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起義

民國初年，河南省農村災荒嚴重﹐加上河南都督張鎮芳橫徵暴斂﹐民不聊生﹐饑民﹑乞丐成群。白朗與宋老年、李鴻賓等綠林頭目聯合﹐被推為首領。他們以舞陽縣母豬峽為根據地﹐提出“打富濟貧”的口號﹐聚眾抗官﹐隊伍很快發展至五六百人﹐活動於豫西廣大農村。

早在武昌起義爆發之際，白朗就在家鄉組織二三十人響應起事，至1912年冬，以白朗為首的農民軍發展成為六七百人的軍隊，在河南西部地區來回馳騁，名聲大振。民國初年，河南災荒嚴重，經濟凋敝，再加上河南都督張鎮芳作威作福，巧取豪奪，河南大地哀鴻遍野，民眾水深火熱，災民成群。深處苦難的災民無處為生，只能投身綠林。滿腔壯志的白朗充分利用災民對清政府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緒，積極聯合其他綠林頭目，以舞陽縣母豬峽為根據地，打著劫富濟貧的口號，聚眾抗官，從而吹響了白朗起義的號角。

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初具規模的白朗起義軍接受了革命黨人聯合反袁的要求，積極在河南地區發動武裝起義，策應南方革命軍的討袁戰爭，他們勢如破竹，先後攻克唐河、禹縣等地，起義軍隊伍聲勢漸漸浩大，大批災民、游勇、綠林紛紛加入。1913年9月，起義軍攻入湖北，隨後又再次進入河南，在均縣、魯山、寶豐等地，與鄂、豫、陝三省聯軍激戰。10月，陝西陸軍團長王生岐主動起義，率部參加起義軍。到這年冬天，起義軍發展到了近萬人，白朗自稱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

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軍調離豫西南之機﹐率眾攻破唐縣﹑禹城﹐聲勢壯大。二次革命爆發后﹐白朗於9月南下﹐奪取湖北棗陽﹐佔據縣城十一天。11月又攻佔寶豐縣城。191 4年1月﹐白朗率領兩千人﹐消滅了進入豫西的官軍﹐越過京漢鐵路﹐接連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縣城。袁世凱將張鎮芳撤職﹐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調集兩萬多人進行圍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軍的包圍﹐於3月7日一舉攻克湖北老河口﹐殲敵兩千餘人。1913年7月，“二次革命”前夕，起義軍接受革命黨人聯合反袁的要求，先後攻克唐河、禹縣等地，聲威大振。9月，起義軍發展到二千餘人，攻入湖北。隨後復入河南，在均縣、魯山、寶豐等地，與鄂、豫、陝三省聯軍激戰。

10月，陝西陸軍團長王生歧率部參加起義軍。入冬，起義軍發展到近萬人，白朗自稱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凱急忙調集三萬人馬進行“圍剿”。起義軍避實擊虛，突圍東進。至1914年1月，連克河南光山、商城等地，進入安徽。

起義軍如同狂風暴雨，橫掃中原大地，使北洋政府軍疲於奔命。1914年2月13日，袁世凱令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代河南都督，指揮包括鄂豫皖地方部隊在內的北洋政府軍共數萬人“圍剿”。此時，英、俄等國駐京使館武官趕赴河南，以“觀戰”為名為段祺瑞出謀獻策。

起義軍聲東擊西，突圍后又西進鄂北。1914年3月8日攻佔重鎮老河口；14日攻克河南荊紫關。此時，起義軍已經發展到二萬餘人。白朗張貼布告，反對專制，力主共和。段祺瑞部署各部隊分八路“圍剿”。

白朗起義軍決定西征陝、甘，伺機入川。17日由荊紫關等地分路西進，連克富水、商南，進入陝西。袁世凱令北洋政府軍第7師師長陸建章為西路“剿匪”督辦，率數萬人對起義軍前堵后追。

4月下旬，起義軍在陝、甘交界的固關擊潰北洋政府軍，進入甘肅。隨後，破伏羌（今甘肅甘谷）、天水等地，擊斃總兵馬國仁。后入川受阻，退入甘肅岷縣、臨潭少數民族地區。因在當地械彈、給養補充困難，加上北洋政府軍追堵夾擊，處境危險，遂決定回師河南。5月下旬，起義軍萬餘人從臨潭出發，先後突破北洋政府軍重兵設防的岷縣、寶雞、荊紫關三道防線，於6月底返回豫西時僅剩數千人。隊伍由大小將領帶領分散活動，不久被北洋政府軍隊各個擊破。

