來華認錯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會引起媒體宣揚。接著，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於9月25日會見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表示柯林頓總統願扭轉兩國關係的下降趨勢，對華採取“全面接觸”政策，不但國務院和軍方要恢復與中方有關對口單位的交往，而且柯林頓本人將邀請江澤民主席出席當年11月在西雅圖召開的亞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將與江主席行單獨會晤。1993年11月20日，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與柯林頓總統舉行了會晤，中美關係又有了一個“新的良好的開端”。

任內經歷的中美關係第三次危機：美國批准李登輝訪美

芮效儉任大使期間，中美之間遇到的第三大危機便是美國柯林頓政府批准李登輝訪美。

1993年9月柯林頓總統宣布對華實行“全面接觸”政策后，中美高層對話開始增加，到1993年11月中旬兩國首腦在西雅圖實現了正式會晤，兩國關係開始好轉。1994年11月，江澤民主席和柯林頓總統在印尼實現了第二次正式會晤。

中美關係有個令人不安的規律：每當關係有了轉機時，反華勢力便製造借口，設法加劇雙方分歧，使關係倒轉。這說明美國有些人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總想醜化、妖化中國。台灣當局也總是趁機推波助瀾，把水攪渾；從中漁利。以分裂中國為己任的李登輝從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訪問或過境美國的行動突破美台關係現狀，他讓親信劉泰英（掌握台灣國民黨黨控企業的巨額資金）僱用美國卡西迪遊說公司（原來每月付12.5萬美元，此時又加付250萬美元）在美國活動，為李登輝訪美造勢；同時又向康奈爾大學捐贈巨資，使校方邀他訪美。當時美國國會幾個委員會領導人發生變動，有利於共和黨右派，其中有些親台分子當上了委員會頭目，形勢變得對反華勢力有利。1995年3月，參院外委會一致通過決議，支持台灣恢復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同年5月，眾院以390對零票、參院以97對1票，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輝訪問母校康奈爾大學。柯林頓政府開始拒絕國會的要求，但在國會決議壓力下，柯林頓總統步步後退，直至批准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問康奈爾大學。連在人權問題上多次攻擊中國的助理國務卿洛德都驚呼，“這將改變兩黨六任總統決定的對華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將此決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強烈反對。李肇星副外長召見芮效儉，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1995年6月17日中國政府召回了駐美大使李道豫。此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次在東海進行了導彈發射和火炮演習。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駛至台灣以東海域，但未敢進入台灣海峽。

美國政府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中美動用軍事力量，一旦發生突然事件或意外衝突，局勢將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幾項積極表態：今後將嚴格限制台灣領導人的類似訪問；它將公開聲明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它將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這也就是報界所稱的美國“新三不”政策。此後兩國關係又逐步步上了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