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積學

劉積學，號群士，河南新蔡縣人，出生於一八八零年（清光緒六年），劉積學家雖是縣裡大族，但劉積學幼時家境清貧，其父以炸油條賣小吃為生。劉積學以刻苦讀書，一九零三年取得癸卯科舉人。受新學影響，一九零二年劉積學和車鉞、王梅溪、王鍾遠、蔣立、朱奮吾、安詔白燈在開封成立了一個民辦“半日學堂”。後來他們成立了一個學會，除傳授知識外，主要是藉以傳播革命思想。這個學會同當時南方各省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一樣，都是思想進步的民主革命團體。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在河南武備學堂讀書。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八年到日本，原擬投考軍事學校，身體較弱，慮難錄取，初入實業學堂，后考入東京法政大學政治科。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劉積學經中國同盟會總部書記曾昭文介紹參加中國同盟會。一九零六年中國同盟會河南支部在東京成立，曾邵文、劉積學、杜潛、朱炳麟、程克都曾主持過支部工作。一九零六年，河南省留日同學以同鄉會名義集資創辦《豫報》，主持人有革命派，有改良派，常發表不利於革命的文章。中國同盟會支部派曾昭文、劉積學調查了解后，決定停辦《豫報》。一九零七年十二月在河南旅日女革命志士劉青霞（原姓馬，嫁尉氏劉家該姓劉）資助下創辦《河南》雜誌，張鍾端任總經理，劉積學任總編輯。《河南》旗幟鮮明，始終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批駁改良主義，每期有一百數十頁，發行數量近萬份，半數以上銷行在河南，風行國內外，對辛亥革命起了相當大的思想推動作用。他們提出除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別無他路可走，他們認為只要能喚起國民覺醒，就能達到革命目的。他們說：“你有槍和炮，我有筆如刀。”《河南》雜誌確實成了刺進滿清王朝心臟一把鋼刀。滿清政府下令在國內嚴防查禁，並指示駐日使館勾結日本警署封閉雜誌社，扣押了第十期，發行到國內的只有九期。

辛亥革命前印發的《河南留日學生討滿清政府檄》就是劉積學執筆寫的內容，慷慨激昂，歷述滿清政府的殘暴統治，喚醒國民，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

一九零八年，中國同盟會河南支部為了發展河南革命力量，派杜潛回開封成立中國同盟會河南分部，初設在中州公學，很快就發展兩百多會員。東京中國同盟會總部籌劃在武昌舉義的同時，還作了通盤的籌劃，推動南北各省起而響應。豫魯陝甘在日本的中國同盟會員組織四省協會，籌劃策動北方起義。中國同盟會河南支部派劉積學回開封執行這項任務。到開封后，召開革命黨人會議，傳達總部組織各省地方武力，除在開封聯絡社會義士並策動新軍外，分派會員到各省城外聯絡可以聯絡的社會武裝組織和綠林豪俠，準備起義。還決定在開封、北京籌辦《國是日報》和《國維日報》作輿論動員。會後劉積學即去北京。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開封后，中國同盟會會員和革命群眾大受鼓舞，積極準備在開封舉事響應。因已聯絡的新軍協統應龍翔遲疑不懂，致被巡撫寶棻扣押。策動新軍失敗后，中國同盟會分部通過劉粹軒的建議，決定仍在開封進行起義準備外，把重點放在分派同志到省城外各地聯繫農民武裝，策動就地起義，並支援開封的起義。適劉積學從北京回到開封，他就偕同孫豪、魏士騤、趙伯階等去汝、魯、寶、郟、襄、密等縣發動農民武裝，策應南陽義軍，計劃控制豫西南。他們的辦事機構設立在葉縣城北。派魏士騤去開封以辦農民團“剿匪”為名買到一批槍彈，原計劃運往南陽，在那裡起義。同時，由孫豪、趙伯階聯絡魯山、寶豐、郟縣一帶農民武裝攻打寶豐，同南陽相呼應，勝利后即在南陽建立軍政府。魏士騤剛把槍彈運到葉縣，被縣官偵知沒收。劉、孫、趙等已聯繫好的農民武裝就決定以孫豪為司令，趙伯階為參謀，攻打寶豐時，孫豪受騙進城治商和平光復寶豐被殺害，趙伯階指揮攻城，適南陽鎮謝寶勝派的清軍趕到，內外夾擊，寡不敵眾，趙伯階陣亡，餘眾退往臨汝山區，成了白朗起義的骨幹力量。