在此﹐白朗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西走陝﹑甘，奪取四川為根據地。白朗軍長驅入陝，攻佔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渭水西進，由隴縣進入甘肅省境。陝西一帶哥老會紛紛歸附，隊伍得到補充。乘勢攻佔天水，麾軍進入甘南地區。欲由此入四川，被川軍阻擊。白朗軍長期流動作戰，給養不足，主力隊伍疲憊不堪，軍紀鬆弛，大小頭目思鄉心切。於是決定沿原來路線折回河南家鄉。官軍追擊堵截，白朗軍一路苦戰，傷亡慘重，及回到河南魯山﹑寶豐一帶，已潰不成軍。1914年8月初，白朗率領數百人在魯山石庄與官軍搏戰，負傷身亡，部隊潰散，起義失敗。

白朗起義戰爭，是在辛亥革命之際，由樸素的“打富濟貧”發展到反對袁世凱反動統治的一次農民革命戰爭。起義之初，起義軍每佔一座城鎮，便“令殷富輸納財物”救濟窮人，釋放被囚禁的勞苦群眾。后受革命黨人的影響，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對袁世凱反動本質的認識。

從1913年開始，公開打出討袁的旗號，到處張貼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凱“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指斥“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白朗等還抨擊袁世凱對於沙俄入侵外蒙、英國入侵西藏所採取的妥協投降政策，並對外國傳教士等採取了懲罰措施，表現出明顯的反帝傾向。最後，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凱，設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張。由於起義軍的行動既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的要求，又順應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較廣泛的支持和擁護。

白朗起義軍作戰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的精神。同時，在戰術運用上也比較靈活，能根據敵眾己寡的特點，善於避實擊虛，機動作戰：或從內線跳到外線，或出敵不意地襲擊守備薄弱或孤軍冒進之敵。加上行軍快速，常使敵軍“徒事跟追，疲於奔命”，圍追堵截一再落空。追擊起義軍最賣力的趙倜就曾哀嘆：“尾追固非善策，圍剿亦難奏功，言念及此，憂心如焚”。起義軍在進攻城鎮時，注意依靠群眾，事先派人潛入，裡應外合，或聲東擊西，長途奔襲，使敵人猝不及防，從而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的戰果。

這些，是白朗起義武裝得以存在、發展和堅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白朗起義歷時三年，根據敵眾我寡的特點，善於避實擊虛、聲東擊西、機動快速和長途奔襲，先後轉戰豫鄂皖陝甘五省，征程數千里，先後同北洋政府軍隊二十多萬人作戰，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攻破縣城四十餘座和許多關隘，所到之處“劫富濟貧”，沉重打擊了各地的封建勢力，衝擊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這次起義戰爭的失敗，客觀上由於敵人強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的統治趨於鞏固，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起義軍；主觀上由於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缺乏明確的反封建綱領

這次起義戰爭雖然發生在辛亥革命之際，但起義軍基本上始終墨守“打富濟貧”這種只能滿足農民暫時微小利益的行動，而沒有發動農民，用暴力奪取地主豪紳的土地，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基。這就影響了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影響了部隊的大規模發展，以致無法在群眾中紮下深厚的根子。這也說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雖然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但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正確領導，是難於完成徹底反封建任務的，是難於將起義戰爭引向最後勝利的。

西進陝甘，是戰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區，雖然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勢力比較雄厚，但工農群眾的抗袁鬥爭相當普遍，群眾基礎是比較好的。誠然，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失敗后，北洋政府加緊了對起義軍的“圍剿”，使起義軍增加了困難。但是，只要堅決依靠群眾，採用靈活的戰術，還是有可能克服困難，在原地區繼續堅持鬥爭的。由於起義軍的領導者只看到敵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農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進陝甘的決策，進入了群眾條件比較差的地區，使起義軍的作戰增加了更大的困難。特別是進入地瘠民貧、民族矛盾尖銳的甘肅地區，困難就越來越大。雖然甘軍的戰鬥力很弱，起義軍卻連遭挫損。戰略方向上的這一錯誤，成了起義軍由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至於西謀巴蜀，從當時四川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來分析，那裡的討袁戰爭已經失敗，袁世凱已加強了對該省的統治，加上該省的封建軍閥勢力相當雄厚，在這種形勢下，起義軍即使實現了入川計劃，能否站穩腳跟，也是值得懷疑的。

