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

1977年10月21號，中國各大媒體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並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將於一個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

與過去的慣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舉行的，有570多萬人參加了考試。雖然按當時的辦學條件只錄取了不到30萬人，但是它卻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重新拿起書本，加入到求學大軍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復，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據了解，恢復高考後的二十多年裡，中國已經有1000多萬名普通高校的本專科畢業生和近60萬名研究生陸續走上工作崗位。

1977年冬天，中國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餘年的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1978年，六百一十萬人報考，錄取四十點二萬人。七七級學生1978年春天入學，七八級學生秋天入學，兩次招生僅相隔半年。 1977年，剛剛復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作出於當年恢復高考的決定。同年10月12日，國務院正式宣布當年立即恢復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國，迎來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報考總人數達到1160萬人。

教育部原部長何東昌回憶，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邀請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

八月六日下午，會議討論的重點轉移到高校招生這個熱點問題，在此之前，教育部以“來不及改變”為由，決定仍然維持“文革”中推薦上大學的辦法，並剛剛將方案送出上報中央。這引起了與會者的反對，紛紛揭露這種辦法的弊病，並主張立即恢復高考，建議如果時間來不及可推遲當年招生時間。這些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報告送中央的報告追回來。

鄧小平的明快果斷，當即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會上最大的障礙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上通過的《紀要》，由於是毛主席圈閱“同意”，並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國的，“推薦上大學”這種招生辦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實，大部分與會代表都不支持《紀要》，但沒人敢站出來打破這塊堅冰。

原人民日報記者穆揚就此展開調查並將這些代表的意見寫成內參報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傳達了鄧小平對內參的看法。他說，這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不僅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尤為重要的是為我國在新時期及其後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紀念恢復高考制度41周年意義重大，一方面回顧小平同志在教育界撥亂反正的偉大創舉，一方面回顧高考41年走過的歷程，思考和展望高考發展和改革的未來。因此，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不僅具有很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對多數人而言，“高考”是青蔥歲月的“焦慮”代詞。但1977年，高考成為百萬國人破除年齡、婚否、出身限制，逆轉命運的唯一機會——10位親歷者在40年之際再回首，以“第一視角”向鳳凰網口述這場改變中國的風雲變遷。

這組珍貴的系列口述紀錄，為風雲變遷的歷史增添了人文溫度。例如，歷史學家雷頤當年的“孤獨與疲憊”——“吃完飯，別人在打牌，我就在複習，都是複習到半夜，中午整個車間機床轟鳴，一點沒把我打醒，太累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是“跑與搶”——“每天下午（大學的新華書店）進新書時，要去搶。10分鐘就賣沒了。(我們)下課也就十分鐘，趕緊飛跑到書店，看看今天有什麼新書，有的話趕緊搶”;北大教授陳平原的“飢餓與求知”——“我曾經問我的學生，第一，你有沒有飢餓的感覺？第二，有沒有求知的慾望？而我們那代人是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有飢餓的感覺，有強烈的求知慾望。”

從“鴨蛋滾滾來”到“桃李朵朵開”

――三十年前參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閱卷憶趣

這是30多年前的兩張珍貴的全家福。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考試、閱卷的大忙季節。每到此時，我總會拿出這兩張舊照片看了又看，邊看邊想，想想自己第一次參加高考閱卷的往事――

十年動亂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國第一次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雖然我是“文革”前已經考入大學的“老大學生”，但是從祖國命運和前途著想，從千百萬知識青年和在校學生的角度著想，自己還是興奮得夜不能寐，欣然賦詩――

中央決定復高考，知識青年拍手笑。白天戰天並斗地，夜晚擦槍又磨刀。

一顆忠心紅又紅，兩種準備牢上牢。身居鄉村小茅屋，心懷四化大目標。

於是，十年中積壓下來的570多萬二三十歲的青壯年男女，從車間、從農田，從軍營……走進了改變自己和國家命運的考場。因剛剛撥亂反正，受時間、教材、考生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考試不便全國統一進行，而由各省、市單獨組織安排命題、考試和閱卷等一系列工作。

