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

1915年生於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祖籍蘇州，父親姓陳，經營棉花生意，后破產。顧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隨母姓。在初中於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就讀兩年學習會計，畢業后，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2歲就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會計學，成為掌握現代會計知識的專業人士。

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紀30年代，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是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

1934年完成的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被各大學採用，同時開始在大學任兼職教授。

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和瓊·羅賓遜的經濟學著作。

1965年，因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外甥宋德楠與幾個同學建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被視為組織“反動小團體”，顧准受到牽連，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準的不理解，與顧准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與顧准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准斷絕關係，並斷絕一切來往。

儘管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並承受與親人分離的痛苦，顧准仍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注民主問題，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樣）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1994年9月，《顧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准日記》出版。顧準的書籍出版后，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颳起了“顧准旋風”。學者李慎之說，顧准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1930年組織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進社，後轉入武衛會。同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第一次流亡去北平。

1934年後，曾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

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

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

從1936年冬開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簡稱“職救”），其公開負責人是沙千里等人，中間有一個秘密的黨的核心小組，由顧准、王紀華、林楓（即宋書常）和雍文濤等組成，幾個人黨的組織關係不同，雍文濤是文委系統，顧準則是武衛會系統。採取的行動，既有公開出面的聯合指揮部，都是各行各業的代表，如知名人物有章乃器、沙千里、沈體蘭、張宗群、鬍子嬰等，更有一個在他們後面的進行實際工作的核心小組內部指揮部。每次遊行示威，都作了精心組織與指揮。在文委工作期間，與經濟學家孫冶方(當時為文委書記)認識並共事。1940年後，曾任中共蘇南澄錫虞工委書記、專員，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后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6年1月回到華東后，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山東省財政廳廳長。解放軍佔領上海前夕，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他接管上海財政系統的三年時間裡，這座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經從國民黨手裡瀕於崩潰的爛攤子變成支撐共產黨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財源，也為日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奠定下基礎。

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顧准主張依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徵收，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同意運動式徵稅，他在自己主管的《稅務通訊》上連發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

1953年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

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后，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並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並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成為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

顧准對中國的命運、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視商品價值規律，他研究過的不受制約的權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當家作主反映在政體上的恰當形式、理性主義政治哲學蘊涵的問題等，對於深化改革，對於中國的民主法治前景，無疑還是沒有用盡的、寶貴的思想資源。2005年7月1日是當代中國傑出思想家顧准誕辰90周年紀念日，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顧准生前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部分老專家、學者為主體的專家團趕赴河南省息縣及東嶽鎮，在顧準的忌日舉行紀念活動。顧准生於上海，於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他毅然離開名利優厚的職位，赴新四軍工作。1949年新政權成立后，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併兼任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華東財政部副部長；1952年，在"三反"運動浪潮中，以所謂"思想惡劣阻礙三反"的罪名被撤職；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超前的經濟學觀點和抵制前蘇聯在兩國合作項目中對我國利益的粗暴侵害，而被打成右派並被開除出黨；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顧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這是非常大膽和超前的觀點，這使得他成為在中國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人。他的觀點啟發了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價值規律問題；顧準的觀點還影響了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他們在30年之後為建立市場經濟所作的論證，為改革開放起到了推動作用。

顧准在逝世前，不顧巨大的病痛、險惡的政治局勢和低劣的物質條件，研究中國和外國歷史、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哲學，思考中國的現實，力圖弄清為什麼革命勝利之後局勢逐漸演變為與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從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走向英國式經驗主義，從一元論走向多元論的結論。顧準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筆記、通信的形式保留下來，在"文革"結束和他本人於1980年獲得平反以後得以陸續出版：1982年，他的"希臘史筆記"以《希臘城邦制度》為名出版；1989年，他與弟弟陳敏之通信寫下的思想筆記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名發表；1994年出版《顧准文集》；1995年，在北京舉行顧准80誕辰紀念會。已經出版的有關著作還有：《顧准日記》《顧准尋思錄》《顧准傳》《顧准全傳》《顧准筆記》、《顧准文稿》等。顧準的思想得到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王元化說："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他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李銳說："1959年以後，我也在難中，也在思考……但是顧準的思考深得多，廣得多，也更有成果。有關許多根本問題，於我來說，他是先知先覺。""顧准思考圍繞的中心是如何克服專制、實現民主和發揚科學精神。"吳敬璉在"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中說，學識淵博、言辭犀利只是顧準的外部特徵，作為思想家，顧準的內在特徵是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包括：革命的理想主義為什麼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革命成功后要採取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取得真正的進步，等等。李慎之在"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形容顧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吧！"並說："有人說，自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創的、批判的思想家了。這話並不盡然，我們有顧准。"1959年3月，顧准被遣送到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勞動改造，這段經歷對他反思和認識極左路線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誕生在這個地區。從1959年秋冬起，在4個月之內，這裡餓死農民近百萬。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哀鴻遍野"的字眼，記錄了勞改隊和農民被餓死，甚至全家餓死的情況。在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折磨的情況下，他在此下決心潛心研究10年，找出悲劇發生的原因。這一次，專家團的老人們舊地重遊，感慨唏噓。在慶幸浩劫已過、緬懷顧準的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問到：顧準的思考和思想在今日中國，是否還有現實意義？

