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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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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電影團
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
徠延安電影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總政治部設立的攝製新聞紀錄片和新聞照片的機構。1938年在陝北延安成立。八路軍後方留守處政治部主任譚政兼任團長，工作人員有袁牧之、吳印咸、李肅等9人。從1942年起，電影團的工作由吳印咸主持。攝製紀錄片《延安和八路軍》、《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南泥灣》、《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數部。攝影師吳印咸、徐肖冰等人在攝製影片的同時，還在陝甘寧邊區和前線拍攝了大量新聞照片，記錄了抗戰時期中共領袖人物、高級將領、根據地軍民抗戰業績和經濟文化建設的成就。1942年至1945年，電影團在延安開辦了三期攝影訓練班，培養出一批新聞攝影幹部。先後在延安軍人俱樂部和楊家嶺舉辦“百團大戰照片展覽會”和“八路軍359旅南泥灣墾荒影展”。1945年抗戰勝利后，吳印咸、徐肖冰等人調到東北解放區工作，延安電影團宣告結束。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八路軍總政治部的組織和領導下，在延安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由此開創了人民新聞紀錄電影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新聞電影事業伴隨著人民革命事業的發展而發展，記錄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記錄了新中國的建設。
延安電影團的程默為毛澤東拍照
延安電影團，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電影機構。1938年秋，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八路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領導下，成立於延安，全名為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譚政任團長。最初人員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李肅、魏起、葉倉林、馬似友、吳本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而後迅速擴展到36人。抗日戰爭勝利后，開辦過兩期攝影訓練班，培養了40多名青年攝影師。
延安電影團有一個攝影隊和一個放映隊。從1938年秋到1946年為止，前後8年，克服陝北物質上、技術上和生活上的各種困難，攝製出《延安與八路軍》、《陝甘寧邊區二屆參議會》、《十月革命節》、《生產與戰鬥結合起來》（即《南泥灣》）、《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等新聞紀錄片和《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紀念抗戰五周年》等新聞素材；拍攝出數以萬計的反映陝甘寧邊區和延安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活動的照片；巡迴放映了十幾部蘇聯早期優秀故事片。為積累重要的革命史料；為開拓和發展人民電影事業作出了貢獻。
1938年8月18日，袁牧之、吳印咸創辦延安電影團。
伊文思與延安電影團的第一台攝影機
伊文思離開漢口前，既然不能親去延安，完全可以把他的攝影機交給中國同志，讓他們帶到延安去工作。這樣，經 過中共同志的幫助，決定在某晚，將攝影機交給一輛出租汽車內的中國同志。那是深夜，在漢口的一條街上，我看到了那輛出租 汽車。當時，未能看清這個中國同志的模樣，見到他后，急忙把攝影機交給他，同時，激動地低聲對他說：“延安！延安！ ”這位同志點了點頭就走了。
袁牧之和吳印咸帶著電影器材到達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 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
解放區紀錄片1945-1949
抗日戰爭勝利后，“延安電影團”的全體人員被分配到東北解放區，接收“滿映”