中國同盟會河南分部的領導人並沒有因失敗而退縮，決定仍按照原計劃在開封和省內各地積極聯絡武裝力量，組織起義。中國同盟會分部以所聯絡的群眾組織，既少訓練，又無新式武器，不足以擊敗有訓練、有新式武器的清軍，決定派劉積學去上海向陳其美、黃興請援。那時河南在日本的同盟會員都奉命回到上海，配合當地革命武裝，奪取了上海製造局（即兵工廠）。組織上海軍政府，河南的中國同盟會會員多在軍政府任要職，劉基炎任參謀長。劉積學於十一月下旬到上海，同河南同盟會員劉基炎、陳伯昂、賀開平等商議，提出在上海組織北伐軍的計劃，並成立北伐軍支部。陳其美、黃興積極支持這一計劃，允許發給武器彈藥。河南在上海的革命黨人都盼望家鄉早日光復，一致要求組織北伐軍，經南京臨時政府批准成立河南北伐軍，以張國威為司令的一路由長江西上，以劉基炎為司令的一路由海上至煙台登陸。長江一路到了河南光州與閻子固、任芝銘的淮上軍會合。煙台的一路沒有進入河南，南北議和，都停止了軍事活動。

二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劉積學先後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和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在此期間，他的一切言行，皆以孫中山的主張為依歸。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籌劃武裝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劉積學、夏述唐首先參加了中華革命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當權，毀棄《臨時約法》，拒不召開國會，完全承襲了袁世凱的反動政策。一九一七年七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高舉護法旗幟，劉積學即去廣州參加非常國會。孫中山先生雖幾次受到挫折，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劉積學始終是孫中山忠實的追隨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任河南自製籌備處處長，一九二五年任河南省政務廳廳長，一九二六年由廣東國民政府任命為河南宣撫使。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劉積學寓居上海，過著窮苦潦倒的生活。劉積學因同胡漢民的關係較深，又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當了十年立法院委員。他原不滿蔣氏之所為，一九三一年二月，蔣介石把胡漢民軟禁在南京之湯山後，劉積學對蔣介石更為不滿，他從不去見蔣介石或有所干求。派系紛爭，他很少參與。從一九二九年以後，他坐享高薪，在南京過著清閑恬淡的生活，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意志已消沉殆盡。當日軍逼進南京，國民政府搬遷武漢，與他關係較好的胡漢民已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去。對他這個早期的中國同盟會會員，孫中山的信徒，不論是掌握軍政大權的蔣介石，還是掌握黨權的陳家兄弟，都不予以重視。國民政府遷重慶時，他請假回河南。一九三九年五月，辭去立法委員職務，專任河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

三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之後，對於孫中山的旗幟卻還得利用。他對早年跟隨孫中山革命的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老人，採取了尊而不親，貴不給權的籠絡辦法。因此，劉積學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河南當了十年省參議會的議長。對在河南的黨政軍的權要人物種種禍害地方，亂抓濫殺的罪行，劉積學雖無可如何，但思想上是憤恨不平的。對在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災，餓死的人數數以百萬計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政府還向河南徵購糧食，對於一九四四年日軍進犯中原，湯恩伯擁軍殃民，臨戰望風而潰，對軍統特務趙理軍活埋河南第十二區行政專員韋品方，對一些發國難財，貪污瀆職的官吏等，參議會提出的彈劾議案，劉積學都是支持的。蔣介石擁兵百萬，坐令半壁河山淪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敵後艱苦抗戰，敵人僅佔據一些點和線，廣大地區並未淪陷，儘管蔣介石嚴密封鎖，也漸為人民所悉知。面對這個事實，劉積學漸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據當時任省建設廳長的張仲魯對我說，省政府在魯山時，他同劉積學時有接觸，劉曾說：抗戰勝利后國家將長期陷於內戰，最後共產黨必須勝利，這是無疑的，就是不知道共產黨要不要咱們。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蔣介石在他所挑起的全面內戰中，損兵折將，已處於處處挨打的被動地位，事實迫使劉積學不能不考慮自己何以自處。中共地下組織也做爭取他的工作。劉積學是中國共產黨資助創辦的開封《中國時報》的董事長，同該報社長郭海長的父親郭仲隗（時任檢察院豫魯監察使）是老朋友。通過郭海長多次同他密談，劉積學對解放戰爭的勝負和共產黨的政策已有所認識。為了決定何去何從，劉積學還主動約郭海長談話，了解共產黨的政策。