我們安徽省集中在江城蕪湖的一座農業學校的校園統一封閉式閱卷。筆者當時在皖南山區廣德縣誓節中學任高中語文教師，有幸被抽調參加這一神聖的工作。當時我雖大學畢業后教書已近十年，可參加高考閱卷還是大姑娘出嫁――頭一回。當時所在的學校也是第一次有幸派員參加這一神聖而又神秘的工作。所以，自己和學校的領導、同事的自豪感和高興勁溢於言表。

妻子替我精心準備了行裝，還奢侈地花了半個多月的工資特意買了條當時流行的毛料褲子給我換上。臨走的那天，她挈女將子，送了又送，叮囑了又叮囑，惹得同事們笑話我，笑得我和妻子都面紅耳赤。學校的老師還特意用全校唯一的一台“海鷗牌”120相機給我們拍下了這兩張全家福，留下了那難忘的歲月印痕，留下了留下了我和妻子青春的身影，留下了我們一雙兒女稚氣的笑容，也留下了妻兒和我依依惜別的深情……

到了蕪湖，我們就被“關了禁閉”，吃喝拉撒睡和閱卷工作都在一個地方。那年頭普通老百姓還沒有手機，連固定電話也不多見。好在有來自大江南北、淮河兩岸的數以百計的男女老師朝夕相處，倒也不覺得寂寞和孤單。

閱卷的揭幕儀式――動員大會上，省教育廳領導給我們講了許多思想重視、注意保密等“大道理”，有關專家和負責人又講了許多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在閱卷場所，我見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結識了不少新朋友。我們上班時間緊張地閱卷，茶餘飯後便輕鬆地交談閱卷中遇到的奇聞趣事。

記得我被分工批改作文，你知道嗎，100分的語文試卷作文可佔70分哦（還有一小段文言文翻譯10分和現代文內容20分）。

因為是取消十年後第一年恢復高考，全國各省市命題專家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30個省市光作文題就有五六十道（有的省市擬了兩道甚至三道）。我們安徽省那年的語文試卷上的作文題是兩道（考生任選一道）：

1、從“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葉劍英《攻關詩》）談起

（1977月7月剛開過全國科技大會。）

2、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華國鋒接班。）

那年的作文題雖多，但大同小異，政治色彩比較濃，大多是緊跟形勢，大唱高調的。其他省的作文題有不少都類似安徽的作文題。口碑較好的是浙江的題目：《路》。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浙江作文題《行走在消逝中》在網上又以高票緊隨全國卷I《摔了一跤》位居榜眼。不過咱們安徽的題目《提籃春光看媽媽》也奪得探花。

那一年，參加高考的人幾乎都是在國家決定恢復高考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倉促上陣的。從1966年至1977年，絕大多數城鎮戶口的初中或高中畢業生只能“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農村戶口的則回鄉務農。國家一決定恢復高考，有資格報考的人蜂擁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師生攜手同進一個考場，一塊來擠“獨木橋” ，來跨越這道“穿草鞋””與“穿皮鞋”的“分水嶺”。於是乎，考生的年齡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參差不齊。

一天，理化組的閱卷老師告訴我們，他們今天改到一份卷子，上面一個題也沒答出來。不過這位考生倒也頗有自知之明，自己已在卷子上畫好了一個大鴨蛋，而且畫得陰陽面分明，立體感很強。更有趣的是鴨蛋旁還題了兩行字：