建立了東北電影製片廠。解放區電影創作的新聞紀錄片以《民主東北》為代表，全方位地紀錄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鬥爭和後方解放區軍民的生產和生活，這一時期還產生了大量新聞紀錄片，其中毛澤東、周恩來等撤離延安、中途歇息的鏡頭，毛澤東深夜不眠、研究戰局的鏡頭，已成為中國紀錄片的經典內容。
《延安與八路軍》
當時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如美國的新聞工作者都先後來到中國，拍攝和報道中國抗戰實況，這不僅為中國抗戰留下了從旁觀者角度出發的寶貴歷史紀錄，也在外交上體現出國際人民對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支持。
1938年，瑞芬斯塔爾拍攝了《奧林匹亞》（德國）。
這部兩集片政治意識濃重，字裡行間都在試圖強調自己是“優等種族”，但是無可否認，《奧林匹亞》具有不可忽略的藝術成就。
20世紀30年代末期，好萊塢已經從經濟大蕭條的陰影中徹底醒來，重振雄風，投入巨資拍攝大型史詩電影，其中包括1939年推出的影史永恆經典之作《亂世佳人》。
注重平民化的當代中國紀錄片
紀錄片在這幾年呈現出愈加火熱的趨勢，從法國關注自然生態的《遷徙的鳥》，到英國的《冰峰168小時》，鬧得最歡騰的還是莫過於美國“憤青”邁克爾·摩爾，從《科倫拜恩大保齡》到《華氏9·11》竟然通吃奧斯卡和戛納，且不論他的作品是否有個人觀點凌駕於紀錄事實之上的嫌疑，至少他再一次讓更廣大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紀錄片可能擁有的力量。
中國的紀錄片從1895年開始的“影戲”時代，到之後的民主時代、烽火時代、英雄時代，一直到1983年至今的平民時代，也跨越了將近百年的滄桑歷史。“延安電影團”
時期熊熊燃燒的革命激情，已經成為一抹不可忘卻的回憶。
《紀念白求恩》
徠2004紀錄片亮點之作
《茶馬古道·德拉姆》《茶馬古道》系列看上很像那些很紅火的旅遊指南，但還好，它並不是一部只求風光旖旎或是民族獵奇的浮誇之作。《茶馬古道》有一種難得的平靜，這種平靜與田壯壯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依然堅持回歸電影本質的沉著、泰然是一脈相承的。
具有紀錄片風格的故事片《可可西里》
陸川帶領著工作組深入藏區，耗時兩年半拍攝《可可西里》這樣一部紀實性故事片的行動，聽上去很像一次現代人對邊緣狀態充滿好奇的探險，但難得的是《可可西里》不是一部獵奇之作，它將都市人對青藏高原一廂情願的美好想象，拉回到殘酷的現實，其中呈現的是陸川對人類某種生存狀態的關注，貫穿的是反映真實的一種精神。
延安電影團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這是因為延安電影團不單純是八路軍的下屬宣傳機構，而是黨中央為未來建立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戰略部署，在當時中央領導人心目里對它有個特殊考慮和長遠打算。
一是，延安電影團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開始籌備的。從袁牧之、錢筱璋和吳印咸等人的回憶錄里都說到，他們去延安前在武漢做籌備工作，從去香港購買16mm膠片和攝影機，秘密接頭領取荷蘭電影伊文思的捐贈，以及出發去延安的具體安排等等，全部都是在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下進行的；
其二，說延安電影團的建立是黨中央的戰略安排，還可以從新影總攝影師蘇河清(中共五大政治局委員蘇兆征之子，由於其父英年早逝，七歲時由周恩來護送去蘇聯上學) 2001年的一次採訪談話中得到印證。
其三，延安電影團成立不久決定開赴華北前線拍攝戰地紀錄片，1939年初出發前曾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據吳印咸和徐肖冰的回憶，毛澤東同志除了鼓勵讚揚他們外，還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革命根據地條件有限，開展電影工作有相當困難，但我相信只要堅持奮鬥，依靠群眾，我們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不久的將來，你們會大有用武之地的。
《延安與八路軍》1938年10月1日，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在陝西省的黃帝陵拍攝了第一個鏡頭，揭開了“延安電影團”創作的最新一頁。
整部紀錄片拍攝過程歷時兩年，內容十分豐富，思想極為鮮明，其中心為“天下人心歸延安”，這也符合當時全中國進步青年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八路軍身上的熱切心情。雖然最終沒有完成上映，但是它拍攝的許多素材，在後來中蘇合拍的《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等片中曾被反覆使用，產生極為廣泛的影響。