一九四七年，南陽《前鋒報》與《中國時報》出聯合版。年末，因有一個與郭海長由聯繫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被逮捕，郭乃避往武漢，報社需人主持，我由南陽經武漢於一九四八年初到了開封。不久報社收到國際新聞社從香港寄來用英文印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譯出后也讓劉積學看了。這對他投靠共產黨有決定性的作用。他曾表示：如有必要，願為效力。儘管參議會還請南京政府派兵“剿共”，劉積學本人卻已決定靠攏共產黨。

一九四八年五月，晉冀魯豫大區黨委派代表張子庸（即方靜之，現任湖北省農委副主任）去信仰策動張軫（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官）起義，須有一中介人，劉是長者，素為張所敬重。郭海長奉中共黨組織命令勸說劉陪同，張子庸前往，因鐵路不通，行動困難，劉寫了親筆信，讓我陪同前往。寫的很懇切，促張軫早日起義。

是年六月下旬開封第一次解放，解放軍退出開封前夕，通過郭海長，請劉積學出來維持開封秩序。他說，如解放軍不再退走，讓他幹什麼都願效力，如要撤走，國民黨再返開封，他以後就很難處。考慮到他的處境，沒有勉強他出面。

張軫兼任河南省主席后，一九四八年十月間，參議會隨省政府遷到信陽，劉積學在信陽、漢口多次同張子庸談話，對黨的政策加深了認識，迫切感到起義宜早不宜遲，對張軫多次勸說，起義越早越好。張因種種原因，遲遲未能起義。適潢川專員出缺，劉積學請張軫委任劉基炎為專員，他也同去，讓他二人以省參議會議長和潢川專員身份聯名通電起義，因張軫不同意，未能實現。十二月下旬白崇禧召集豫鄂皖湘贛五省議長到漢口開會，讓五省議長聯名電蔣請暫回奉化，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與中共講和，作為緩兵之計，時機許可再請蔣返京。實際是李、白已取得美國的支持要取而代之，並企圖同共產黨划江而治。劉積學堅決主張蔣介石必須引咎下台，以謝國人，否則，反對他的就不只是共產黨了。劉不肯在白擬就的電稿上簽名，白亦不讓劉單獨出名電蔣下台的電報在漢口發出。劉積學即回信陽發出要蔣下野的電報。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亥世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陽的特務們聞訊大肆鼓噪，要逮捕公審劉積學。張軫是同意劉單獨發電的，立即派兵保護劉積學。當時在淮海戰場上，蔣軍被殲殆盡，大戰已接近結束，南京驚慌混亂，自顧不暇，給劉的複電語意和緩，沒有責言，特務們也不再喧囂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大戰以蔣軍數十萬被全殲而結束。白宗禧以為解放軍要從平漢線難進了，在春節前夕，中國國民黨在信陽的黨政軍各機關，在驚慌混亂中南逃武漢，劉積學堅決不走，河南省參議會獨留信陽。過了幾天，解放軍並未南進，南逃的各機關又返回信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浩浩蕩蕩大舉向江南進軍。在信陽的國民黨的黨政軍各機關又紛紛驚慌南逃。劉積學仍拒不南逃，冒著被特務們殺害的危險，率領省參議會留在信陽，迎候解放。當解放軍進抵信陽時，參議會張貼歡迎標語，派代表出城歡迎。解放軍一進城，參議會即將文卷檔案全部交出。劉積學單獨起義的願望至此實現。不久，張軫在武昌南金口起義。在信陽民主運動中，劉積學這位七十老人的作用是不應低估的。劉積學一向謙遜，解放后很少聽到他同別人談這段事情，外人也很難知道這事實的經過。