閱卷老師辛苦了，送個鴨蛋來慰勞！

有一天，我們語文組的老師在一份卷子上發現了一首題為《答卷有感》的打油詩：

小子本無才，老子逼我來。考試乾瞪眼，鴨蛋滾滾來。

此詩一經傳出，迅速傳開。有的教師還欣然命筆，和詩湊趣。現錄步其韻者兩首，以饗讀者諸君：

其一 《答某考生》

小子尚有才，無才寫不來。回去好好學，明年重新來。

其二 《閱卷有感》

老朽本無才，頭頭逼我來。若無好酒菜，明年不再來。

十多天的閱卷生活是緊張的，也是愉悅的。

令人遺憾的是和諧的樂章中也有不和諧的音調。閱卷開始幾天後的一天，閱卷場所突然引起一陣騷動。只見有些老師從閱卷教室出出進進，空手出去的老師回來時都背著個草綠色軍用布包，裡面裝得飽鼓鼓的。其他老師好奇地一看，原來裡面有酒和茶葉。聽背包的老師說，這是他們縣有關領導專門看望閱卷老師而帶來的禮物。他們縣的老師人手一份。

好傢夥，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樣一來，其他市縣的老師吵吵嚷嚷起來，羨慕、讚歎人家之餘，都紛紛要求自家的帶隊人員向家裡領導反映，也來慰勞慰勞自家的老師。後來果然來了好幾撥慰問使者。

原以為這是尊師重教的好事，誰知道那個縣的慰問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來搞鬼的。後來聽說，那年那個縣有某某領導的孩子參加高考，他是特意前來面授機宜，示意和安排閱卷老師作弊來的。聽說涉及這次作弊的人員達17人之多。這些人膽大包天，簡直是駭人聽聞。

好在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後來聽說參與作弊的所有人員，根據其作弊情節輕重，分別受到黨紀國法的的應有處罰。有個中學校長，被罰當了學校打鈴的臨時工，真不值得哦。

高考，儘管也許還存在著許多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不過，愚以為，總的說來，它還是公平、公正和公開的。況且有關部門和人員一直在不斷地探索、改革和完善它。因此，它仍然不失為選拔人才的一個很好的形式，起碼在目前看來。

光陰荏苒，轉瞬已經逝去整整三十個春秋。其間，本人不知又參加過多少次多少種的閱卷工作，又耳聞目睹過多少件多少類的奇聞趣事。雖然不少已經忘懷，可一九七七年的那第一次閱高考試卷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我時時告誡自己：一定要把十年蹉跎歲月所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一定要多多培養出高質量的學生。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在我的莘莘學子中，有的上了清華、北大、南大、科大，當上公務員、科學家；有的成了基層領導人、鄉鎮企業家；有的騎馬挎槍走天下，衛國保家；還有的像我一樣，也當上了光榮的園丁，正培育著朵朵向陽花……我自己的一雙兒女也早已大學畢業，工作多年；他們的兩個女兒也正在祖國的陽光雨露下一天天茁壯地長大！

多麼有趣啊，生活！

但願每次回憶，對她都不感到負疚。

1977年，中國在結束了十年“文革”動亂后，發生了一件關係到國家和青年命運的大事，那就是恢復高考。與此同時，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的出現，給渴望考上大學的知青們帶來了自信和希望。為了能早日得到這套叢書，在新華書店門口出現了全家出動連夜排隊搶購的壯觀場面，印刷廠也是日夜趕印，但仍供不應求。正是因為這套叢書，那些被“文革”耽誤了的青年人的命運，從此有了改變。

1977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當場拍板，改變“文革”時期靠推薦上大學的高校招生辦法。當年，中國恢復高考。這個特大喜訊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內的數百萬知識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時間被確定為12月11日和12日，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時也是最為倉促的一次，因為恢復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報，離開考期只有一個多月。

當年七七級高考生汪向明回憶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確鑿消息也就是40天，當時沒有複習資料，那時中學的教科書一本叫《工基》，一本叫《農基》，和高考是兩個路子的。”

