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應

著有《社會主義經濟利益概論》（系我國第一部把經濟利益作為政治經濟學範疇來研究的專著）、《社會主義與物質利益》、《生產力經濟學大綱》、《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戰略大思路》、《生產力經濟論》等多部奠基性專著，創建了生產力經濟學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學術界給予“南薛北熊”（熊映梧也是在生產力經濟學上頗有建樹的經濟學家）的美譽。

20世紀80年代，中國誕生了一門新興學科――生產力經濟學。它的出現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說既是一場挑戰，又是一次促進。歷史不該忘記，在構築生產力經濟學殿堂的設計師中有一位佼佼者，他就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貴州籍教授薛永應。

前年冬天，天氣寒冷，我們在拘謹忐忑中走進了薛永應教授的家。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他是那麼一個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人，也正是他的親切與他對家鄉後輩的關愛，使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1936年5月，薛永應出生於金沙縣城一戶貧寒家庭。他靠母親做針線活供養讀完小學。金沙解放后，薛永應就在金沙中學就讀。他依靠勤奮苦讀贏得了當時政府設立的人民助學金。當時學校規定：只有全班前三名的學生才可減免學雜費。而薛永應在整個中學階段，就沒交過一分錢的學雜費。

因匪患初平，金沙中學學生很少，全校不到80人。但校長李敬文頗有章法，輔之以既敬業又有水平的肖舜華、楊適等骨幹教師，教學質量穩步上升。初中畢業后，薛永應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黔西一中。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在貴州招考，在錄取的8名應屆畢業生中，黔西一中佔了一半，薛永應名列其中。這一炮打響，便轟動了兩座縣城。從此，這4名“金榜題名”的高才生便成了兩座母校時時拿來教育學弟學妹們的典範。

1960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畢業后，薛永應被推薦繼續攻讀研究生。畢業后，他被挑選進入享有“現代翰林院”美譽的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后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先後任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就這樣一直攀到了“職稱金字塔”的頂峰。

花開四朵 獨秀一枝

1964年到1976年，這13年的大好時光本應是薛永應的黃金時代，卻因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而虛耗。表面上遠離塵世，實際卻處於漩渦中心的經濟研究所受到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騰。年輕的薛永應時時在感慨、悔恨。

從學術上講，薛永應的科研生涯分為四個階段： 1978年以前，研究統計學；1978－1983年，重點研究經濟利益理論； 1984－1995年，重點研究生產力經濟學（是該學科的創始人之一）；1996年至現在，重點研究現代策劃學和市場經濟理論。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薛永應教授除了推出一本20萬字的譯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指數》之外，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建樹”。

薛永應教授主要做了兩件至今頗感自慰的工作，其一是粉碎“四人幫”后，他成為第一批拿起筆來批判“四人幫”謬論撥亂反正的學者。其二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填補了一塊空白，即物質利益理論。當時，物質利益作為哲學範疇或政治學範疇已經有許多的成果，但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尚未被深入系統地研究過。相反，這一概念被“四人幫”搞臭了，誤認為“錢”（物質利益的俗稱）是萬惡之源，物質利益被歸入修正主義之列。所以，薛教授認為，必須搞清楚物質利益究竟為何物，在馬克思主義中它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他在1985年推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利益概論》一書，從經濟利益的實質、體系和實現過程三大子系統入手，構建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理論的範疇體系。這是我國第一本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專門研究物質利益的學術性著作，因此博得了理論界的一致好評，還被北京市總工會列入“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推薦書目。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樹青等曾對薛永應的新觀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他從1980年起就被選為中國生產力學會的副秘書長、秘書長、常務副會長等職務，為了工作上的方便和深入，他自願放棄了已經駕輕就熟的路子，轉入生產力經濟學這個陌生的領城。