一九四九年九月，劉積學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典。

劉積學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省政治學校校長、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民革河南省籌備委員會召集人、民革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從開國至一九五七年，歷次重大政治運動，劉積學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或撰寫文章，或發表講話，熱烈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策。河南土地改革開始，他即在《河南日報》上發表了熱烈擁護黨的土改政策的長文。劉積學對祖國統一大業，非常關心，曾多次寫信和廣播稿，對在台灣的親朋故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曉以國家民族大義，說明愛國不分先後，愛國就是一家，希望他們對祖國統一大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人物自述

（我）初出生時，家人口大小十五口，無宅無地，生活困難。我祖父劉拱宸設私塾課徒，每年收入制錢約五十串；父劉啟模經營醬醋業，有缸二十餘口，每年收入制錢約百餘串，全家依靠這兩項收入維持生活。經過十餘年後，兄劉芬佛及我都能課徒，每年收入逐漸多，生活就寬裕起來了。

我的原配唐氏，湊集資本，與我兄劉芬佛合營雜貨生意，字型大小叫德懋泉，生意很好，賺錢不少。我家遂湊集三千餘元與我兄劉芬佛同買天地，地在新蔡縣曹樓、段寨兩處，我家約分一百二十畝。嗣又陸續增買五十餘畝，地在劉海子。合計買地約有一百七十畝。從此遂成地主。抗戰時期雇傭長工五、六人，耕地六十餘畝，經營五、六年，入不敷出，因而停止經營。解放后，土改時，因為我在解放前參加了民革地下工作，有在信陽參加起義，評我為守法地主，又評我為民主人士，劃分土地時，農會還分給我家二十七畝地，使我家參加勞動，重作新人。

解放后我初參加工作時，每月工資五十元，後來增至一百元。一九五一年，支領中南軍委會薪資，每月計約一百九十元。中南軍委會改組后，支領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工資，每月為二百一十元。現支領河南省文史研究館工資，每月為一百一十五元。

七歲在家庭從祖父劉拱宸上學，讀舊書“五經”、“四書”，十六歲進學為秀才，二十歲補廩膳生，二十四歲中鄉試癸卯科舉人。二十五歲考入河南武備學堂，學習軍事。學過戰法、步兵操典、野外演習、炮學、水旱雷學、繪圖學等科目。一九零六年二月，由清政府派送日本留學。到日本后，最初入巢鴨宏文學校，預備日語。嗣改入小石川區實科學校理化專修班學習理化。畢業后，考入東京法政大學專門部政治科，校長梅謙次郎。一九一一年六月畢業。我從幼年上學，最喜研究《春秋》三傳、尤好《公羊》。另外，喜研究《論》、《孟》、《詢》、《韓》、《老》、《庄》等書。清朝考據家如戴、段、錢、王各家著作，亦喜鑽研。此外，佛學性相各宗經論，如《大班若經解》、《深密經》、《佛地經》、《華嚴經》、《大智度論》、《般若燈論》、《大乘掌珍論》、《瑜伽師地論》、《成維識論》等，亦研究五六年，稍能深入。共產主義著作，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列昂節夫的《增至經濟學》，李寧的《國家與革命》，斯大林的《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新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都粗有研究，未能細緻深入。

我個人的著作，如《廣韻詮紐》、《荀子教學方法》、《老子要義詮釋》、《程伊川實踐哲學論》等，抗戰期間都失散了。《豫報》、《河南》雜誌、《國是報》、《自由報》，我都有文字寫作，現皆散失無存。