長期流動作戰，沒有建立山區根據地

從起義軍初期和中期活動的地區來看，是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有利條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山高嶺險，易守難攻；當地農民的自發反抗鬥爭始終沒有間斷，而且對白朗起義軍深表擁戴，“窮苦之家，甘為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③但由於起義軍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雖有良好條件而不知利用，沒有採取有效的方式，廣泛深入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打垮當地的地主武裝，摧毀地方反動政權，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使之成為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根據地。由於沒有可靠的後方作依託，總是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可靠的補給和休整的機會，重蹈了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中流寇主義的覆轍。

偏重於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被強大敵人圍追堵截的起義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要擺脫被動、爭取主動，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戰鬥中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白朗起義軍雖然作戰勇敢，機動靈活，但沒有把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據不完全統計，起義軍在五個省先後攻破縣城四十座和無數市鎮、關隘，但是，殲敵正規軍百人以上的不過十多次，殲敵一至三個營的不過六七次，其餘多是人數不多的民團、商團等地方武裝。起義軍所以不斷攻城，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糧餉和械彈。正是由於沒有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戰略上始終處於遭敵圍追的被動地位。起義軍經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間，便於利用山險殺“回馬槍”，伏擊尾追之敵。可惜，他們不善於運用此種戰法，結果，不但喪失了殲敵良機，反被敵軍窮追不捨，陷入被動地位。

缺乏鞏固提高部隊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較強調群眾紀律，要求部隊不侵犯勞動人民的利益。但軍隊內部的組織始終比較鬆散，缺乏嚴格的組織紀律，加上長期流動作戰，缺乏必要的訓練，未能使之向正規軍轉化。在思想建設方面，雖由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進行了一些民主主義革命的宣傳，但根本無力改變農民小生產者短淺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觀念、家鄉觀念、自由散漫等弱點，以致最後出現了自動解體，被敵各個消滅的慘痛結局。

河南寶豐縣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長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綽號“白狼”，官方也誣稱其為“狼匪”。農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時代曾投巡防營當兵，槍法頗精，“雖目不識丁，而膽略頗壯”，后因“犯律潛逃”回鄉。白朗從巡防營回到家鄉之後，便“拉杆”起事成為嘯集山林的綠林頭目。據記載，他“性豪爽，善馭人，疏財仗義，以是能得眾，先奔走於汝、魯、寶之間，結識豪俠，漸成規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舉，乃將寶豐縣長的兒子劫去勒贖，索價新式五響鋼快槍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發展”。

白朗以舞陽縣母豬峽一帶為基地，四處活動。大約於民國元年又以“打富濟貧”為旗號，鼓勵窮人造反。被裁士兵、遊民、饑民等，聞風歸附。各地著名桿首如李鴻賓、宋老年、丁萬松、宋一眼、王心傳等各率所部，與之合併，願聽指揮。到1913年春，各桿頭在白朗領導下所帶的人馬共約二三千人，所著服裝，錯雜不一，時聚時散，飄忽無定，聚則成軍，散則為農工商販。由於“貧苦之家甘為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白朗軍消息靈通，神出鬼沒，各縣多次派兵圍剿，都未能把他們鎮壓下去。相反，白朗卻不時給各地方官吏和豪紳地主團練以打擊。這時，白朗主要從事經濟性的鬥爭，政治目標並不明確。

二次革命爆發后，黃興曾寫信給白朗，要求他進攻湖北，配合討袁軍作戰，因所派信使在開封被捕殺，信未能送到。同時，黃興還委派河南國民黨人楊體銳為河南討袁軍豫西民軍司令，赴洛陽策動鎮嵩軍反正和聯絡白朗。楊體銳親往白朗軍中遊說，“白感動，願聽約束”。但不久，楊被張鎮芳捕殺，國民黨人與白朗的聯繫中斷。

1913年7、8月間，不僅南方反袁軍曾多次與白朗軍聯繫，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聽消息，但是，由於反動當局的破壞，雙方始終沒有建立起直接聯繫。當白朗威震豫西時，他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都督”的名義發布了一個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滿業倒了運氣”，接著怒斥袁世凱“假作民國揚名”，末了則說：“現在中州真主，蕩蕩如同天神。”這個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對舊封建政權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稱帝稱王的藩籬。

白朗起義歷時三年多，先後轉戰豫鄂皖陝甘五省，征程數千里，攻破縣城四十餘座和許多關隘，所到之處“劫富濟貧”，打擊了地方封建勢力，衝擊了袁世凱的統治。他們雖然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反袁的口號，但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以致重蹈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流寇主義的覆轍，最終不能倖免於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