對顧准和顧准思想，大家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這些角度是不虛妄、有意義的。就本人而言，最感興趣的還是顧準的思想歷程，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心路歷程，隨個人遭遇變化而發生的具體的思想和情感的發展過程。顧准不是單純的書生，不是一個行踐所謂人文關懷的純粹知識分子，新世紀年輕一輩學人動輒將他與陳寅恪甚至胡適放在一起論列，這實在是不懂得顧准這一類人。顧准自己不會想到、也決不會同意這種比附的。顧準是一個老革命，是以低級知識分子身份投身於“理想”且有過多年實際經歷的老革命，像他這樣經歷的，在共產黨領導層內是具典型意義的。這我們只要看看新中國建立以後，擔任黨內和政府各級部門負責人的出身，就可明了。從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極少數農工出身的，可說大多是這些小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幹部在各級領導的位置上。顧准在資歷上屬於第二代，地位上屬第二層級，新中國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國最大經濟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財政稅務局局長，地位不可謂不高，權勢不可謂不重，如其在這條道上順利走下去，日後拔擢為中央政府經濟部門的負責人應是可待之事。

然而，由於政策見解與上不合，顧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權力崗位，幾經轉折，最終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讀書”的求學求真之路。革命革了幾十年，最後卻遭貶黜被逐出權要部門繼而再逐出革命隊伍，自然是令人喪氣的事，這成了顧准“從理想走向經驗”的現實人生條件。不過，身份發生變化，還只是條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過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數，但卻不曾達到顧准思想那樣的清晰、深刻。這裡還需要有其他條件。這些條件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獨立探索等等，但認為必得加上的一條是：顧准對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從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斷，而且表現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決絕！

個人仕途發生變故，個人遭遇不幸或者說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這並不稀罕；但既已認識，就再不回頭，拿起冰冷的手術刀解剖各種迷思，同時也解剖自我，但憑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從而作出獨立的判斷——唯獨顧准達到了如此境界！這一思想進程，所需要的勇氣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顧准不同於哈耶克、殷海光，只憑理智不涉及感情問題。顧准也不同於陳寅恪甚至巴金，他們是較單純的學者文人，可以從理念到理念，談不上有激情牽絆在其中。而對顧准，則不然。顧準是事業中人，事業於他這一類知識革命者來說，不僅是信仰，更是生活實踐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為之死而無悔、終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如早年顧准者，他們不但順勢，且是造勢者、弄潮兒，他們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將其作為“捨我其誰”的勇敢擔當起的為民族為國家的神聖使命，他們在革命之中是渾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當事業成就之後，在發生了一些背離當初理想的事情時，像顧准這樣頭腦清醒的純情革命者就不免痛苦。隨著必定是孤獨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將明時，他們感情上的痛苦和絕望也就達到了頂點。這不是簡單如局外人想象的那樣，只是理念的轉瞬之間，在顧准，那是要與過去的自我告別，猶如靈魂在曠野中奔走呼號，其過程的慘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奮鬥、犧牲為理想獻身的往日，與小人奸人庸人的嘆息冷嘲和高蹈遠舉的當時，在撕扯痛苦而清醒的人，這裡只要稍一猶疑，頭腦也就隨之轟悔。眼看著有多少人，努力再努力，終沒跨過這道最後的門檻，但顧准終於走過來了！

1974年12月3日，顧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臨去世前，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並要他“待時守機”。顧準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遺囑，拋撒在他生前曾工作過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樓前面的小河裡，另一半根據經濟所的意見，安放在八寶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顧准被“恢複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級墓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