於一九零六年二月到日本留學，即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中國同盟會，當即與河南同志組織河南同盟會支部，公推曾可樓為河南同盟會支部長，我為支部書記，掌管開會時記錄及保管文件。曾可樓畢業歸國，我代理為中國同盟會河南支部長。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八月武昌起義，傳檄河南，河南省咨議局議員及優級師範學堂學生分配革命任務，把河南全省分為四路，聯絡起義。我擔任新鄭、密縣、葉縣、南陽一帶的聯絡工作。嗣以袁世凱大軍壓境，寶棻、齊耀琳等又調兵防阻，成功不易，河南省咨議局推定我赴上海，請求上海軍政府都督陳英士調派軍隊，幫助河南起義。我到上海后，很快就組織了河南北伐隊，河南學生參加甚多馬靜生、鄭耀五、李銳五、海廷壁、楊靖西等亦往參加，曾經開至黃州、陽羅一帶，南北議和，宣告解散。

一九一二年二月，我三十三歲，當選為民國臨時參議院參議員。根據臨時約法，由河南省會人民大會選舉。一九一三年三月，當選為正式國會議員。正式國會為兩院制，我當選為參議院議員，由河南省議會選舉。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解散國會，孫中山先生領導護法，國會在廣州開會，我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到廣州參加護法。一九二一年，由廣東返回上海，休養一個時期。一九二三年，被河南省長張風台邀至河南，任河南省自治籌備處處長，制定河南縣市自治條例。正舉辦期間，洛陽吳佩孚下命令，謂我假借自治名義，樹黨營私，冀圖顛覆等等，把我扣押在吳之參謀處三十七天。后被釋出。並停辦自治。

一九二五年，應國民二軍胡笠生邀請，擔任河南省政務廳廳長。逾年，國民二軍失敗，我又到上海養病。一九二六年，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起義，我被廣東國民政府任命為河南省宣撫使。是時，吳佩俘軍隊被樊鍾秀邀擊，吳幾被擒獲，樊駐紮信陽柳林車站，我亦到柳林，設立宣撫使署，與樊合作。我在柳林曾散發許多宣傳品，說明廣東政府北伐意義，並召集紅學（紅槍會）百餘人開會，紅學都相安無事。一九二七年，宣撫使名義被撤銷，我又返上海。一九二九年十月，南京政府行使五院制，立法院由胡漢民擔任院長，林森為副院長，立法委員四十餘人，我被任命為立法委員。立法院二年改選一次，第三次改選由孫科擔任院長，張繼、覃振相繼為副院長，五次改選我都繼續連任。抗戰時期，南京政府遷至重慶，我請假未去。隨河南省政府居住南陽八個月。適河南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成立，我即被選為參議員，並被選為議長。臨時參議會組織成立時，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由此遂辭去立法委員，專任河南省參議會職務。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信陽解放，參議結束，所有文件器具都交軍管會接受，並由軍管會發給各人路政回家。我於五月到新蔡縣。六月奉到河南省政府電，來至開封學習。九月，北京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我被推為民革代表，前往參加，並參加了十月一日首次國慶。這是我一生的慶幸。這時我年七十歲。

一九五零年，當選為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中南軍政會改組，我被選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以後，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社會人士於我有影響者頗多，現只寫五人。

1、馬子昭。是我幼年同學。為人言忠信，行篤敬，為四育中學教員多年，不求改業。

參加河南各次革命而不求名。我受其感化甚多。

2、崔寅彤。一九一三年為烈士賈霞飛擔任律師出庭辯訴。賈被釋出獄后，崔自己被羅

織入獄，扣押數年，屢受刑訊，釋出后毫無怨悔。他這一點義氣，我甚傾慕。

3、劉漢川。熱心革命。我常受其督促。一九四八年，他屢從上海來函催我赴滬，我遲遲不行。我憶及此事，深為感愧。

4、周凌卓。辛亥年河南起義，周為參謀長，與總司令張忠端同時被捕，周當時經河南京官保釋，未被槍殺。他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為表示過自己於革命有貢獻。他喜寫字，至今未離筆硯。我受其影響，亦喜學習書法。

5、閻明初。是我同學。為人有忍耐性，對朋友困難多所濟助，毫無吝嗇，我困難時受其幫助不少，至今念之。彼現在新蔡縣完小當校長，學習有進步，思想改造比我前進，我願向他學習。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劉積學於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病故。本文摘於《河南文史資料》第八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