就在知識青年們為找不到複習教材愁眉不展的時候，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一個名叫徐福生的編輯和知青們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從在北京參加了鄧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員座談會回來的蘇步青那裡得到消息，當年就要恢復高考了。作為一個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應就是書。那些離開學校已經多年的考生，要複習迎考了，複習資料呢？要看書了，書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識青年，有基礎好，有基礎差的，更多的是沒有念過高中，許多人連初中也沒念，且又荒廢了那麼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個世紀60年代曾經出版過的《數理化自學叢書》。然而全套再版發行已經趕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於是決定爭分奪秒，分批趕印，《代數》第一冊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別是對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誣陷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薦當工農兵大學生的。恢復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為自己贏得讀書的機會。而此時，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複習迎考的書籍和資料，當得知同在一個生產隊的另一個知青，託人從上海買來了剛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的《代數》第一冊時，他羨慕不已。

同樣求而不得《數理化自學叢書》的還有這張老照片上的年輕人，他叫鄭偉安，原來在上海盧灣區街道房修隊做小木匠，恢復高考後，他跳過了高中和大學本科，直接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經媒體報道后，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40多年過去了，他至今仍記得“文革”年代曾看見過這套《數理化自學叢書》，不過不是在新華書店裡，而是在廢品回收站里。

原來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在上世紀60年代前期首次出版發行的《數理化自學叢書》，是一套凝聚了很多學者智慧和心血的學習性叢書，不過第一次出版就遭到了批判，理由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文革”中認為這套書違背了上山下鄉的方向，要斬草除根銷毀，最後淪為了廢品。

當年鄭偉安在廢品回收站看到這套叢書的時候，很想把它買下來，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一本就要七八角，太貴了，我買不起，一般我買1毛錢一本的。”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里，還是有像鄭偉安那樣的人在悄悄地看書，悄悄地自學；還是有人會到廢品回收站里去淘書，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廢品站成為了特殊的書店。

鄭偉安認為：“國家總歸需要科學家，需要工程師，需要高端人才的。”有了這樣的信念，當年的小木匠寒窗苦讀，潛心鑽研，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小木匠鄭偉安跳級進入了大學，他的命運從此改變。同樣的，曾經生不逢時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在中國恢復高考後，也迎來了它生命的第二個春天。這是因為中國迎來了一個科學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當時中國大多數知識青年都在農村和農場上山下鄉當農民，上海剛剛出版的這套《數理化自學叢書》無疑是為那些要參加高考的知識青年解了燃眉之急。據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的退休職工回憶，那時每天新華書店離開門還有好幾個小時，門外就已是人頭攢動了，隊伍可以從山東路、九江路、漢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著小板凳，因為人實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裡來排隊的。”排隊的人群里除了青年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們來書店的目的就是為了搶購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有的甚至全家出動，為了能多買幾套，寄給遠在江西、安徽、雲南等地的親人，那裡親人們正翹首以盼著能早日得到這套自學叢書。

在江西插隊落戶的汪向明試圖向同隊知青借閱那本《代數》第一冊，那位知青很不情願地把書扔給他，他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書與老婆恕不外借”。汪向明只得識相地把書還給人家。正當汪向明苦於沒有複習資料的時候，汪向明在上海的舅舅向人家借到了《代數》第一冊，但借期短，無法寄給汪向明，於是舅舅就把書全部抄下來寄給汪向明。

收到手抄本后，汪向明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做功課、解題目。由於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基礎知識還比較紮實，再加上有了和高考對路子的複習資料，這使他參加高考的信心大增。

1977年冬天，複習了一個多月之後，汪向明踏進了闊別11年的考場。那一年有570萬二三十歲的青年懷揣著一個共同的夢想湧進了考場，最後有27萬考生被大學錄取了，汪向明就是其中的幸運兒，他如願考上了江西省上饒師範學院。

如今，汪向明還珍藏著那個手抄本，這已成為他人生的一個見證和紀念。也許是在考上大學以後，他才意識到，當年，就在他翻開這個手抄本的時候，他人生也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在《上海出版志》上，我們看到了對這套《數理化自學叢書》明確的銷量記載：共發行了7395萬冊。這個數字連至今火爆全國、創造銷量第一的《明朝那些事兒》都望塵莫及，後者剛剛突破了500萬冊。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迹。在這個“不見面的老師”的引領下，知青們一步步由淺入深地邁進了知識的殿堂，由此也引發了全社會的讀書熱。