槍林彈雨中的拍攝正像“電影團”成員之一徐肖冰回憶的那樣：“插入敵後往往要經過好多道封鎖線，而且敵人掃蕩頻繁，常常一口氣要跑幾十里。電影團有一次被敵人包圍，當時有袁牧之、李肅和我，幸虧有部隊保護才突圍出來。”所以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寶貴資料中，不乏精彩而激烈的實戰場面，甚至敵人的子彈射在匍匐前進的戰士面前激起的一柱柱塵土，都清晰可見、驚心動魄。
《白求恩大夫》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大夫一直到現在對於中國人民而言，都是一位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這要歸功於“延安電影團”吳印咸拍攝的有關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的寶貴素材。《白求恩大夫》一片生動表現出白求恩對工作的嚴肅認真，對中國人民的滿腔熱情以及戰士和群眾對他發自內心的感謝與熱愛。
《可可西里》
延安電影團與新中國電影的薪火相傳關係，除了它為新中國提供電影事業管理幹部外，還表現在著眼未來，積極培養和積累電影業務人才方面，尤其是電影團負責人吳印咸他為培養革命電影事業接班人傾注了畢生精力。早在1939年，他拍攝紀錄影片《白求恩大夫》路過華北抗日根據地時，他就親自編寫攝影教材給《晉察冀畫報》開課；40年代他主持電影團工作時，曾招募了50多名學員；1946-1948 年，他和袁牧之在東北電影製片廠還開辦了四期訓練班，照收學員約600名。1956年後他擔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畢業生遍及全國。從華北、延安、東北到北京，他所培養的弟子、以及他弟子培養的新弟子，絕大部分後來都成為了新中國骨幹和中堅，真可謂：桃李滿天下。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延安電影團雖已成為歷史，但它的薪火併沒有熄滅，在繼承中又有發展，越燒越旺。
偉人最早的身影
電影團拍攝《延安與八路軍》過程中，渡過黃河，到達賀龍率領120師開創的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賀龍同志發現電影團的同志都是靠兩條腿走路，就給主要成員都配上了駿馬。
由於當時拍攝條件很差，往往造成很多麻煩。
攝影逸事
慶祝新影廠建廠55周年
朱德的脾氣好，拍電影時非常配合。朱老總有一匹非常漂亮的大洋馬，徐肖冰覺得拍攝朱老總騎在馬背上效果一定很好，他的提議朱老總馬上就同意了，雖然他平時並不騎這匹馬。拍完電影鏡頭后，朱老總還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後來成為著名的郵票。
毛澤東對拍電影、拍照片也很配合，但工作人員一般都不敢影響他的工作。
徐肖冰拍攝毛主席最著名的那幅照片，是主席在聚精會神地看報，照片里“南京解放”幾個字特別清晰，構圖也非常和諧，在攝影界曾有評論認為這是擺拍的典型，其實是徐肖冰費盡心機才找到了最完美的角度，他哪敢讓主席擺拍啊？
在抗日戰爭初期，一些左翼電影精英從國統區大城市奔赴陝甘寧邊區，成為最早的延安電影人。以他們為核心，中共中央於1938年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習稱延安電影團)。延安電影團以簡陋的設備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艱苦奮鬥的生活、戰鬥場景，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上海的電影業在戰火的威脅下全部歇業，大批進步電影從業人員紛紛離開上海。著名左翼電影人袁牧之、陳波兒(共產黨員)、錢筱璋三人離開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表達了希望赴陝北拍攝紅軍的意願。葉劍英介紹他們三人去武漢找周恩來。周恩來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接見了袁牧之等人，肯定了他們想去延安拍攝影片的設想，但由於暫時條件還不具備，建議先到剛改組成立的中國電影製片團去參與陽翰笙編劇的影片《八百壯士》，以促成這部宣傳抗日的影片早日完成。1938年春，周恩來約見了袁牧之，派他去香港購買電影器材。在廖承志的幫助下，袁牧之從香港購買到一台16毫米電影攝影機及近萬英尺的16毫米膠片后，返回武漢。
1938年4月初，荷蘭著名電影導演、世界著名紀錄電影大師伊文思來到中國戰場拍攝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在拍完“台兒庄戰役”部分后，伊文思計劃到延安拍攝八路軍的鏡頭，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百般阻撓。后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建議下，伊文思來到西安，打算從這裡再設法去延安。誰知到了西安后，伊文思的行動受到了更多限制，找機會去延安的計劃也泡了湯，只好失望地又回到武漢。不久，伊文思在武漢見到了周恩來。拍攝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開會的情景和林伯渠、周恩來及葉劍英等人的鏡頭。伊文思向周恩來提出會見中國進步電影藝術家的要求，周恩來推薦了袁牧之。
