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勛兵變

唐朝藩鎮的災難只限北方，吐蕃的災難只限西方，宦官朋黨的災難只限於中央政府。如果從徐州（江蘇徐州）向：丁陵（湖北江陵）劃一條線，就可發現面積佔全國一半的東南地區在九世紀初期，始終保持安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關中地區（陝西省中部），因灌溉系統被吐蕃兵團所破壞，已不能自給自足，一向仰賴東南的糧運。東南的安定，是中央政府存在的保障。

可是，東南地區不可能長期地跟混亂隔離，猶如一個血癌患者，他的一半身體不可能單獨健康。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東南各戰區就一個接一個爆發兵變。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詔占交趾，唐政府召徐泗兵三千人赴援，后以八百人戍守桂州（廣西桂林），龐勛任桂州戍軍的糧料判官。咸通九年（868年）七月，戍卒已遠戍六年，思歸心切，觀察使崔彥曾要求再留一年，此時戍卒怨憤，在桂州嘩變，殺都頭王仲甫，推龐勛為首領，自行北歸，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蘇，回到徐州。途中俘崔彥曾，廣大農民紛起響應，一時聲勢大震。佔據淮口，威脅長安。咸通十年（869年）唐朝廷派康承訓、王宴權、戴可師等二十萬前往鎮壓，分三路進攻。戴可師率三萬羽林軍恃勇輕進，渡過淮河，佔領泗州東南的都梁城（在今江蘇盱眙東南），此時龐勛軍在半夜悄悄撤出。戴可師進入都梁城，僅是空城。第二天，天降大霧，濠州王弘立引兵數萬大軍重新殺入，縱擊官軍，三萬官軍全軍覆沒，戴可師死於亂軍之中。這時龐勛錯失先機，自謂天下無敵，縱情淫樂。不久宿州守將張玄稔叛變降唐，情勢由勝而敗。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龐勛自徐州引兵西撒，唐軍以八萬之眾緊追不捨，龐勛不敵沙陀將士，又退至蘄縣（今安徽宿縣南）渡河，降將李兗拆毀渡河之橋，龐勛軍已無退路，為康承訓等人所擊殺。史稱龐勛之變。

兵變的起因，千篇一律地由於司令官的昏噩和貪暴。出任司令官的人，往往不是靠才幹而是靠諂媚和巨額賄賂。諂媚自身可以具備，賄賂則多半來自商人的高利貸款。當時人稱這一類的司令官為“債帥”，他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貪污，以求償還貸款。第二件事是繼續貪污，以便用繼續賄賂來保持職位。貪污的方法很多，主要的則靠冤獄，像表中嶺南西道戰區節度使蔡京，他為了勒索，所用的酷刑之中，竟有紀元前十八世紀的“炮烙”一種。世界上最野蠻的海盜在勒索贖金時，都不會如此。

影響最大的一次兵變發生在桂州（廣西桂林）。南詔王國九本世紀又因不能忍受唐政府邊疆官員的騷擾而與中國決裂，曾兩度攻陷交州（越南河內），中央政府命全國各戰區派兵赴援。其中由武寧戰區（徐州·江蘇徐州）派出的二千人的部隊，於六十年代八六三年春，進駐桂州。政府宣布的是三年為期，期滿即行調回。八六五年冬，三年期滿，戰區官員遙遠地頒下一紙命令，續延一期，聲明絕不再延，他們只好在三千公裡外的蠻荒異鄉，再駐屯三年。到了八六八年，第二期又滿，大家高高興興準備返鄉之際，戰區官員又遙遠地頒下第二紙命令，再延續一年。而一年後會不會再續延下去，沒有人敢肯定回答。他們向戰區所作的申訴請求，都像撞到石頭上。思鄉的士兵除了叛變外，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後都不能回去。於是他們決定自己回去，推舉一位負責管理糧秣的低級軍官龐勛當領袖，攻破軍械庫，取得武器，即向東挺進。沿途摧毀所有的抵抗，勢如破竹。中央政府這才大為震動，一面下令大赦，准他們回鄉；一面命沿途地方政府予以照料保護。龐勛和這一隊被逼反的戰士不是傻瓜，他們知道一旦回到徐州解散，接著就是一網打盡的逮捕和屠殺。所以在抵達徐州之後，即行攻城。城垣不久陷落，堅持主張延期的大營總管理官（都押牙）尹勘、訓練司令（教練使）杜璋、作戰司令（兵馬使）徐行儉，全被捉住剖開肚腸。以嚴苛聞名的節度使崔彥曾，囚禁了一些日子后也被處決。

政府徵調大軍討伐，但無法取勝，最後靠蔚州（河北蔚縣）州長（刺史）李國昌的沙陀兵圍，才把龐勛擊潰。叛變歷時只有一年零五個月，並不算久，但在一年零五個月中，幾乎每天都有血戰，雙方死傷，有十餘萬人。長江流域和黃河以南地區，大部分殘破。龐勛以二千人敢向中央政府挑戰，而且不斷獲勝，顯示政府軍在腐敗的債帥統率下，已喪失了戰鬥能力。假設沒有沙陀兵團的介入，沒有人敢預料它的發展。