1977年秋冬之際，不僅僅是準備參加高考的考生們在緊張複習迎考，作為出版社編輯的徐福生和他的同事們，還有印刷廠的工人師傅們也在趕考，他們要趕在高考之前推出《數理化自學叢書》，哪怕是搶先發行其中的一冊或兩冊。

由於高考臨近，時間倉促，要在極短的時間裡再版發行這套叢書也是困難重重，因為遭到兩次批判的叢書紙型已被全部燒毀了。

紙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澆鑄鉛版的模型。沒有紙型，意味著印刷廠必須重新檢字排版，而這往往是印刷過程中最繁重的環節。如今在中華印刷廠的廠史陳列室，還能見到早已被淘汰的“熱排”設備，當年印刷廠的老師傅們就是用這種老式的設備趕印自學叢書的。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重印一套像《數理化自學叢書》這樣的科技類書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但是這對當年就要參加高考的考生們來說，就太晚了。當出版社把書稿發到印刷廠，全廠上下齊心協力，全力以赴突擊趕排。工人們的熱情空前高漲，三班人馬6部機器24小時日夜運轉，沒有休息日。那年頭，誰家沒有知青呀！工人們覺得，能為出版這本書出點力是很光榮的事，所以個個很起勁的。

最終，在印刷廠全體員工的日夜奮戰下，《數理化自學叢書》的《代數1》終於趕在1977年恢復高考前的一個月面市了。當正在複習迎考的77級考生在上海的新華書店排隊買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隨後，1978年，《數理化自學叢書》17本得以整套再版發行。相較77級考生而言，78級、79級考生們因為有了這套叢書，對高考又平添了幾分自信。

《數理化自學叢書》再版后，編輯徐福生不斷收到來自黑龍江、湖北、河南、廣西等全國各地讀者的來信，希望能幫助他們買到這套叢書，其中有農村的、小縣城裡的待業青年。一個在河南滎陽監獄里的青年也向徐福生寫信求助，這讓徐福生感觸頗深。想念書，這可是好事，可當時編輯自己手裡也沒書，徐福生為了滿足這位青年的要求，就把手邊的一套樣書送給了他。他感慨地說：“如果送套書能夠激勵一個人，也算是我們做編輯的一個責任吧。”

由於這套叢書實在太熱門，當時在上海已經供不應求，許多人在新華書店門口通宵排隊，往往是書剛一上架轉眼就被搶購一空。一時間洛陽紙貴，新華書店門口甚至出現了“黃牛”倒買倒賣的現象。

1978年安徽省阜陽市高考成績公布了，在4000多名當地參加高考的知青中，名列前茅的4個人成績都超過了400分，他們都是上海知青。其中的高考狀元王東風和排名第四的萬曼影是一對戀人，如今他們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夫妻教授。

當年只有初中文化學歷的王東風和萬曼影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的消息，在安徽當地炸開了鍋，人們將功勞歸結於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複習寶典———《數理化自學叢書》。

同樣關心恢復高考這件大事的還有如今是上海新聞出版局局長的焦揚。上世紀70年代她作為一名知識青年在山東農村務農，後來被抽調到山東省知識青年辦公室做了知青小報的編輯。當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焦揚的心情五味陳雜：“高興有之，興奮有之，但是也有恐慌和不安，因為我們的知識太少。”

當時和焦揚有同樣心情的是整整一代人。“文革”十年，他們的學業被中斷了，他們離開課堂時間太久了，要考大學，怎麼複習，複習材料呢？這對於今天的高考生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歷史就是這樣。一群原本在田間勞作，在工廠做工的青年人，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連中學都沒有好好上過，如今突然有機會考大學了，心裡當然會發慌。也就在這個時候，焦揚聽朋友說上海有一套特別好的書叫《數理化自學叢書》，對複習迎考很有幫助，“不需要老師，你只要自己看，認真地看，認真地做完它所有的習題你就可以參加高考。”這下把焦揚他們的心思都說活了，於是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立即托親戚，托朋友四處去尋覓。