袁牧之告訴伊文思，自己即將離開武漢去延安，拍攝有關抗日民主根據地及八路軍敵後抗日活動的紀錄片。伊文思慷慨表示，準備將自己使用的一台“埃姆”35毫米電影攝影機和2000英尺電影膠片送給八路軍。袁牧之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對他說，國民黨特務可能已經注意你了，你不能去伊文思那裡取攝影機。袁牧之經過考慮，提出派信得過的電通影片公司攝影師吳印咸去接受這批器材，周恩來同意。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吳印咸乘車來到漢口郊外的秘密約定地點，伊文思親手將攝影機和膠片交給了他。
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領導的安排下。袁牧之和吳印咸籌備到了拍攝電影的最基本的器材和膠片。但是沒有照相機。當時，吳印咸因為失業，經濟上十分拮据，但是他知道黨的經費非常緊缺，就不聲不響地用自己有限的錢買了三台照相機帶到延安。一台是德國“維阿他”135相機；一台是德國“伊可弗萊斯”120雙鏡頭相機；另一台是專門拍攝4英寸以上照片的木殼照相機，後來因為在延安搞不到專業膠片，改作放大機使用。吳印咸用另外兩台照相機在延安和華北抗日前線拍攝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袁牧之和吳印咸離開武漢前往延安。袁牧之原來設想還有些同志要一起去的，但是黨組織考慮到當時國共合作的局面，很多人同時離開武漢的抗戰電影工作。齊赴陝北，目標和影響都太大。容易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後果，所以決定其他同志暫時留下，以後待機分別再走。8月28日，袁牧之和吳印咸到達延安，來到八路軍總政治部報到，見到了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
在袁牧之、吳印咸等專業電影藝術家來到延安之前，陝甘寧邊區曾於1938年4月1日成立過一個電影組織——邊區抗敵電影社，高朗山任主任，趙品三任副主任，並確定了“拍制抗戰影片”、“攝製前方抗戰和邊區生活等新聞照片”的工作任務。但抗敵電影社並未開展實際活動，而且在電影團成立后即解散了。
1938年9月，電影團在延安成立。譚政兼任團長。總政秘書長彭加倫和總政宣傳部長蕭向榮先後具體領導電影團的工作。電影團成立之初的名稱是“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1942年5月13日，為統一晉綏邊區與陝甘寧邊區的軍事指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政治部。電影團整建制編人聯防政治部宣傳部，改為“聯政電影團”。“聯政電影團”日常通稱“電影團”。直至離開延安。後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為便於稱呼，特別是為強調電影團及那個時代的意義和影響，就習慣稱之為“延安電影團”了。
電影團成立之初，全團只有六個人，叫攝製組似乎更合適。參加過長征的幹部李肅擔任政治指導員，袁牧之負責藝術指導，吳印咸和徐肖冰擔任攝影，另外又從抗大的學生中調來葉蒼林和魏起。從事過電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三人。1939年後，相繼調入吳本立、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當時電影團的全部家當包括：兩台能拍活動電影的機器，一台是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贈。另一台是16毫米的“菲爾姆”，購於香港；三台相機，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兩台是吳印咸拿出自己的積蓄購置的。大家戲稱之為“兩呆三動”；膠片共有1.6萬英尺35毫米底片，包括伊文思送的2000英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藥品，構成了電影團的全部生產資料。
1940年6月，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由吳印咸主持電影團的日常工作。當時，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物資供應極度匱乏，電影團的膠片所剩不多，已經無法開展正常的拍攝工作。為克服困難，實行“精兵簡政”，延安不少文藝機構或合併或精簡。但電影團被保留下來。為減輕政府的負擔，吳印咸帶領電影團的人開荒種地，當年便做到糧食自給有餘。他們還用廢舊膠片製成紀念章出售，開辦照相館為群眾服務，並舉辦了各種形式的攝影展覽。這樣，電影團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辦公費用和生活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