沙陀是突厥民族徠的一支，定居在蒲類縣（新疆奇台東南）之東。上世紀（八）中葉，中國喪失西域（新疆及中亞東部）之後，即歸附吐蕃王國，作侵略中國的先鋒。但因為他們太驍勇善戰，引起吐蕃的戒懼，打算把他們南遷。沙陀部落得到消息，即於本世紀（九）○○年代，轉戰東奔，向中國投降。唐政府把他們安置在靈州（寧夏靈武）附近。三十年代時，曾襲擊回匕汗國的王庭。以後逐年東移，屢次幫助唐政府建立功勛，唐政府就任命它的首長李國昌擔任蔚州州長（刺史）。龐勛兵變在高壓下平息，但政府的勝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敗的前奏。

唐朝和南詔之間近10年的戰鬥使中國人在幾個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價。人員傷亡是很明顯的。但是經濟的花費也很巨大，因為南方軍隊要求內地藩鎮經常增援和需要守衛邊境的大量物資。鑒於嚴重的經濟壓力和社會騷亂已使政府處於困境，對於人力和物資不斷增加的要求在形勢日趨惡化的時候是無法滿足的。對嶺南和安南軍隊的供應首先要通過國內路線運輸，主要經由靈渠輸送。但是很快便發現這些國內路線是不夠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議，改由海道向安南運輸給養。對於南方租賦握有大權的鹽鐵使在長江地區包租船隻，將物資運往南方。所需穀物從已經遭受嚴重經濟苦難的淮河和長江下游各地徵收，有些還征自較遠的北方沿大運河邊的河南地區。這些較北的地區比起江淮地區來當然更為貧困，那裡不但遭受沉重的賦稅之苦，而且容易發生破壞性的自然災害。858年秋天，嚴重的水災遍及整個大平原；大運河沿岸人口眾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沒，數萬戶家庭被毀。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許多地方發生旱災和蝗災，其結果是普遍的飢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運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資主要是從這些地區徵用的。下一年又發生了一次黃河大水災，波及從洛陽到淮河地區的泗州之間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廣大地區。這些自然災害加上不合時宜地徵發供應南方軍隊的糧食，無疑導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會大規模的動蕩不安。

從這些地區派往南方的戍軍造成了9世紀60年代最嚴重的暴動——龐勛叛亂。雖然起義發生於遙遠的嶺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寧，這是一個緊要的戰略地區，位於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和安徽交界處。汴渠是長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長江下游流域財富的生命線，它朝東南流經武寧。為了保衛這條供應線，此地由重兵戍守。

從9世紀初開始，那裡的戍軍已經周期性地發生兵變。政府經常設法恢復秩序並先後指派幾個武寧的節度使，但是他們對地方戍軍的權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紀整個上半期，武寧仍是一個有問題的地區。武寧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陰曆七月發生一次次新的戍軍暴動。政府決定，唯一可行的途徑是使該地完全非軍事化，並置於觀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於動員了2000名士兵前往嶺南戍邊，當地戍軍已經減少，留下的軍隊起來鬧事，似乎可能是他們之中有那麼多人被遣往南方的決定引起的。為了鎮壓兵變，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強有力的統帥王式（他在撲滅裘甫起義后二年仍駐在浙江）。當帶著鎮壓裘甫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進入武寧治地彭城以後，他立即採取嚴酷的手段，將大批戍軍處死，並將其餘的人解散。863年陰曆四月，一道詔旨命令將彭城變成“文都”，並將它置於北邊的兗州管轄之下。

但是事情遠未解決，它只是產生了新的更加麻煩的問題，從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為盜匪，使周圍的地區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該地區宣布大赦，並允許所有願意重新入伍的前軍人前往嶺南服兵役，然後可能轉到北方的正規軍中。但計劃是去重建武寧軍，還是把軍隊駐屯他處，則不得而知。事實是有3000人投降，並被送往南方，和兩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寧軍士兵會合。認為麻煩將會因此而結束的任何願望證明是過於樂觀的。868年，即在和南詔的敵對行動結束之後兩年，關於862年來自武寧軍的部隊應在三年服役期滿后北返的諾言又沒有兌現。據說這是因為官府沒有足夠的錢將士兵們遣返回鄉。868年陰曆七月，屯駐桂管（嶺南西北）的800名武寧軍士兵在他們的糧料判官龐勛領導下嘩變，開始回軍北返。

朝廷決定對此次暴動予以赦免，允許士兵們在護送下返回家鄉，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們已經照辦，但他們懷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種使他們喪失警惕的詭計，還懷疑朝廷將在他們返回武寧途中加以襲擊，或在轉回途中將他們處死，因此他們採取措施重新武裝起來。他們乘船航行到長江口，進入淮南，當時該地歸節度使令狐綯管轄。令狐綯的屬官們力勸他粉碎龐勛一夥，他們認為這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令狐綯拒絕採取任何行動，只要龐勛不在“長淮以南”引起麻煩，對於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稱：“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龐勛處試圖安撫造反者，甚至供給他們食物。令狐綯讓龐勛團伙和平通過他的轄地的決定受到了後來若干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認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職守。但是，在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著不安和緊張局勢，同時鑒於令狐綯自己和朝廷的緊張關係，他的決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