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隨同安徽省蕪湖女中師生遷移到長沙，傾向進步的卞仲耘來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學習的請求，當場填寫了表格，她很快來到了武漢投身抗日宣傳，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忱給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黨組織將她作為培養對象，經歷武漢會戰后，卞仲耘所在戰地服務團進入國民黨第31師進行宣傳，逐漸轉至大別山區。戰地服務團中有許多中共黨員，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卞仲耘。

進入1940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戰地服務團在國民黨軍隊中無法堅持。卞仲耘打算繼續上學深造，遂考入已遷移到陝南的西北大學經濟系，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1941年，她在那裡加入了中共黨組織。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中共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就取代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便是有這麼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沒有人能辯解。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類似這樣荒誕的“罪名”還有很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卧室門上的大字報，這樣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文革開始后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

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髒東西。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紅衛兵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

三十多年後，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台“神州穿梭”節目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

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鄧榕等人的虎視眈眈下，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最終，王晶垚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章詒和在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此人曾在電視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該校沒有設置校長職位），和其他四位學校負責人一起，被該校紅衛兵揪到大操場上，戴高帽，掛黑牌，游斗、勞改的同時，又被亂棒橫掃，個個遍體鱗傷。她們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里，當頭淋了屎尿。宿舍樓的白色牆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卞仲耘在副校長中排名第一，被視為‘黑幫頭子’，被毆打最重。經過三個小時折磨，到下午五時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台階上，仍然有紅衛兵繼續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臟物，大聲咒罵她‘裝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輛平時運送垃圾的手推車上，不能動彈。紅衛兵還在繼續批鬥其他的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手推車旁，另一副校長鬍志濤看到手推車上的卞仲耘，兩條骼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睜開，瞳孔放散，毫無反應，只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就告訴在場紅衛兵，卞校長恐有生命危險，應當送醫院。紅衛兵怒吼道： ‘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押了起來。到了七點多鐘，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北京市委，終於把卞仲耘送到馬路對面的郵電部醫院。這時，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蓋住，上面還壓了一把大掃帚。醫生檢查時，卞的屍體已經僵硬，死亡多時了。這就是全國第一個無端被暴力毀滅的無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一副典型的紅衛兵裝束’。

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當時還有所顧忌——半月後，暴力猛然膨脹，打死人不但不須掩飾，更成為炫耀、吹牛的本錢。

王晶垚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能讓妻子慘死之後，再遭無禮切割。最後，在紅衛兵負責人要求下，醫院開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證明書上，但在死因一欄，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卞仲耘與丈夫王晶垚生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徠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後，9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垚睡的草席的邊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錶鏈被打得扭曲的手錶，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一年後，王晶垚在家裡的柜子里為妻子布置了秘密紀念堂。柜子的門是關緊的，但里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鮮花。

2006年1月27日，攝影家賀延光訪問已經85歲的王晶垚，儘管當時距卞仲耘遇害已過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對前妻卞仲耘的遺像，仍不禁黯然神傷；賀延光以相機記錄下這一時刻，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傷痛四十年》。