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為中國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 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但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建議與中共當時統治地位產生了極大矛盾，比如學者儲安平意見是中國當前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鬥爭。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於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由於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 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衝擊。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絕大多數被錯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右派分子”雖然從此成了歷史名詞，但“右派分子”當中絕大多數從歷屆政治運動中“死裡逃生”的知識分子，已被世所公認為中華民族的脊樑，社會良心的典範，學人人格的楷模，回憶和緬懷“右派分子”的文章論著更是層出不窮，歷史永遠記住了他們，許多“右派分子”用自己的正直的社會良心、高尚的知識分子人格、問心無愧的坦蕩心態和因此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慘痛人生代價換來了名留青史的不朽。

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 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陽謀”論

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天下”等論調，遠遠超出共產黨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蘇聯的赫魯曉夫上台後發表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有了被“復辟”的疑慮和恐懼。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 內同志閱讀。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筆。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論只是後來的託詞。在知識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天下等言論，都發生在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後。

右派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1.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 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極右分子標準

1.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2.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反右擴大化

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

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

趨於平靜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之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直至廬山會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第二波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運動。

根據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複查核實改正錯划（並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佔總人數 97%。但學界對此人數統計認識並未統一。至1986年，約剩下5000餘名右派。消息人士稱，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只剩五人。

中國頭號大右派分子章伯鈞（中國現代民主黨派著名領導人之一）。

中國少數民族著名六大右派分子是：龍雲（彝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現璠（壯族，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歐百川（苗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馬松亭（回族，中國現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達（土家族，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王毅齋（回族，時任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農工民主黨著名十大右派：韓兆鶚、張申府、章伯鈞、黃琪翔、黃現璠、李士豪、李伯球、張雲川、鄧昊明、李述中。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著名五大右派：龍雲、陳銘樞、張軫、黃紹竑、譚惕吾（女）。

中國民主建國會、工商聯著名十大右派：錢孫卿、李琢庵、章乃器、李康年、向德、畢鳴岐、姚順甫、潘鍔鏱、鄭立齋、張東木。

中國九三學社著名五大右派：金寶善、顧執中、陸侃如、袁翰青、儲安平。

中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謝雪紅。

中國民主促進會著名大右派：林漢達。

中國致公黨著名大右派：陳其尤。

中國民主同盟著名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曾昭掄、陳仁炳、彭文應、錢端升、葉篤義、黃葯眠、錢偉長、吳景超、潘大逵、沈志遠、徐鑄成、浦熙修、王毅齋、王文光、姜震中、馬哲民、杜邁之、陳新桂、劉王立明（女）、王國松、王毅齋。

高級幹部著名大右派分子沙文漢、孫作賓、歐百川、陳再勵、李世農、楊思一、孫殿才、陳成義、程星齡、王毅齋、王翰、劉積學、陳沂。[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自然科學界著名七大右派分子金寶善（中國近代衛生事業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國現代著名土木工程學家）、曾昭掄（中國現代化學奠基人之一）、王國松（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發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國現代著名化學家）、錢偉長（中國現代力學奠基人之一）、雷天覺（中國現代機床工業奠基人之一）。[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社會科學界著名大右派分子陳達、李景漢、吳澤霖、潘光旦、馬哲民、錢端升、吳文藻、吳景超、譚惕吾（女）、沈志遠、王造時、費孝通、王鐵崖、陶大鏞。[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文學界著名十五大右派分子丁玲（女）、馮雪峰、陳企霞、宋雲彬、艾青、蕭乾、孫大雨、傅雷、姚雪垠、劉紹棠、流沙河、王蒙、鍾敬文、穆木天、吳祖光。[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新聞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徐鑄成、儲安平、浦熙修（女）、陸詒、戈揚（女）。[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美術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劉海粟、鄧散木、龐薰、江豐、丁聰[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社會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陳達、李景漢、潘光旦、吳景超、費孝通。[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國歷史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按出生年序排名]

說明：上面所稱“大右派”，主要根據他們當時的政治、社會、學術地位以及右派言論的影響大小和中共中央的處理決定等綜合因素而定。

和鳳鳴的回憶錄：《經歷─我的1957年》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飢荒，這些被發配的右 派分子出現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后，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萬餘人。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台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台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 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複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划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划右派的平反。

煙台會議后，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 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划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 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至今未平反的右派

根據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划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獲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 的發展。

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

經過反右運動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但也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鬥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於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為數達55萬人。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

從1959年到1964年，黨先後給大約3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其餘右派分子的帽子，徹底平反。1979年9月，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複查，把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錯誤結論改正過來，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