這是薛永應教授付出心血最多、成果也最顯著的領域。

薛永應教授奉行一種“珍珠理論”，即：單個的觀點再科學、再精闢，無非是一粒粒的珍珠，如果不用一根“金線”串起來，就永遠也成不了瑰麗璀璨的項鏈。這根“金線”就是觀點、範疇、理論的內在邏輯關係。於是，薛教授在論文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之後，又打造出一顆顆珍珠，即寫出了《生產力因素論》、《生產力系統工程的四大支柱》、《生產力發展史》等一大批力作。並於1995年推出了可稱為集畢生研究之大成的《生產力經濟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學界尊崇為生產力經濟學主流派的基本觀點和範疇體系，為生產力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創建和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1996年開始到今天，喜歡創新的薛永應教授又一次“跳槽”，跨進了“市場策劃學”領域。他認為，市場策劃學是生產力經濟學的姊妹學科，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生產力經濟學研究的更高階段。現今絕大多數策劃家的策劃理論，不僅符合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可以說，把生產力理論同市場經濟規律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使中國的生產力理論在第二高度上邁出了大大的一步。

報效桑梓 美我貴州

薛永應教授有一種“頑固”的家鄉情結，凡是與貴州有關的人和事他都十分關注，能儘力的他總願意竭盡所能。

2002年8月至2003年4月，薛永應教授應中國著名的女策劃家（也是一位貴州老鄉）鄧雪麗之邀，為貴州省黎平縣做整體發展戰略策劃；之後，薛永應教授為了宣傳黎平、宣傳這個策劃團隊，還利用這半年多來在黎平搜集到的資料，加上自己的理解，寫成了一本名為《揭秘千年――“侗鄉之都”策劃紀實》的書，既有理論，又有文學，既有策劃原理，又有侗族風情，很受歡迎。如今，黎平縣在貴州已經是城市建設的經典，許多縣的領導幹部都專程去參觀、取經。

2006年3月，策劃黎平那個團隊的班子，在鄧雪麗博士的率領下，開赴貴州省岑鞏縣，為它做縣城整體策劃，薛永應仍然作為策劃專家參與。他們根據黎平經驗，從地域板塊文化分析入手，歸納出“思州文化”的理念，把這個策劃報告搞得有聲有色，受到該縣四大班子的一致好評。

2006年初，金沙縣新的領導班子邀請薛永應教授組織一個陣容強大的策劃班子，為金沙縣做一個城市建設發展戰略策劃。他表示，為了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得更美好，他一定要組織大批高層次專家，為金沙出謀劃策；除了專家費之外，自己只賺個生活費就可以了，一定要把金沙策劃搞成一個成功案例，甚至是經典案例。

策劃搞完之後，為了把紙上的東西（策劃文案）落實到“地上”，他還自願充當金沙縣有關部門與規劃專家之間的聯絡員，充當顧問，不拿雙方一分錢，奔波在廣州（規劃專家所在地）和金沙之間。當然，薛永應教授坦言，他這樣做也有自己的目的，這就是為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從“坐而論道”的策劃理論家轉變為“道術雙棲”的策劃操作者，把自己為之付出了大把心血的藍圖從紙上落實到地上，把金沙真正變成“黔北明珠”甚至“華夏明珠”。

金沙策劃果然不負重望，它使薛永應教授不再是一個只會紙上談兵的清談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國著名經濟學家鄭新立在評價這個策劃報告時說：“項目組負責人薛永應同志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把一生的知識、經驗再加上對家鄉的熱愛凝聚在一起，花費了很多心血，反反覆復修改，寫成了這個報告。我認為，這是一個高水平的策劃報告，既有大的思路，又有操作措施，切合實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楊重光說：“這個策劃報告是一個創新，突破了一些條條框框”。著名策劃家王志綱看了策劃報告后說：“通觀全案，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區域發展戰略報告，不僅對金沙受用，對其他類似區域亦有借鑒價值。”

如今，薛永應教授正在進行總結，企圖從黎平、岑鞏、金沙三縣的區域經濟策劃案例入手，總結怎樣從地域文化板塊入手，依據城市經濟圈策略，做出差異性的戰略策劃，希望從這裡引導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或原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