不久，遠在山東插隊的焦揚和在安徽的萬曼影都托朋友買到了這套《數理化自學叢書》。不過，收到叢書之後，兩個人不是興奮，而是都懵了———“一捆書，一看昏了。”

焦揚開始一本一本啃，一道題一道題做。雖然沒有老師講解，但只要按照書中的步驟，就能比較準確地把握和理解。焦揚說，“好像有一個老師帶著你一步一步由淺入深地步入知識的殿堂，一直深入到它核心靈魂所在的地方，幫我們打開一扇窗、一扇門，讓我們一點一點地接觸知識、接觸真理。”

而萬曼影除了有《數理化自學叢書》外，還有一個“私人家教”，那就是她的戀人王東風。當時，王東風因為家裡有事回了上海，全身心地複習《數理化自學叢書》。兩人頻繁通信，“情書”上寫的內容幾乎全是學習的心得和複習的要點。

最終在這個“不露面老師”的指導下，萬曼影與王東風雙雙以400分以上的優異成績考入了上海交大，而焦揚也收到了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錄取通知書。

當年幾乎所有的考生都沒有經過中學階段的系統學習，更沒有什麼高考補習班來指導和幫助考生們複習迎考。然而這套系統性的自學類叢書，在這個特殊的年代里起到了特殊性的作用。它就像知識的階梯，引領著當年高考的知青一步步走向大學的校門；也像一塊敲門磚，叩響了命運之門。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幾屆考生中，很多知識青年都把這套《數理化自學叢書》作為考上大學的一件必備法寶。

當年上海的這家印刷廠車間成為了全社會的一個風向標，“春江水暖鴨先知”，印刷廠的工人師傅們強烈地感受到，一個“讀書無用論”的荒唐年代已經結束了，由恢復高考而引領的全社會讀書熱潮正在撲面而來。

1977年恢復高考引發了全社會的讀書熱，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慾、讀書欲被喚醒，被激活。這是恢復高考後上海圖書館門口的歷史影像：一大清早，圖書館還沒有開門，青年人就已經在門口排起了長隊。

上海圖書館的老員工們至今還記得當年圖書館開門營業時的盛況。每天早上，上海圖書館門口6點多就開始排隊了，到了開門時間，讀者像潮水一樣湧入。擠進圖書館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你的位置也就沒了。令老員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湧入的人群竟然把門玻璃給擠碎了。“那是英國人建造的房子，門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個玻璃擠碎的話不是一兩個人能做到的。”開鐵門的工作人員被擠到了門邊貼在了鐵門上，只得大聲提醒：“輕一點，輕一點，不要受傷！”

眾多讀者在圖書館里廢寢忘食地看書學習，他們中為數不少的人在做《數理化自學叢書》中的習題。據曾任上海圖書館閱覽組組長的老職員回憶：“當時最熱門的一套書就是《數理化自學叢書》，原先我們約有十套，後來一看不行，滿足不了這麼多讀者的需要，就和新華書店商量，最後得到了新華書店的支持，增加了幾十套。”

許多讀者早上進來，帶幾個大餅，圖書館里有開水供應，一直到晚上圖書館關門再出去。因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滿了人，許多人連窗檯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陽台上。當年有一句非常激勵人的口號，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時間給補回來”。這壯觀的讀書場面，離“讀書無用論”被叫停才只有幾年的時間，這也印證了恩格斯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有人說，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少有的一場讀書熱潮。在這場全社會的讀書熱潮中，上海的一位攝影師從1978年開始一直拍到1985年，花了7年時間，用心拍下了青年人專心讀書的很多精彩瞬間。這些照片不僅留下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影像，也是這一特殊年代的歷史見證。而當年朗朗的讀書聲，無疑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前奏曲，讓人們看到了我們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